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本忠院士的“杂”蕴智慧求学路

导

语

应江明院士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AIE之父”唐本忠先生为《旦苑晨钟》撰写专文。首次为大家讲述他的“杂”蕴智慧求学历程-读杂书、做杂题：幼时嗜读如命，知青岁月挑灯夜读，大学时光废寝忘食，徜徉于浩瀚文字世界，遍览群籍，积聚文化内涵与丰富精神世界；研究生、博士后期间勤学苦练，广泛阅读科学文献、书籍，做“杂”乱的课“题”，游走于多学科、领域，涉猎广泛，铸就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慧眼。

作者简介：

唐本忠，世界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校长学勤讲座教授。“聚集诱导发光（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AIE）”概念的创立者，被誉为“AIE之父”。他开创并引领了聚集诱导发光材料这一中国科学家原创的新领域，对全球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往事杂议：读杂书、做杂题

唐本忠

题记：江明院士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发表的文章多为科学家撰写的回忆录，故事性强、可读性佳，有些文章颇具哲理，甚至有几分禅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揣测这可能是江先生办这个公众号的初心吧。江先生是我的前辈和朋友，一再催促我为《旦苑晨钟》写点东西。我杂务缠身，拖延至今，深感不安。最近徐扬生院士出版了一本新书：《黄昏的神仙湖》，书中有一篇文章（《微雨的早晨》）讲述了他年轻时读书的故事。徐先生在文中感慨地写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想看一本书是多么难啊”；“但我相信，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最终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艰难的时光”。俄国作家别林斯基曾说：只有经历过为数不清的逆境，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我上小学不久就被卷入到一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作为从那个混乱年代艰难跋涉过来的人，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点往事杂议，希望能给今天的年轻人一点正向启迪。

读杂书

贫穷，是我童年时期无法抹去的记忆。家中一共六位兄弟，我排行老五，加上父母，一家八口人仅靠我父亲微薄的薪水度日。家中孩子多，父母对我们的照顾无法面面俱到，属于典型的“放养式”。父亲非常喜欢读书看报。因为眼睛高度近视，父亲读书时将书贴近厚厚的镜片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喜欢读书，也许是基因的作用，也许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到：“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我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幼时家贫，可读之书寥寥无几；而我爱读书，只好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旧课本，老杂志，还有些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各类书籍，如：《林海雪原》、《朝阳花》、《青春之歌》、《狂人日记》、《激流三部曲》、《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滨逊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牛虻》、《斯巴达克思》、《唐诗三百首》、《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21世纪》等等等等。至于为什么没头没尾，可能是当时可读的书太少而爱读书的人太多的缘故吧。一本书翻的人多了，自然容易变得残缺不全。小时候读书的特点，就是零零散散，五花八门；一字以蔽之：“杂”。幼时的我喜欢收集一切带有文字的纸张，仿佛文字可以将我带入一个新的世界。在阅读中，我可以化身为少剑波与座山雕斗智斗勇，也可以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悠然南山......汪曾祺先生曾说，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汪先生认为读杂书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我读书好似也为这般，在贫瘠的物质生活中通过书本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仰望星空、神游大地......

为了能多读些书，儿时的我无所不用其极。我观察发现，废品收购站里有很多废旧书报，这对缺书而又嗜学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宝库”。父亲在供销社任职，我因此与负责废旧物品回收的李伯伯（周矶供销社）和祝伯伯（熊口供销社）等老人家混的很熟，他们从不干涉我在废纸堆翻找旧书破报。记得我曾翻到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杂志，跟老人家打声招呼，就能把那些杂志带回家，珍藏在我自己的“小图书馆”里。说是图书馆，其实就是在泥壁上钉了几块小木板。那时，我觉得这些“藏品”都是无价之宝。

那个年代孩童的游戏不多，当时流行一种叫“打方片”（有的地方叫“啪叽”）的儿童游戏——将一张或几张纸折成方片，两人或多人用自己的方片拍打对方的方片，把方片打翻过去就算赢了，可将其收归己有。我小时候玩过各种游戏，包括打弹珠、滚铁圈、捉蜻蜓等，当然也玩过打方片。那时社会治安良好，家里的门平时几乎都是敞开的。有一天我在家门口，看见邻居的熊孩子在打方片，其中一块方片我非常眼熟——这不就是我的藏书《朝阳花》吗？这部长篇小说我读了不下二十遍（因为可读的书太少），每一页纸我都熟悉。这熊孩子居然到我家撕我的书做方片！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其糟糕的印象，从此我不再喜欢打方片，因为每一个方片都可能意味着一本书的残缺。

