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题④ | “两化”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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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和资源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打通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通道，是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视角，在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改造，优化延伸乡村生态产业链条，以及健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机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乡村振兴；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认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等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论断，充分反映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立足乡村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努力把乡村地区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通过产业化经营转化为金山银山，又要利用产业生态化保护乡村地区的绿水青山[1]。然而，由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的制度技术条件和利益关系较为复杂，在实践中还存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促进乡村振兴不充分等问题。当前，学术界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产业生态化或生态产业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较少从二者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简称“两化”）的视角出发，在阐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以期为促进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提供有益启示。
2023年 17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也是促进共同富裕所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2]。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期间指出，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只有深刻把握这一规律，着力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才能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得益彰。
产业生态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绿色底蕴”
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发展产业是“竭泽而渔”。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品质生态环境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加强高品质生态环境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产业生态化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构建乡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核心要义是按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因此，走产业生态化道路，必须遵照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对特定乡村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耦合优化。当前，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现实选择。新发展阶段推动乡村产业生态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必然，不仅是提升乡村产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应有之义，也是更加注重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总之，推动乡村产业生态化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将绿色低碳发展的价值理念、技术要求、政策取向贯穿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同时，在人口、资源及环境等刚性约束条件下，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让乡村振兴的绿色底色更加亮丽。
生态产业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绿色动能”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生态产品是乡村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从低收入人口和生态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来看，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欠发达地区“三区”高度耦合，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而导致这一“生态陷阱”现象的根源并非在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也不在于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是未能充分将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产业化的形式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产业化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产业兴旺绝不能生搬硬套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而是要依托生态资源禀赋开展生态产业化经营，让生态资源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3]。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巨大的绿色生态系统、重要的农业生产系统、独特的社会文化系统，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按照产业运作规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产品需求，也有利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4]。当前，我国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未能充分显化和量化，大力推动生态产业化，就是要顺应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把生态产品的生产和可持续利用纳入社会生产全过程，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等方式，集约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态产业化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源头活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态资源禀赋并不是特指未受损害的生态系统。在实践中，不仅有将赏花与观光农业、采摘体验、民俗文化、美丽乡村等紧密结合，通过农旅融合带动乡村餐饮、住宿等多种产业协同发展，让“村景”成“风景”，以“风景”变“钱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借花生财”的完美蜕变；还有让“残山剩水”蝶变“城市公园”、残山“造出”景点、宕口“长出”酒店及“废矿坑”变“聚宝盆”重释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换言之，生态资源具有巨大的直接价值、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只有探明适宜的生态产业化路径，才能不断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
生态环境和资源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是农业农村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攻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从而形成高水平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强大合力。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地区只侧重于产业生态化或生态产业化，导致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该论断充分阐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实质上就是乡村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乡村产业生态化是利用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通过改进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方式等途径，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高效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乡村生态产业化是立足自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按照产业运作规律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变，目的在于通过经营开发实现生态资源的转化与应用，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就是既重视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通过产业化形式转化为金山银山，又强调通过释放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红利反哺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协同共进。如果只强调生态产业化而忽视产业生态化，那么乡村地区的绿水青山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生态产业化也将不可持续；反之，如果只侧重产业生态化而忽视生态产业化，那么乡村地区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就难以得到有效实现。总之，乡村产业生态化立足于产业与生态的融合发展，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乡村生态产业化则立足于区域的生态资源优势，破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因此，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着眼长远发展而不破坏生态平衡，着手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非单纯保护生态环境，让生态产品蕴含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加充分显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还要从系统论出发，正确处理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关系，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2023年 17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生态产品具有稀缺性、增值性和普惠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更好地解决乡村产业振兴中资源要素短缺问题，有效释放广大乡村地区潜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顺利实现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2]，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肩负的重要任务。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是加快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因此必须要在完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配套政策措施上下功夫。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然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难度明显加大、生态空间管控要求落实不力、农村环境污染整治不够彻底等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出发，更加注重乡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一是需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布局生态系统保护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二是需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要求，制定差别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三是需要持续建立整体联动、开放共享的乡村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库，及时跟踪掌握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监测等信息，通过分离乡村生态环境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实现乡村生态环境数据要素跨界流动，营造多方共建共享局面。