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 ——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
——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张燕玲
《南方文坛》主编、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尊敬的各位师友，早上好！初夏好风习习，八桂文学楚楚。昨天刚刚开启广西名片的新名片漓江文学之夜，今天早上又续上中国青年文学的品牌论坛，欢迎大家参加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尤其欢迎王军副馆长、蔚超主编率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不辞劳苦远道而来。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与会的嘉宾（略）。先请大家看一下三分钟短视频，回顾“今日批评家”论坛（播放视频）。通过视频，我们知道“今日批评家”是《南方文坛》坚持了二十五年的品牌栏目，已有一百四十余名全国的新锐批评家从这里走过，视频呈现了他们彼时的风貌，还留下《我的批评观》《批评家印象记》，前者新旧照片一一比对，可见今日批评家与中国当代批评史同在。“今日批评家”论坛是2010年李敬泽老师与我，以及上海周立民商定创立的，首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一年一度，第三届开始定型为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栏目批评家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批评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每届论题是李敬泽老师拟定的，深受业内关注。论坛其实是接续2001年《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办了十余年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峰会），论坛每年评出年度批评家、年度作家，东西老师就是2014年的年度作家，推出了一批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影响甚大。下面请出与我们青年论坛关联的东西主席致辞。
东 西
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
尊敬的王军副馆长，各位作家、评论家，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在这个清朗怡人的初夏，我们相约生机勃勃的南方，相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广西文联，欢迎大家莅临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对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给予广西文学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昨晚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届漓江文学之夜，期待这个地域文学新概念成为广西文化新名片。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联合主办的“今日批评家”论坛始于2010年，是以《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命名，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栏目批评家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批评家品牌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时值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论坛以“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为论题，意在以“区域”“地方”的视角，从地方性与世界性研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既符合文学的本质，也契合“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国—东盟合作等时代背景和宏大主题，是文学评论创新的一条学术路径，更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一种努力。
“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在国内文坛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广西文联非常重视作家、评论家队伍的建设，如全力支持已经实施四年的“广西优秀原创文学作品扶持”，今年还将实施广西文艺“出精品、出人才”激励计划，深得文艺家赞誉，我们希望以此提升“文学桂军”的影响力；广西文联也全力支持《南方文坛》改版，使它在全国文坛迅速崛起，并在大家的帮助下成长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南方文坛》一直致力于高品质办刊，致力于“出精品，出人才”，致力于推介广西文艺的精品力作。如持续二十五年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一百四十多位青年批评家，业已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的中坚力量。又如《南方文坛》牵头研讨的“新南方写作”，历时三年，影响与日俱增，并辐射到东南亚。近日，还入选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
此次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研讨，我们期待作家、批评家们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创新活力，激活更多新的文学思想、世界想象与未来意识，进一步为“新南方写作”赋形；期待在研讨中，在座的作家、批评家，对包括“新南方写作”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事业有新的阐释、新的创造，尤其希望广西作家、批评家，珍惜此次学习与提升的机会，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创作，讲好广西故事、中国故事。
最后，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为广西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让广西文学结出更丰硕的成果。预祝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圆满成功！
王 军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尊敬的各位批评家、作家朋友们，广西师大、民大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2000年前，东汉张衡写下“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的诗句。著名诗人余光中也说：“山水有相逢，终会到漓江。”桂林这个地方，早在秦代开凿灵渠，就沟通了湘水和漓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今日批评家”也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架起交流的桥梁，给全国各地包括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青年批评家架起交流的桥梁。
文学界有一句话：“北有文学馆客座，南有今日批评家。”2011年开始，中国现代文学馆实施客座研究员制度，到去年已经十届。这项制度有力推动了文艺理论评论的建设和发展，汇聚培养了一批积极回应时代课题、活跃在文学现场的青年批评家队伍。
从1996年以来，《南方文坛》始终致力于推动青年批评家和作家的成长，成为当代中国批评家的重阵。1998年，《南方文坛》开创了“今日批评家”栏目，以“今日”命名，旨在强调文学批评是立足中国、把握当代、面向广阔的当代文学和广大文学读者的创造实践。栏目以来自作协、高校、文化出版等单位的青年批评家为培养对象，致力于建设既具历史感又具当代性、既富当代性又富学理性、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人类共性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今日批评家”栏目每期隆重推出一位批评家，刚才介绍的引领风尚的批评大家在屏幕上亮相登场。江山代有才人出。栏目开展至今，已经隆重推出了140多位批评家，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我也想起接近一千二百年前，在桂林任职的李商隐写下“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诗句。在刚才回顾的场景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历届为“今日批评家”论坛付出辛勤汗水的文学前辈和大家。