图1. 1974年11月3日，我到湖北省潜江县熊口区贡士生产大队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落户（图1）。下乡的地方是有“江汉水乡”之称的长江冲积平原，我当时干的最多的农活就是修渠挖河。不管是炎热的夏夜，还是寒冷的冬夜，我都会习惯性地夜读杂书，颇有那么几分“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的“浪漫”。那时可读的书极其匮乏，记得我带下乡的都是那些年允许读的革命书籍，如七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等。两年后，我被招工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机械修配厂，成为一名工人。一冶主要为武汉钢铁公司服务，红钢城彼时是重污染区，空气中漂浮着数不清的微粒灰尘。当时工厂里有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而设立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业余夜校课本。我第一次走进一冶工人图书馆时，看到那些课本都积满了灰尘。图书馆的周阿姨人非常好，给了我几本数理化夜校课本。通过学习这些为工人编写的浅显易懂的数理化课本，我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考上了大学。

图2. 1978年2月24日，一冶机修厂制氧车间三八班工友在我赴穗上学前送给我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离别赠言

1978年早春，我告别一冶的工人兄弟（图2），从武汉搭乘京广线列车到广州市广东化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报到，开始了美好的大学生活（图3–4）。大学四年，我接受了系统的正规教育。大学时我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都不错。那时的同学都超级努力，学生生活非常紧张，但我仍然喜欢见缝插针读杂书。记得上大学后不久，国家少量重印了一批文革时期停止出版的“禁书”，依稀记得有《飘》、《复活》、《简·爱》、《红与黑》、《茶花女》、《悲惨世界》、《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等世界名著。我咬牙从我的奖学金中掏出一笔钱，通过朋友从学校附近的五山镇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新版名著——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记得那天我很早就跑到书店门口去等朋友的朋友上班，当我拿到那些名著时，感慨万千：这可是我听说过无数次的人类文明瑰宝啊，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大快朵颐了！为了节省火车票钱，暑假我没回家，在学生宿舍没日没夜地读完了那套珍贵名著......

图3. 1980年与高分子77级部分湖南籍同学摄于广州越秀公园。前排左起：唐本忠、徐迎宾、魏高原；后排左起：段吉文、孙群辉、林尚。这些同学后来都先后获得了国内外博士学位

图4. 1982年初，大学毕业前摄于广州

大学四年级（1981年），我参加了全国统一出国研究生考试（图5）。感谢平时喜欢读杂书的习惯，我的政治考试据说得分不少。考取研究生后，我被派往日本留学。因为不懂日语（那年研究生外语统考为英语），被教育部集中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图6）。教授我们日语的老师有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也有日本文部省派来的语言专家和数理化教授。我被分配在五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同学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又充实的半年日语培训生活（图7–9）。

图5. 1981年，我参加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合成与改性专业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为出国研究生

图6. 1982年3月10日开始，我们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培训部接受为期半年的强化日语训练

图7. 1982年4月20日，大连外国语学院培训部第一期研究生五班的同学和（中方）老师为日方派遣的日语老师庆祝生日。我那时穿着时髦的黄色军装

图8. 1982年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期间摄于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图9. 1982年8月28日，五班同学日语培训结业合影。坐在前排的是日方派来的语言专家（大阪）和数理化教授（京都），我站在第二排右起第四的位置

做杂题

1982年10月6日，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集体派出的公费留学生，我被教育部选送到日本京都大学攻读高分子合成化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图10）学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高分子科学研究如日中天，京都大学集聚了一批世界级大科学家。我的学术导师是高分子合成大咖东村敏延教授（Prof. Toshinobu Higashimura），手下有年富力强的增田俊夫准教授（Prof. Toshio Masuda）和泽本光男助手（Prof. Mitsuo Sawamoto）（图11）。增田先生直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图10. 1983–1988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高分子合成化学专业攻读修士（硕士，上）和博士学位（下）

图11. 我留学京都大学时，高分子合成讲座（研究室）阵容强大，包括东村敏延教授（1），增田俊夫教授（2）（时任准教授）和泽本光男教授（3）（时任助手，右一）。1988年（昭和63年）3月23日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东村研究室；十年后（1998年7月12日）与在京大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增田俊夫教授相逢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办的IUPAC国际高分子研讨会（MACRO 1998）（4）