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产权归属明晰是生态产品参与市场经济循环的基础和前提[3]。加快完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制度，对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来，无论是国家的顶层设计，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探索实践，都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和保障。然而，现有的政策法规并没有对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直接履行或代理履行所有者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各类主体财权事权模糊，部分自然资源全民所有权虚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如果自然资源所有权长期处于模糊边界，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保护就会落空，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和“破窗效应”。因此，应持续推进构建并完善我国自然资源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法规法律体系，界定全民所有和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不同类型自然资源之间的边界等，通过给自然资源上“户口”，为自然资源有效监管、严格保护和所有者权益行使提供产权依据，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保护落深落实落细，真正做到有人管、能管好[6]。鉴于上述情况，一是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合理界定水流、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属、界址、位置、面积、用途等产权要素，采用自然资源“三维登记”模式对重点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进行整体登记，划清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之间、省级和市级政府之间、县级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责归属。二是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加快推进承包土地、宅基地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使用权等权利分离，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实现形式。三是稳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加快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内自然资源资产特许经营权制度、地役权制度改革，根据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要素性质、流转范围和交易需要，完善交易制度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创设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平台。
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改造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生态化是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过去乡村产业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仅给乡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不利于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化改造是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对乡村产业进行全过程、全方位改造，从而实现在发展中更好地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一是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加快调整农业结构，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在努力保持基本农田面积和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增加的前提下，以当地富有特色的土壤、气候、生物资源为依据，运用适当的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农业，顺应自然环境、不任意移植生物种群或者随意扩大生产规模，促使农业生产过程的废物、污染物实现资源化和排放减量化，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转变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方式，使其朝着有机、绿色的可持续农业方向发展。二是以循环经济理念为导向，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乡村生态工业发展主平台，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和主食加工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洁净医药、数字经济等环境敏感型产业，积极探索乡村工业产品碳标签项目，加快推动乡村工业结构上适应生态、生产中绿色循环、价值上生态赋能，实现产品在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废气处理等全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可视化，使乡村工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三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传统小商业、小门店、小集市等乡村服务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森林人家和康养基地，大力发展生态商业、生态物流、环境教育等新产业新业态，确保其运行过程中的载体、配件、方式等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走符合当地实际的现代服务业绿色发展道路。
优化延伸乡村生态产业链条
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生态资源富集地区持续推进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6]。为此，优化延伸乡村生态产业链条，需要立足乡村资源特色，打造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绿色底色足、安全可控制、联农带农紧的生态全产业链，面向市场需求并向乡村生态产业的前后端延伸、上下游扩展。一是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支持生态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实施生态产业化家庭农场培育计划，鼓励组建多种经营组织形式的“两山合作社”，鼓励发展生态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与的生态产业化联合体，加大生态产业化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二是加快整合生态产业链，充分发挥各类生态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领跑作用，为龙头企业加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创造条件。一方面，建立健全农商产业联盟、生态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产业链主体，打造一批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集群。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业和农村生活性社会化服务业，鼓励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等模式，以绿色农产品研发、地标农产品包装和核心品牌营销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不同产业链、不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三是不断延伸生态产业价值链，在不影响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对农民承包的林地、耕地、草地等生态环境要素和村集体资产进行整合，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博物馆、森林康养、湿地湖泊养生、生态滑雪场、生态科考等增值性生态产业，不断塑造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健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机制
资本下乡，不仅盘活了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有效缓解了小农户资金不足、市场销售困难、农产品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等难题，还实现了社会剩余资金、种植技术等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效衔接，助推乡村振兴进程。从全国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极大激发了资本下乡投资、地方引资入农的热情。但资本的逐利性也使得部分农业企业忽视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联农带农意识不强，导致农户难以合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3]。为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加强资本下乡引入、使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健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机制的核心要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做好当地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率等因素的调研工作，大力发展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民利用自有的土地使用权、技术、资金等要素入股，积极探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收益分配方式，把乡村产业链上游的利益重点向农民倾斜。二是努力把以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资源为依托的产业尽量留在农村，把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鼓励龙头企业与生态资源富集地区合作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小农户进入大市场。三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将联农带农能力和经营效益作为农业企业政策扶持的重要标准，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根据农业企业的履约效果予以奖惩。同时，重点解决“销售难”问题，加快完善乡村冷链物流体系，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2023年 17期
作者
沈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丘水林：福建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1]蔡雪雄, 丘水林.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进乡村振兴[N]. 经济日报, 2022-11-01(10).
[2]郭韦杉, 李国平. 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抓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2(2): 76-84.
[3]丘水林. 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府角色定位与行为边界—基于“丽水模式”的典型分析[J]. 理论月刊, 2021(8): 77-85.
[4]潘丹, 余异. 乡村多功能性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J]. 环境保护, 2022, 50(16): 12-17.
[5]中共中央宣传部, 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26-48.
[6]沈辉, 李宁. 生态产品的内涵阐释及其价值实现[J]. 改革, 2021(9): 145-15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的理论探源与实践探索”(2022JZDZ020)；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与政策保障研究”（FJ2023C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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