从2011年10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亮相，从此客座研究员成为每一届今日批评家主力，每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盛事。
我相信，在新时代新征程，“今日批评家”论坛将成为展现中国风貌和风采的舞台，将持续推动文学批评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张燕玲
本届主题为“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令我想起在崇左举办的第十届，时任副馆长的李洱老师拟的论题“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它们精神相通，此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践，是细化与深化，青年论坛属于青年，后面论坛交给青年批评家主持。
李蔚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们的学术论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我主持，杨庆祥老师回应。请每位发言的老师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因为发言内容将以纪要的形式发表在《南方文坛》，所以会后可以纸质补充。首先有请这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给我们大力支持的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发言。
黄伟林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桂学博物馆馆长
2021年5月，我在《南方文坛》读到“新南方写作”的相关论文，深感这是一个好论题，果然，在不久前开展的“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中，“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在我所理解的文学地理版图中，“新南方写作”是一个相对中原写作、江南写作和西部写作的文学地理概念。因为生活工作在广西，我注意到，广西文学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已经是晚清时期。当时引起全国关注的广西文学现象，一是岭西五家，二是临桂词派。这两个作家群体，岭西五家中的吕璜曾经到浙江学习桐城派文章义法，其他人物都在京城集聚获得文学声誉。虽然称他们为岭西五家和临桂词派，但这只是籍贯意义的说法，他们的文学平台和文学传统，仍然集中于中原和江南。我们今天会议所在的地方，是桂林杉湖。与岭西五家同时代，桂林诗坛有所谓“杉湖十子”。杉湖十子与岭西五家人物有重叠，但因为杉湖十子没有集聚京城，只能算地方性文学群体，文学影响局限于广西区域，没有建立全国名声。“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我理解提出者的意思，是针对江南而言，所谓南方之南，也可以理解为南岭之南。简言之，岭南。如果将岭南这个地理概念坐实，它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广西、香港、澳门，再扩大，就是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与中原写作、江南写作甚至西部写作不同的是，“新南方写作”纳入了东南亚华语文学写作的元素。这个文学地理范围，正好与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所提出的华南作家群涉及的地理范围相同。杨义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认为，民国时期，外省作家要想获得文学成功，必须依靠北平和上海这两个平台，但华南作家群成为例外，其产生全国影响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桂林。因为这时候的桂林，因为战争的原因，已经成为文化城，为文学交流、文学出版、文学传播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资源。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新南方写作”有一个特别直观的资源优势，就是语言的多样性。民国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都曾经专门做过广西方言调查，王力更是广西玉林博白人。在岭南这片土地上，有粤语、闽语、客家语、潮汕语、壮语、瑶语、京语、苗语、侗语等数以百计的方言。我认识的广西作家，大都能使用两种以上的方言。任何一种语言的后面，都有其独特的生态体系、思维体系、文化体系和知识体系。语言的多样性，造就了“新南方写作”语言的奇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
我注意到广西作家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的劲旅。以我对广西文学的观察，我发现，广西文学自古至今，虽然其主流仍然师承中原文学传统，但其潜流，则始终流贯屈原代表的楚辞文学传统。唐代，广西出现一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曹唐，以游仙诗独树一帜，即被认为与屈原《离骚》同为一脉。1985年，广西作家试图建立自己的审美体系，提出“百越境界”的文学观念，其设想的文学根脉仍然是屈原楚辞的文学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吸纳了拉美的魔幻意识。东西认为屈原和沈从文的出现使他对南方有了好感。我想，如今“新南方写作”出现的人类学写作或地方志写作倾向，是否早已由沈从文开创。虽然沈从文是湖南作家，属于江南文学体系，但沈从文的审美倾向确实与“新南方文学”的某些追求有暗合之处。当然，沈从文的高妙在于，他的文学品质使人类学意识和地方志知识隐而不彰、焕然一新。
何 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曾经对“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有过犹疑。犹疑的原因是，和“新南方写作”对应的“旧南方写作”是什么，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锚定“旧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也是漂移的。随着这两年讨论的深入，我也在思考“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一般想象的文学地理上比江南更南的南方；也不是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的“新南方写作”强大的收编能力，以粤港澳为中心，向北陆路入福建，向南海上通南洋；甚至不是像林白、林棹和霍香结等典型文本的合并同类项，而是意识到“新南方写作”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描述和阐释视野。这就是，“新南方写作”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路线图延长线上，也是彼时某种文学精神的激活和释放。这样看，“新南方写作”不仅不是地域文化和地缘政治等简单的文学地理概念，也不是批评家和大众传媒共谋的文学空间生产。“新南方写作”激活和释放的是异质、边缘和自由的文学精神。和它构成对照的“旧南方写作”其实是已然僵化的文学陈式和审美惯例。这个“旧南方写作”其实承担了当下文学所有的“旧”。从“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生成看，所谓的“新南方写作”是北方（北京）的批评家如杨庆祥的南方设想，也是“在南方”的批评家和作家的自我发明和定义。“新南方写作”可以参考的案例是80年代寻根文学中的扎西达娃等的藏地写作，是阿城的“三王”和《遍地风流》。而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版图看，从来存在着边缘和中心的审美对峙。文学发展的动力装置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假想敌的。这样看，比如20世纪末的“联网四重奏”和“新南方写作”是有着文学革命和审美动力学亲缘性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联网四重奏”的几家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都有过或大或小的刊物转型和变法。“联网四重奏”的《花城》至今一直保持着革命的冲动。而20世纪末《南方文坛》在整个批评生态和《花城》的审美精神有着内在的呼应。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在改革开放时代，一直是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因此，如果要让我定义“新南方写作”，它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一直涌动的审美变革力量。当我们在追问“新南方写作”是什么的时候，既是匮乏滋生的幻象，也是雾霭中隐约的前路。