初入合成实验室的我，基本上什么都不懂——在国内只接受过书本教育的我，因为没接受过实验操作与技巧的训练，对如何开展实验科学研究一头雾水。因为不会做合成，导师要我做合成之外的各种课题，包括高分子热分解、放射性降解、机械力学性能、薄膜制造、气体分离、液体分离等物理测试。我研究生期间基本就是在做“杂题”（即“杂”乱的课“题”）。我在合成实验室是一个不做合成的“异人”，虽然心有不甘，我却也乐在其中（图12），尽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个课题都做好。

图12. 在京都大学实验室开心地做物理测试（日期不详）

图13. 1988年3月25日，京都大学博士毕业留言卡。导师增田俊夫教授亲笔赠我三句名言：不忘初心（世阿弥）；功到自然成（在石头上坐三年，寒冷的石头也会变暖；达摩大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者小路实笃）

我在做自己的课题之余，总希望能学些其它的（特别是合成化学方面的）手艺或本事。有一段时间，我在晚上悄悄地帮其他日本同学合成单体，借此提高自己的化学合成水平。当然，我在实验室也抽空读了很多杂书。增田先生在实验室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收藏着大量的科学文献和书籍。记得当时读过一本介绍发光物理学的日文小册子，写得非常好。我博士期间的研究与有机光电材料几乎毫无关系，没想到那时读的杂书后来歪打正着地派上了用场。1988年3月23日，我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获得了京都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图13），结束了五年忙碌充实、丰富多彩的研究生生活（图14–16）。

图14.  1985年5月30日，参加日本高分子学会第34次年会

图15. 1986年12月31日，在飞驰的火车上聚精会神地读书

图16. 日本留学生活剪影：曾经是一把烹调好手（摄于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光华寮5楼，日期不详）

我在京都大学的导师因为他们的开创性工作（阳离子活性聚合和含取代基聚炔合成），在国际高分子化学界备受尊敬。见贤思齐，我博士毕业后的抱负是：“做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图17）。京都大学毕业后，我到住友化学株式会社大阪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从京都市左京区到大阪市此花区，我要坐两趟巴士、两趟火车；单程大约两个小时，双程就要花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在车上读了不少杂书，内容也是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因为当时对手性感兴趣，而我的博士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手性，所以我利用早晚通勤的时间，读了一些关于手性化学的书。在大阪研究所期间，我首次将手性硅中心引入炔烃单体，并成功将其聚合成具有光学活性的聚炔，在美国化学会的《Macromolecules》(《大分子》)期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自己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Tang, B. Z.; Kotera, N. Macromolecules 1989, 22, 4388）。这是我离开导师后的第一份独立研究工作，我现在还记得收到编辑部录用信时的喜悦与兴奋！

图17. 1988年4月8日，我在中国留日学生联谊会出版的《一九八八年中国留日博士研究生毕业纪念》册上总结的过往经历，并写下“将来的抱负”：“希望能做一些开拓性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1989年8月27日，我从日本大阪的关西国际空港飞往加拿大安大略的皮尔逊国际机场（图18），开始在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图19）。安大略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夏天和秋天尤其秀美怡人（图20）。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的经济相当糟糕，找博士后的位置非常不容易，因此必须在研究室拼命努力工作。尽管如此，在多伦多大学的五年里，我先后换了四个实验室，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在化学系做过高分子光降解和有机金属高分子合成、在化工系做过电控高分子液晶膜、在药学院做过药物控制徐放等……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开展新的工作，我没少读各类书籍和文献，我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各种文献。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杂乱无关的研究方向和课题，锻炼了我的快速反应和学习能力，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和视野，为我后来独立工作后在广阔的研究领域大展拳脚奠定了基础。

图18. 1989年8月27日下午4点20分，从关西国际空港乘坐加拿大航空CP2号航班飞往多伦多，开始博士后研究旅程

图19. 在多伦多大学实验室开心做化学实验（日期不详）

图20. 加拿大留学生活剪影：（上）1989年10月2日摄于与多伦多大学毗邻的皇后公园（Queen’s Park）。（下）1990年7月10日摄于位于美加边界的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

我现在工作越来越忙，没有大块的时间静下来长时间读一本书，但我仍然喜欢读杂书。我的床头经常放着一堆杂书供我睡前阅读。巴斯德说，机会垂青有准备的心灵。平时不拘一格博览杂书，也许能帮你适时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从看似杂乱无章的实验数据中提炼出闪光的创新点。

感谢李琦瑶博士和王昊然博士从我与他们闲聊中总结出这篇杂文。祝江先生的《旦苑晨钟》公众号越办越好，祝各位老师和同学享受美好的探索时光和研究生活。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