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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我只想用亲身经历抗拒一些人对历史的扭曲。——谢小庆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退休教授，1967年到1978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十一年的知青经历赋予了他毕生关注乡村的情怀。

正文

50年前，1967年11月16日，我和300多位北京中学生一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我插队的地方是位于中蒙边境的东乌珠穆沁旗（相当于县）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1968年12月毛主席才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其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1978年我在东乌珠穆沁旗参加了高考，从生产队直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在插队的11年中，我放羊、放牛、放马、当兽医，从未离开过牧业，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

在生产队中，马倌是技术性较高的工作。在我当马倌的几年中，我的个人收入是全大队男女劳动力中最高的，大约是平均收入的2倍，是最低收入的10倍。我不再当马倌以后，收入就降了下来，基本上只有全大队的平均水平。生产队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当时的风气是崇尚劳动，以劳动为荣。那时，我的劳动收入，即工分收入，占自己全部收入的100%，“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为零。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用自己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所得，自费游览了贵阳、昆明、石林、桂林、阳朔、峨眉山、乐山大佛、庐山、九江、南昌、上海、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

上世纪70年代在生产队中参加劳动

1970年在峨眉山

1970年在武汉

1973年在南昌（从重庆顺江而下，在九江下船，登庐山，之后到南昌）

1973年在杭州

1973年在上海

1973年在苏州拙政园

1973年在无锡梅园

1973年在南京

1975年在广西阳朔

1975年在云南石林

当然是“穷游”。那时，住小旅馆一晚只要2-3角钱。为了节省这几角钱，我也常常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

（以下内容摘自原文作者回复，有删减。）

我们队在东乌旗当时48个大队属于收入比较低的，最低一年只有1毛9，是69年大灾之后。最高一年也只有2毛6。但我有一年做了400多个工，挣了4000多分。因我的放马搭档多次被抽去站岗、基建等，我一人守马群，一天可以挣两个工。当时，呼盟的收入更高，比锡盟高。

我只想用亲身经历抗拒一些人对历史的扭曲。一种说法：“为集体干活出工不出力，只有为自己干活才会真正出力”。我自己曾经为集体干活，岂止是“出力”，是“玩命”。另一种说法是：人民公社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我经历的公社，完全是“按劳分配”，既没有按资本分配的比例，也没有按土地分配的比例。

我曾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8月（15-16岁时）共四次离京外出，足迹所到包括包头，呼和浩特，银川，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桂林，广州，长沙，韶山，武汉，郑州，石家庄，邯郸，保定，大连，天津，济南，泰安（泰山），大庆，齐齐哈尔，海拉尔，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

离京时身上钱最多一次有15元人民币，最少一次5元人民币。旅途中身上钱最少的时候只有4分钱（在山东泰安泰山脚下）。为看日出，在泰山顶过夜。一张床4角钱，可以买半张，2角。当时我与自己的同伴2人买了半张床，一人睡前半夜，一人睡后半夜。

我保留有1967年的日记：

7月14日：现在必须把每天的生活费压在2角5分之内，即使这样，也只能再维持两天了；

8月2日：我要去看“秦皇岛外打鱼船”，我要去游览一下泰山；

8月12日：早上从太平川出发向大庆进发；

8月14日：上午坐上去齐齐哈尔的火车；

8月15日：下午坐上去海拉尔的385次车；

8月17日：哪里是草原，简直是花原，百花盛开，赤橙黄绿青蓝紫，争妍斗丽；

8月20日：到达哈尔滨，住在师院；

9月3日：昨夜11点到达大连；

9月7日：北戴河简直太迷人了，她把身躯隐在绿树丛中，露出一个个红色的屋顶，她大方而不妖艳，朴素而不枯燥，自然而不做作，最美的，还是那美丽的海滩和愠怒的大海；

9月9日：早上乘车到泰安，登泰山。

8月2日日记中想到的两条儿，到9月9日，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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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明与本能，图片顺序有调整；

原标题：《有图有真相：靠挣工分自费旅游的人民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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