陈培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南方写作”成为热点之后，我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如何对“新南方写作”的边界和内涵作出清晰界定。一些学界朋友也对“新南方写作”可能的泛化表示忧虑，这些观点我都理解，不过我以为“新南方写作”并非对既定现实进行归纳概括的概念，而是对某种文学价值进行阐释，进而召唤和创造出某种可能性的概念。因为处理知识的不同态度，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概念：归纳性概念和阐释性概念。归纳性概念是从林林总总、庞杂万有的现象中提炼归纳出一般规律。归纳是人类基本的思维之一，但归纳是以一替多，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特殊都被安置进一般的类别中。所以归纳很可能制造幽灵。与归纳不同，阐释不是从多出发，而是从一出发，从最有价值、最特别的一出发，阐发其奥秘、揭橥其价值，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阐释是一种创造性的批评活动。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就是一个更偏于阐释性的批评概念，它的使命是在当下的批评现场创造崭新的远景和可能。关于这一概念，不同的倡导者，既分享着相近的共识，又有着参差多态的问题意识。这既是这个概念最被质疑之处，却也是它最具生机和可能的表征。归纳和阐释两种概念各有其可能、限度和价值，并不能互相取代，也不宜以归纳之标准要求于阐释，反之亦然。一个概念如何才能有效？这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对于归纳性概念而言，边界清楚、内涵明晰，这是基本前提。但对阐释性概念而言则未必，阐释性概念的有效性在于鲜明的问题意识及概念自身的照亮性。我们也看到，今天大量以新为名的概念不断出场，我们深知，并非任何旧概念加上“新”的前缀，就自然获得了新质和新生。所以，“新南方”之“新”，不仅在概念，更在提出这“新”之后，能否有效平衡新与心、新与真、新与善的种种矛盾。换言之，“新南方”并非全然是新的，求变与守常也是它必须处理好的古老问题。我尤其想强调，“新南方写作”应直面当代汉语的语言危机。“新南方作家”对于语言问题尤其敏感，语言危机就是我们的生命危机，所以，如何在无所不在的语言的微观死亡中，创造一种富有生机的抵抗的、重生的语言，这是“新南方写作”对当代汉语写作带来的提醒。
黄 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年来“新东北写作”与“新南方写作”相距千里而双峰并峙。我可能被视为是“东北文艺复兴”的参与者之一，我就以“新东北写作”为参照，对照性地来讨论“新南方写作”。第一点是边界，“新东北写作”的地域边界很清晰，但“新南方”指的是哪个“南方”，还没有定论；第二点是题材，“新东北写作”普遍以下岗题材为背景，但“新南方写作”并不共享相近的题材；第三点是形式，“新东北写作”往往采用“子一代”与“父一代”双线叙事的结构展开，以此承载两个时代的对话，但“新南方写作”在叙述形式上更为繁复多样；第四点是语言，“新东北写作”的语言立足于东北话，但“新南方写作”内部包含着多种甚至彼此无法交流的方言；第五点是传播，“新东北写作”依赖于市场出版、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短视频以及影视改编，“新南方写作”整体上还不够“破圈”。故而，在思潮的意义上，“新东北写作”比较清晰，“新南方写作”还有些模糊。这不是说“新东北写作”比“新南方写作”成熟，相反，“新南方写作”充满着更多的文学可能性。我认同诸位同人谈到的，“新南方”是一种气质。
林 森
《天涯》主编
非常感谢《南方文坛》邀请参加此次活动。我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仍然需要理论的有效介入。这两天，通过桂林山水，大家可以看到，“新南方”的植被如此茂密、野性，有着无限生长的活力，前些时候沙尘暴不断南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走势图，跟朋友开了个玩笑——所谓“新南方”就是沙尘暴吹不到的地方。与这种植被的活力相匹配的，是“新南方”很多尚未被书写、被重视、被聚焦的新鲜经验，这些经验既是地方的，也包含着全球性视野；这些经验是独特的，也有着普适的情感。近几年来，经常都有人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命名，仅仅是以“新××”方式称呼的，就有好几个，但为什么真正传得开，不断被大家主动阐述言说的，好像只有“新南方写作”呢？最近，随着“新南方写作”入选《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十大热点”，这甚至变成了一个热词。这是因为“新南方写作”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生长性、概括力、丰富度。很多命名之所以显得无效，是因为提出者的焦虑与局促，太想跑马圈地，没有看到文学内部潜在的力量。
第二点，“新南方写作”之所以被大家所注意，跟《南方文坛》的倡导有极大关系。《南方文坛》2021年第三期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系列文章发表之前，早在2018年前的各种场合里，就有过关于“新南方写作”的探讨，但并未形成真正的扩散。《南方文坛》以其敏锐的理论嗅觉和理论勇气，让这个概念真正成长为一个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甚至有不断破圈的趋势。我们假设一下，还有任何一家杂志比刊名里就有着“南方”二字的《南方文坛》更合适倡导这一理念吗？“新南方写作”影响的扩大，改变了某部分的文学格局，让那些充满着广阔南方风貌、气息、精神的作家尤其是此前不会被注意的一些青年作家的写作，成为被关注、被谈论的对象，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版图。这几年以来，很多作家被纳入“新南方写作”来讨论，很多作品被当作“新南方写作”来分析，很多刊物开辟了“新南方写作”的相关专辑，形成了滚雪球效应，很多人在这个概念所开辟的话语空间里看到了文学的新变。《南方文坛》这种嗅觉和勇气，让我们深思：哪些是文学的真问题、真现象？哪些是真正具有生长性的文学风潮？
王威廉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这次论坛的惊喜之处就在于黄平老师也参加，他对于“新东北作家群”有着清晰深刻的论述。他的在场，也让“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得以在鲜明比较中变得更加清晰。“新南方写作”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未完成性，相比而言，“新东北作家群”是一种追加的概念。“新东北作家群”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他们都是东北人，写的作品都与东北地域有关，因而评论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及时总结和分析。而“新南方写作”不是这样，“新南方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是谁？可以列出一堆作家，可他们就是代表吗？是，也不是，只因它是一个敞开的概念，是一种召唤，期待的是新的美学品格。从中国文脉来看，北方和江南为当代文学已经提供了很多的经典作家与作品，有些已经成为范式的存在。而西部，从地缘与经济上看似边缘，但从当代美学风格上来说，一点也不边缘，甚至还构成了强大的中心。我老家是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大家对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这种乡土美学直到今天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其实东北与江南以南的广大地域都是边缘化的，可正是因为边缘，因为提供了当代文学的新经验，才会在今天忽然有了这样的关注效应。这是“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的暗通之处。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性的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一面、晦暗的一面，城市运行的机制，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中无缝对接。今天的城市完全掌握着符号的生产，这种符号生产已经制约了整个文化的走向。现在广大的乡村也受制于城市符号的生产，而且这种城市符号的生产越来越等级化，随着网络的迅速传播迅速直达社会各个角落。我读大学时去广东潮汕地区调研，那个地方当地人自称为“省尾国角”，意思就是特别边缘。我当时的调研题目是现代媒体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当时的现代媒体主要就是电视，它对乡村秩序影响特别大，大家能够及时知道很多重大的公共事件，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还是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但如今，移动网络的普及，让地方文化的解体已经是一种趋势，大量的无节制的信息开始传播，让城市与乡村的界限一方面变得消弭，一方面变得更加隐秘的差异化。比如，很多乡村小视频也收获很多粉丝，靠此盈利，但小视频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就是村民们真实的生活吗？因此，在“新南方写作”的概念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涉及新的中国经验。“新东北作家群”书写的东北创痛何尝不是一种被遮蔽的中国经验，它与东南沿海的光鲜外壳构成的是中国当代经验的阴阳面。东北经验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它们之间是如何切换、过渡和转型的，蕴含着当代中国的隐秘史。