1月26日，武汉封城的第三天，民政部发文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公告中提出：
“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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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过往的经验，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灾害中，大量物资、志愿者涌进灾区有“添堵”、“添乱”的前车之鉴，作为慈善组织的主管部门，民政部出于维持灾区秩序的考虑，规制民间慈善力量的参与方式，这是应有之义，但指定五家慈善组织统一接收社会各界所捐款物却引发了不少争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知鼓励社会参与是好的，但没有权力要求把社会捐赠款物只交给五家组织接收。”值得关注的是，此举有可能会堵塞疫区医院向社会求助的通道。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募缴令”出后，对非民政部指定五家慈善机构的其他组织与个人，必须由医院出具申请书，才能到3M公司等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行采购。在封城第一天，微信朋友圈里一篇名为《援助湖北！捐款、捐赠渠道汇总》的文章刷屏，文中梳理了40余家湖北医疗机构向社会求助的信息，其中既有武汉市的大医院，亦不乏一些县级医疗机构。这些医院绕过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向社会求助，可以推知，其时正常的渠道已经失灵，向外界求援是疫区医院在危急关头一个重要的自救途径。封城之后，涌入医院就诊病人有增无减，医疗机构的压力只会更大。尽管在“国家队”入场之后，当地医院的物资短缺的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医院仍然对社会救助有着大量的、多样化的需求，他们显然需要更多公益机构的援助。
目前，外地慈善组织、五家指定组织与受助医院之间的关系尴尬，大量外地慈善组织（个人）显然希望直接对接受助医院，如今中间多了一个指定组织，会产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比如：指定组织会对捐赠人意愿负责，维护捐赠人的权益吗？如果不能的话，外地慈善组织如何向捐赠人交待？受助医院与指定组织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受助医院可以催快递一样催指定组织发货吗？指定组织在处理物资分配先后次序时能否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病？过往经验表明，以行政指令切断外地慈善组织与受助人联系的做法，会严重打击捐赠人的积极性。2010年“玉树地震”时，政府也有类似要求。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时，加多宝集团坚持要把钱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而非政府指定的三家慈善机构。几天后政府发文文件，要求所有基金会都把捐款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如今，历史再一次重演，外地慈善组织会在多大程度上执行民政部这一“募缴令”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一家大基金会的负责人说，目前正把物资与指定机构对接，“物资我们也运不进去，但款项就不一定走他们的渠道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民政系统注册的慈善组织须服从调配，与五家指定的慈善组织进行对接，尤其是所募得的医疗物资，须经由指定机构统一调配。但是，个人、企业、自组织并不在规制范围之内，他们仍可以各种方式与疫区医院取得联系。
一位熟悉慈善募捐的人士指出，“统缴”的做法事实上对那几家指定的官办慈善组织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没有足够人力、能力、经验以应对大规模、且紧急的物资调配工作，让外地社会力量“借资格行事”或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即让外地慈善组织以指定机构的名义在疫区开展工作，但此举也需要指定机构主要领导敢于承担责任。
贾西津认为，公益机构、社会力量分散决策应与政府统一调配相结合，才能既有力度，又照顾到多元性需求，尤其是照顾到弱势群体、被忽视群体的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可以看到政府忽视的地方，帮助弱势中的弱势”。事实上，除了支援医院，许多医院收治不了的弱势群体也十分需要慈善力量的支援，有关部门此时不应只是统一调配，还应预留空间，引导民间慈善力量灵活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国难当前，一刀切的做法弊大于利，民间公益机构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疫区的联系不应被切断，疫区医院、疫区民众也应有自由向社会求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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