“新南方写作”的重点不是“文学”而是“写作”，这个动词意味着这个概念不能被传统的文化地理学所束缚。这个概念蕴含着经济、文化、移民、科技等众多主题，此外，还有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才有了完整、富强的国家，大部分精力都牵涉到内部，但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要理解何为现代中国，就必须理解这个世界的状态。当代文学必须要有世界的目光，站在中国经验上思考全人类的问题。那么，在国家边界之外，首先就有一个广大的华语文化圈，从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再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量移民在西方国家，也构成了一种更加广义的“新南方写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大，回顾20世纪文学，实际上也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南方写作”现象。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加缪，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为代表的拉美一众作家，都为世界文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那些穷困不堪、被殖民、被压抑的世界南方的边缘地域，迸发出生命的原始激情，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新南方写作”理应怀抱着这样的理想高度去创作，而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博物馆式的自证。
周洁茹
香港作家
“周洁茹，197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91年开始写作，1999年为常州市文联专业作家，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离职，停止写作，赴美。2010年移居香港，2015年重新开始写作，2017年任《香港文学》总编辑，2022年离职，赴美生活，2023年回到江苏常州，现为浙江传媒学院驻校作家。”我自己看这一段，都觉得这个人真是好忙，不累的吗？但也只有自己知道，都是命定，命运的安排。年轻时只知道东奔西走，活得浑沌，没有也不必寻找缘由，中年以后，突然明白了有一种命运就是如此，自己想不想动的都得动，被动迁移，被动动荡。如果可以画一条路线图，向南方，在南方，再回南方，再在南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起点又回到起点。在香港的写作，我已经谈过很多，要记得的是我是在香港重新开始写作的，写香港，写在香港的人生与思考。在香港居住了十二年之后，又回到洛杉矶，是去陪伴我的孩子们，说起来是要照顾孩子的读书与生活，实际上却是孩子在照顾我，孩子开车带我买菜买东西，孩子放学后做饭，做妈妈喜欢吃的菜。有时候我也会想一想之前在美国的10年，写作上的表现是零，但其实是有了很大的获取，来自我真实的生活，家庭与孩子，这是很大的恩典。再次回到家乡常州，是需要照顾年迈父母，同时在离家近一些的浙江传媒学院驻校，也是又能够照顾到父母，又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写作的考虑，也能够做一点事情。我的写作与生活一直都是关联的，就现在的这个状况，三地牵挂、三地奔波，谁看都觉得太过辛苦。但我是这么想的，不安于安稳，对于我个人的写作，其实是好的。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融合，真正的融合，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地区。
朱山坡
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开放性、散发性和蓬勃生长的概念。像很多概念一样，可以阐释它，可以丰富它，也可以质疑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评论家参与进来讨论它，迅速形成了热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巨大可能性。我身处南方，能体会得到“南方”是何等野性和苍劲，它每天都是“新”的，是生机勃勃的新，是热气腾腾的新，是气象万千的新，一日千里的新……它推着你往前走，席卷而来，席卷而去。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新南方写作”的核心仍然是“写作”，用蚂蚁一般敏锐和笃定的文字描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金 理
复旦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
很惭愧，虽然我近年来也写了一些当代文学方面的评论，但从来没有使用过“新南方写作”这个字眼。保守主要来自忧虑：这会不会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和“名词障”。现在看来可能是我多虑了。谈三点意见：首先，为什么中国文学界在今天要谈“新南方”？类似“中国文学南北论”是非常古老的话题，那么“新南方写作”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为了回应什么？我看两位较早的阐释者庆祥兄和培浩兄，都表达了相近的企图：不满于“中心”的写作，试图在“边缘”进行突破。我觉得不妨更进一步，在此前黄伟林老师对“新南方写作”前世今生作文学史的梳理之外，进一步突破学科的门墙，借鉴有着相同旨趣与抱负的同盟军。比如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华南学派，在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的研究中，“华南”不只是个地域，更是一个方法论的实验场。“新南方”也不是文学地域学或风格论，而应成为文学写作的实验场，为创作与研究提供新视野。其次，如果不将“新南方”视作本质的概念而是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新南方写作”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流动、相对化的视野去处理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的命题。庆祥的批评实践中曾以“新南方”去收编黄锦树，这是很有勇气的创举。那么，“新南方写作”无远弗届的活力与概念的标识度、指涉性之间如何协调，也需要深思。最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曾面临类似责问——拿货色来。光有理论倡导不行，必须有站得住脚的作品。目前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性作品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也让我们对“新南方写作”的前景抱持乐观。
申霞艳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历时很短的“新南方写作”应该放置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结构中来考察，这个命名背后的内涵与外延就会彰显。如果说有所谓崇拜，20世纪是一个拜新的世纪，我们可以随口数出无数个带新的命名来。但经过一百年，很多“新”都汇入旧中，我们今天依然承认其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真正的转折，是五四一代以决绝的姿势与传统决裂，旧思想无法孕育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在“乡土中国”，农业文明决定土地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源，相较于北方，岭南毫无优长，是韩愈、苏轼等贬官流放之所；而地理大发现，全球商业贸易互联之后，资本、信息、科技成为资源，这时，南方的地缘优势显露出来。大湾区成为西方船舶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最早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居住在澳门学习汉语。漫长的通商经验培育了南方的商业文化气质，商业的本质是互通、协商和交换。《鲁滨逊漂流记》能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学经典，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分不开。鲁滨逊身上包孕的开创精神和生存智慧为殖民者提供了精神资源，鼓励他们去航海冒险、开拓新世界。殖民成功又进一步让鲁滨逊精神声名远播。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需要不同的精神滋养，农业文明需要的是勤劳、勇敢和隐忍精神，而商业文明更需要冒险与创新精神。高科技支持的网络、智能文明的出现呼唤新时代的精神资源。我以为“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时代的召唤，它既是地理问题、历史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其核心是我们如何看待南方，如何认识其独特的新质？早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就指出“故就中国史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斯亦奇也”。南方的意义正是在全球视野和我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凸显的。
1840年，鸦片战争在珠江口发生，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伤，也让国族蒙上阴影。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苦求索，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变被动为主动，在现代化追求和实践中渐渐获得文化自信。受进化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影响，晚清一代学者将现代性想象为单行道，将中西两种文明的空间关系通过想象叙述为时间关系，这就意味着后发现代性向原发现代性学习，东方师从西方亦步亦趋。但历史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刘斯奋、林岗的对话《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话录》揭示，全球化进程各个国家依据自身的地理和历史走了并不相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一卓见为我们走出鸦片战争阴影，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资源。同时南方的文艺创作生机勃勃，呈可喜之势：一是吸引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量剧增，获奖作品增多，影响力扩大。二是粤方言也有意识地进入文本，如长篇小说《北流》《潮汐图》《燕食记》，电影《雄狮少年》等。三是大湾区成为人口持续流入地区，每个人携带着不同的地方性来湾区生活、面对巨大的流动性进行创作，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拆借、融汇，在祛地方性的过程中建构崭新的“新南方”。
卢 桢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方是中国当代经验的辐辏点，尤其是在我们普遍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谈粤港澳大湾区的湾区文化圈建设这一背景下，“南方”的文学功能和文本效应就显得更为突出。与江南作家的南方写作相比，“新南方写作”作者的在地性经验源自地理位置上更南的“南方”，他们以一种兼具地方精神和世界视野的“在地全球”观念，描述岭南气息、海岛风情、都市氛围和科学幻景。根植于对南方植物、海洋、风暴等事物的实感体验和心理认同，他们的生命经验已经内化为文学表达的惯习，同时又与科学技术伦理、城市市民伦理以及世界公民伦理产生了愈发频繁的经验互渗。因此，“新南方写作”的文本所要承载的经验类型较之以往，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他们都没有陷入封闭的、对概念的自我循环之中，就像陈培浩较早为“新南方写作”做专栏时，便指出它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对此我非常认同。“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写作向度，涵载了诸多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正强势呼应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精神结构的调整。今天，文学现场同时容纳了“消费文化语境”“跨媒介语境”乃至“世界语境”，新南方写作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技术媒介、消费时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贯通。在一个空间、记忆、知识相互叠合、转化的时代，“新南方写作”不仅确立了文学地方性的特质，还实现了地方意识与世界精神的整合。我一直在追踪朱山坡的写作，他说过“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其笔下的“蛋镇”“米庄”，就是一个充满了寓言意味的诗性“南方”。在他的新作《萨赫勒荒原》里，作家的南方经验从中国飞向了遥远的非洲。遵从着寻找“差异性”的写作冲动，他将视点聚焦于中国援非医疗队，将南方视角运用在探索人类命运中的灵性交集上。这种意识使“南方”构成了一种方法、一个观察风景的滤镜以及一种心理上的感觉结构。源自在地经验又能自觉建构阅读世界的方法，或许是“新南方写作”的未来走向，也为它保留了更多的创造一类世界文学的可能。
张柱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评协副主席
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应该算是这几年很难得的比较集中的话题，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深受启发，也有一些困惑。我自己最早接触到南方文学的差异性，应该是在大学时候读程千帆先生编著的《文论十笺》，里面收了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主要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区分南北文学，其中隐含了“宗北”的意思，与我们今天伸张南方文学或南方写作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今天南方和北方这对概念具有多重含义，文化的、政治的含义甚至超过了其地理属性。如果说南方原本具有边缘、臣属或异质性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新南方”有什么具体的内涵？是否隐然有去中心化或自身变成中心的意义？更具体一点，不将“新南方”抽象化或隐喻化，而是立足于作家写作的实际，让南方具体可感，是不是更为有效？比如林白《北流》里的植物志和北流方言，或朱山坡笔下的台风。
刘铁群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评协副主席
我很赞同陈培浩老师说的重建语言与生命的关联，这是考察“新南方写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想以两个作家为例从微观视角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一个是霍香结，他在访谈中说：“我所不满的不是汉语，而是南方作家的委屈。不能发挥出汉语的全部精义。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在北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是不在场的，南方保存着，作为一个南方作家，调用这些难能可贵的语料是难点也是优势。”霍香结的创作就是在努力发挥这种优势。林白对语言也有理性的思考。在创作《北流》之前，林白有一个寻找语言的过程。她在创作谈中提出，自己曾经放弃熟悉的北流话，艰难地驯养普通话。是植物唤醒了她对北流生活和北流方言的记忆，也让她思考语言运用的问题。某一天，林白想起了故乡的植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写完了长诗《无穷无尽的植物》，这首诗后来就成了《北流》开篇的序诗《植物志》。在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林白穿越万水千山，向着南方的植物一路狂奔。可以说，植物复活了语言，复活了南方，复活了文学，甚至复活了作家林白，这就是林白所说的“一切死而复生”。在《北流》中，植物是笼罩全篇的氛围，是打开记忆的通道，是语言延展的方式，是塑造人物的手段，也是结构小说的形式。《北流》的语言，最初会让读者感到有些不适，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能体会到如植物般恣意舒展、野蛮生长的活力。比如写空心菜“既欢快又呻吟（病句，请保留）”，我们可以想象林白写下括号中“病句，请保留”时内心带着一点任性的痛快和舒畅，即使不符合常规表达习惯，也要保留自由流淌出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像树要开花，花要结果，势不可挡。《北流》的结构也像一棵树，评论家贺绍俊把《北流》的结构称为“后现代式的麻花结构”。我更想把《北流》的结构看作一棵树，不是指枝叶的复杂，而是像树一样动态生长，长成自由舒适的姿态。我觉得《北流》像一棵树，在创作《北流》的过程中，林白也像一棵树。作家与作品都自由伸展枝条，这是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也是“新南方写作”的姿态。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虽然新南方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理的区位，但“地理的区位”并不能自动建构一种“地方性”。无论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在现代性的概念谱系中，“地方性”都不等于“地理区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地方/地方性”是一个相对于“中心/整体性”生成的一种政治文化指认，在延安文学的谱系中，“地方/地方性”不过是“中心/整体性”实现其扩散或者整合而使用的一种话语修辞，或者说，“中心/整体性”借助对“地方/地方性”的改造和征用，完成的是文化权力的一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地方性”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洞所指，它甚至都无法完成“景观化”，因为“景观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生成有别于“中心”的内容。同样如此，在现代性的概念谱系里，“地方性”相对于“普遍性”而产生意义，它面临的危险依然是“普遍性”对其的侵蚀和征用，不过因为缺乏主权国家的强力，现代性意义上的“地方/地方性”可以以一种“流动性”的方式逃逸被整合的命运，并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这正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新南方写作”地理区位中的“东南亚”甚至“海外华语写作”的重要性，因为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的“地方/地方性”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并非所有处于“新南方”地理区位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新南方写作”——目前的一些讨论正有一种泛化的倾向——只有那些真正将“地方/地方性”从统一的“整体性”里面解放出来，并意识到了“自主性之艰难”的写作，才是真正的“新南方写作”。
李蔚超
感谢杨庆祥教授精彩的回应。无论是地域文化研究，还是区域研究，都不是我们今天首创的，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方法在包括文学研究的人文学领域始终是热点问题，而“新南方写作”无疑是有传承的思考路径。从最初听到这个概念，到近几年来的讨论，我们隐约体察到其召唤性，凭直觉和经验，我们觉得这个概念是有据可依，有话可说。无论是“新南方写作”还是“新东北文艺”都对应着新发展道路，对应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大步腾飞的事实，中国的南方无疑是走在中国式现代化前列。南方所指涉的巨大的区域不同于“何处是江南”的南方，南方的边界向前移，移到国境线之外的“南方之南”。正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腾飞，唤起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这种文化认同也逐渐清晰起来，《南方文坛》和陈培浩、杨庆祥等批评家十分敏锐，把握当下文化发展方向，召唤我们去认同、思考新南方文学的可能性和创造力，也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的重要缘由。从晚清以来，“两广”就是看世界的前沿哨所，在这里突破了思考天下的视角，开始考虑古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这里出发，中国人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提出不同于西方殖民为起点的海洋想象。讨论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是老师们反复讲的，就是《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老师即将退休，我和文学馆的同仁也在办刊，张燕玲老师对我们来说是榜样，她是优秀的批评家，是优秀的文学组织者，是优秀的办刊人，她做的事情我们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张老师也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教我们做这个事情。
张燕玲
后面请大家不要提到我，是大家帮助我，我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既然以文学批评为业，就要让审美包括与各位文友共同审美，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
曾 攀
《南方文坛》副主编、广西评协副主席
各位师友好，上半场的讨论非常精彩、非常热烈，特别是其中有交锋的地方和争议的地方在，非常难得且富有成效，毕竟我们讨论的“新南方写作”是开放的概念、未完成的概念，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激发更多的想象空间。下半场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更加年轻，也希望以更为锋锐的视角讨论“新南方写作”，为我们开拓更丰富开阔的研究畛域。首先有请来自福建的曾念长老师发言。
曾念长
福建省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海峡文艺评论杂志社社长
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如果从2018年算起，持续至今已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产出的理论成果似乎也超出了最初预期。这个议题的逻辑起点是探讨当代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增量，也许至今尚无清晰结论，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成果已然是发生在“新南方写作”内部的重要增量之一。与这个增量相对应的，是一张依据理想模型虚构出来的文学地理版图在不断扩大。我用了虚构这个词，其依据来自杨庆祥的一个事实判断。他说，在他第一次写文章阐述“新南方写作”这个命题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还缺乏充分经典化的作家和作品来支撑这个命题，因此，相较于同期颇受关注的“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是一种理论先行。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先行不是一种通常被我们贬低的理论空转，而是一种召唤的力量和期待的酝酿，恰如先有晚清时期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先行，而后才有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就当前阶段而言，“新南方写作”最值得我们珍视的，不是一种既成现实，而是对未来现实展开想象的某种理论品质。首先是对新南方的想象。新南方不是江南，而是南方以南，是传统文学版图之外的边地，乃至飘洋过海的东南亚华语文学片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一种看待南方的大历史观。自两晋衣冠南渡开始，中国经济重心渐次南移，南方一次次被发现，江南地区也逐步确立其主体性价值。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然而正是因其漫长，南方被赋予了年鉴学派意义上的长时段的特殊内涵。它是一种方向感，朝向水乡泽国的丰沛，朝向草木葳蕤的活力，朝向生机勃勃的民生，朝向恩怨情仇的民间。从长时段看，向南方去的文明运动虽然缓慢，却是一种持久的趋势。当江南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成为不断扩大的中华文明的中心部分，新南方又在哪里？正是在这个大历史视野中，汉语写作来到了当代语境，于是“新南方写作”首先以理论形式生成了自己的话语形态。它是一种瞭望式想象，是对新南方之新可能的一种探索。其次是对文学的想象。在南方以南，当代汉语文学将走向何方？张燕玲老师说，新南方写作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王德威先生说，“新南方写作”是不断尝试突破。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维度对当代汉语文学展开了想象。前一种想象赋予当代汉语文学向外连接的空间属性，最终通往如杨庆祥描述的世界文学共和国。后一种想象赋予当代汉语文学保持活力的生命属性，诚如陈培浩所言，我们探讨的，是“新南方写作”，而不是新南方文学，因为写作具有自下而上的全覆盖能力。这两种不同维度的想象，同样是建立在大历史观之上的。一种是关于世界文学空间演变的大历史观。参照卡萨诺瓦的理论模型，世界文学空间形成于15及16世纪的通俗语言革命阶段，中间经历文学版图的扩大阶段，至今来到去殖民化阶段。通过对世界文学的长时段史的回顾，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先行具有了某种独特意味。新南方不只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向南延伸，而且必然因为这种延伸而完成空间形态的跃变升级，最后生成通往世界文学的路径和方法。还有一种是关于文学革命的大历史观。这是一种更古老的，也是更深沉的大历史观。如果把文学重新还原为诗或文的运动史，我们就会发现，文学往往先于时代而自我革新。它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浮在水面上的是身子，伸入水面之下的，则是两只脚蹼。现在，“新南方写作”的一只脚蹼已伸入南方以南的海水——这里我指的是理论先行。随后我们发现，另外一只脚蹼也已在海面之下隐约可见——这里我指的是在文本实践层面，诚如王德威看到的，以陈春成为例的“新南方写作”，正在朝向另一星空或深海开放。
唐诗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新南方写作”并不是一种完成式的理论，现在不是，以后也不应该是。如果它成了一个内涵确定、边界清晰的理论概念，由此引发一种由概念到写作、由理论到批评的“知识滑行”，其意义就不大了。“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价值并非给什么作品贴标签，而是通过这个概念，能够发现什么新的问题，或者借着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一些“旧问题”有什么新启示。我在《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针对南方之南各省域文学的梳理，并非确定哪些作家作品是不是“新南方写作”，而是想以这些地方的写作来重启一些问题的思考，像对广西作家近作的考察，是想发现广西作家作品是怎么通过边缘的、地域的元素来践行先锋精神的，对福建文学的关注，是发现这里的作家如何以地方经验为基础完成一种现代精神的表达，包括对贵州、四川的梳理，都想通过考察更丰富的地域文学作品来丰富“新南方写作”内涵，同时更是拓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想象。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自“新南方写作”概念提出之后，这几年南方之南地域的作家作品，对地方经验是越来越重视，且在历史叙事、现实表现与未来想象等多个维度都实现了重要的突破。历史叙事方面，“新南方写作”带来的边缘视角带来了去中心化的文明解构效果。如《潮汐图》以一只珠江巨蛙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是对近代欧洲文明包括近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还有《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以一个边缘化、浪漫化的战俘形象，去表现二战期间参与香港战争、导致香港城市命运的各种声音，以一个软弱者的视角解构了二战期间各种文明话语。而新南方写作的当代现实书写方面，像仁科的《通俗小说》以文艺化的浪漫幻想加上城中村的生存真相，这种精神结构表现的不仅仅是城市的某种基本现实，更是以一系列寓言的方式审视现代城市与乡土的关系；还有东西、杨映川等作家笔下的现实，通过具体扎实的地域经验表达，抵入现代人的内心深处，看到的是超越地域的人性真实。再如未来想象方面，《野未来》《悬浮术》等，通过写南方广州科技化的城市现实，思考的是人类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还有很多作品可以例举，可说明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及海洋叙事等多方面，立足于南方之南地域经验的“新南方写作”，已经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开启了新的精神图景。为此，我对“新南方写作”的期待，不是对新概念的期待，而是对一个未完成的、有无限未来可能性的南方之南的写作充满期待。
陈崇正
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若要对“新南方写作”进行溯源，除了文章，很多人也提到2018年曾分别在东莞松山湖和潮州古城展开过两次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杨庆祥、陈培浩、林森等作家和评论家都参与活动。如果将这一年视为“新南方写作”的起点，那么“新南方写作”已经走过了五年了。这五年中，不断有评论家和作家加入了讨论，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有赞成也有反对，但无论如何，“新南方写作”已然成为一个敞开的概念站立在地面上，生根发芽，不断成长。特别是在《南方文坛》开辟专栏深度参与讨论以后，有许多高校文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将“新南方写作”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文坛》的参与无疑为“新南方写作”在学术论域中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从而鼓励了青年人的表达。这五年中我们都经历了许多莫测的事情，其中有欢乐与悲伤，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也涌现了一批作品。我们要看到“新南方写作”这样一个概念的成长性和共生性。从作家创作的角度看，“新南方写作”无疑为许多人提供了新视野和新坐标，让很多原来无序且自发的写作变得更加有方向。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这个概念，这些作品也会被写出。然而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新南方写作”这样一个望远镜，林白的《北流》、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林森的《岛》、王威廉的《野未来》，还有我的长篇《悬浮术》《美人城手记》，以及其他诸多新南方作家的作品，就很难被更好地看到和理解。非洲故事、海洋故事、科幻书写、村庄怪谈……这些只会作为一个孤立的角度去看待，而没有人会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和阐释。对于文学理论而言，确定的理解一定更容易把握，而面对不确定，更多的人会产生畏惧。“新南方写作”所构建的也正是关于可能性的美学，或者说，正是因为克服了对不确定的畏惧，“新南方写作”才能走得更远。与北方方正规整的街道相比，南方的街道歪歪扭扭；与那些明确的板凳和桌子相比，新南方是林木葱郁的雨林，是鸣蝉，是蒲公英和含羞草，是树根通向树冠的力，是相对于实数的虚数，是允许多解的运算。也有人一脸轻蔑地对我说，别整天给我整这些虚的，老老实实把作品写好。这话无疑是对的，这不，我现在就在做着呢——一切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事，作家都应该用心去做，故此我们才需要不断讨论“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
行 超
《文艺报》副编审
“新南方写作”是近些年批评界少有的既有共识又有广泛参与度和讨论度的一个概念。同样是地域写作的代表，“新东北文学”的出现，主要来源于几位出生于东北（尤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文学界和读者大众中引起的广泛关注，但是“新南方写作”不同，我认为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批评家的发现、创造和《南方文坛》等重要文学刊物的推波助澜。当然，这一发现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近年来，南方特别是岭南一带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家的关注。早在2016年，张燕玲老师在《文艺报》发表的《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一文，就已经敏锐发现和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几位广西作家的创作风貌。那么，为什么是“南方”？或者说，“新南方写作”在何种意义上成立？我的理解，这里面首先暗含着一种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我们知道，现代文学以来，主流的文学审美、价值趣味，基本上延续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主张的文学传统，文化中心在北方，大部分主流文学作家也是生活在北方，所以姑且称之为“北方传统”。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种种探索、实验，但是目前主流的依旧是“北方传统”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南方”的崛起，其背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于传统文学审美价值的突破和反叛，于是我们看到，这两年集中出现了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这样在艺术手法上颇多创新的作品，出现了林森的《海里岸上》、黎紫书的《流俗地》这样书写特殊生存经验的作品，也出现了王威廉的《野未来》等一大批具有人文想象力的科幻作品……我觉得这样的先锋性、探索性，就是一种特殊的、看起来杂乱无章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南方”精神。同时，“新南方写作”固然是一种开放的、行进中的状态，但也要警惕这个概念的无限扩张，我认为，并不是所有南方一代的作家作品、所有写南方生活的作品都可以被纳入“新南方写作”，如果完全没有边界，那么这个概念很有可能丧失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我心中，只有具备先锋性、探索性的“南方”精神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新南方写作”。
李 斌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新南方写作”是近年来文学批评中一个十分响亮的概念。概念的提出富有前瞻性，体现了批评家对南方文学的关切和责任。正如陈培浩教授刚才所说：这个概念是阐释性而非归纳性的。并非先有了多部成熟的文学作品，然后从中归纳而出，而是在相关作品尚处萌芽状态，批评家就事先提出了这个概念。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先例的。先有了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论，再有新文学作品的出现；先有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理论家的革命文学的提倡，再有革命文学作品的产生；先有“新南方写作”在理论上的倡议，再有被收编、被发现、被扶持以及在此理论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性别、种族、阶级上对于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关注及他们自身对于权力的捍卫和争取上同频共振，可于当下世界性文化思潮下去理解。当然，它不仅是呼应性的理论游戏，在此概念提出后，活动在“新南方”地域的文学获得了主流文坛的高度关注，相关作家由此提振了信心，有了创作精品的强烈冲动。杨庆祥等人提出的“新南方写作”成为一方文学发展的引擎，这是值得礼赞的。目前看来，这个概念尚在发育。它属于文学种类的概念，不能只有时间和空间的界定，也不能没有经典作品为依托。我们不能说用相关方言，或者书写了相关地域风土人情的作品就是“新南方写作”，也不能说收编几部已有的作品就是“新南方新作”，它必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它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特殊风格，有较为完整诠释了它的价值的经典作品。在我看来，接下来需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中深入拓展这个概念，并以此引导相关创作。从地域而言，“新南方”无论是大湾区还是包括了东南亚的相关华裔，无论是文字、文化传统、建筑风格还是相关制度，都内在于中华文明这一普遍性中。自近代以来，“新南方”一度是革命的大本营、改革开放的前沿，甚至还保存了相对丰厚的传统文化，因此集中展现了现代中华文明。如果刻意从方言、地域风貌等角度凸显“新南方”之异，可能往下的道路并不容易走通。但这个概念既然落地生根，就必然要有它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只有在普遍性的背景下方为特殊，特殊性也只有丰富了普遍性才有它的价值。如何在表现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寻求和培植不悖于普遍性的“新南方写作”的特殊风格，从而丰富现代中华文明的内涵，甚至以其特殊风格表现全人类现阶段的共同境遇，这可能是“新南方写作”行稳致远的有效途径。
李浴洋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鲁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对于“新南方写作”，学界已经热议有年。一批可以被置于“新南方”谱系中的作品近来密集问世，更使得这一话题成为文坛焦点。倘若不满足于仅将“新南方”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地域文学/文化概念的话，其间内在的跨界性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思考与讨论的主要方向。第一，“新南方”与“南洋”。近年，不但大陆批评家与作家纵论“新南方”，台湾与海外学界也高度关注“南洋”。2022年，台湾出版了两本大部头的著作：一是王德威、高嘉谦合编的《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二是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合编的《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两书都由王德威教授作序。在前者的序言中，他明确提出了“华语南洋”的概念；而在为后者作序时，他翻转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创制“想象的非共同体”，希望以“马华”的经验突破“目前体制里的文学与文化边界”，撬动“‘国家’的缝隙”“危机意识的开端”与“文学与文化爆发力的起源”。两者合而观之，形成“南洋（文学）”这一新的批评界面。那么，对于“南洋”与“新南方”两种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视野，应当如何看待两者的对话关系，以及两种不同的资源、脉络与话语在“南方”这一课题上的联动与竞争？其间的合力与张力，或许正是活力与魅力。第二，“南方性”内外。“新南方写作”之所以“新”，乃是旨在超越“南方”的界限。但这种超越又必须是通过书写“南方”来实现的。这就形成一种内在的挑战，也对于创作和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南方性”的文学，当然不是“新南方文学”，但其间的“南方性”又需要具有内向突破甚至自我超克的追求，否则大概也不具备“新南方”之为“新”的意涵。这种挑战还在更大的文学版图中展开：“新南方”之于整个汉语/华语文学而言首先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但在此基础上它又能提供哪些既与这一坐标相互关联，同时又不为“南方”符码与想象回收的经验？这恐怕将是“新南方”自我建设的关键。第三，跨学科与跨媒介。“新南方”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与跨媒介的存在。当我们讨论与“南方”有关的诸多概念时，可以关联不同的知识背景与思想网络——比如谈“华南”，离不开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支撑；谈“岭南”，则有艺术史与文化史的前提；谈“南洋”，需要考虑移民史与华人史的问题；更不用说讨论“海洋”与“岛屿”，还得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风土论”与“人文地理学”构成了所有这些言说的共同基础，想象力则是其间的不可或缺的纽带。这也启示我们，对于“新南方”也应当在一种跨界多元的网络中加以看待。
李 壮
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新南方写作”在近一两年来话题热度很高，受到了非常充分的关注讨论和理论介入。在根本上，我想这是因为这一话题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并实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所指层面，即“我们所谈论的新南方写作”；二是能指层面，即“我们对新南方写作的谈论”。就其所指层面而言，讨论“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个直指时代核心经验的话题。“新南方写作”涉及一种地缘基位性的文化想象，进而涉及我们时代重大的总体文明格局，即全球化进程及其导致的后果（成就、发展、焦虑、创伤等）。并且除了相对“务虚”的文明格局，这一话题还指涉非常“务实”的现实国家政策：它以文学话语的方式对应或呼应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概念和实践。在此意义上，“新南方写作”必然关涉着特定社会景观、阶层状况、个体情感结构和情感方式等的系统性表达乃至结构性重塑，它带有一种直指时代核心经验的问题意识，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历史性，是时间逻辑的空间表达。有趣之处恰在于此。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中提到，他未将江浙沪放入新南方范畴，因其“正在逐渐被内卷入资本和权力的一元论叙事”。换言之，是因为“旧南方”的经验语境已经过度“中心化”。但如今，“新南方”同样也在卷入这种一元论叙事甚至正因其在被卷入才显得重要。我想这并非是一种逻辑上的矛盾。新南方在与时代核心经验对接的方式和状态上，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与其他很多地域相比，其受到的“向心力”固然很大，但产生的“离心力”同样也大，这种“离心力”表征于自然景观的顽固性和文化性格的柔韧性上——二者都独特且不易改造——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文学表达。“二力”相互拉扯、激烈化合，造成了极具文学张力的“临界状态”和“窗口期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新南方写作”概念完全可以有自己的“plus版本”，即在两广+港澳+海南南洋的基础上，纳入同样极具“离心力”特点的云贵川及福建地区。而就其能指层面而言，我们对“新南方写作”的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正努力回应着当下文学理论评论的“命名焦虑”。这些年，文学评论总结、发现、命名文学现象的意愿、能力及效果，一直是备受关注甚至遭到责难的。因此所谓“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写作实践，也是一种批评实践；我们对此的谈论，不仅关乎对应的作家作品，也关乎我们评论者自身。
刘欣玥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比起对既有文学事实的归纳，或对某种内涵与外延都清晰的写作现象的命名，“新南方写作”更像是某种“询唤结构”，它仍在生长中保持敞开和未定型的状态。更值得关切的问题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问题与方法，能否为当下文学创作打开局面，带来真正的生产力。我想首先谈一下泛南方语系写作。离开“新南方”的声韵，“新南方”的神韵与诗学将无从真正地谈起。“新南方写作”呼唤一种“新的南方语言”的创造力，是为了重申汉语写作自我增殖的能力。以粤语为例，在民族共同语将立未立的晚清中国，岭南是通用语尚未能完全触及的地方，又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进入新词激增的年代，这曾推动了粤语写作的繁荣。此后，较之吴语地区，同为强势方言区的粤语地区文学经典的生产却长期陷入沉寂。林棹《潮汐图》的出现，可以说回应了超乎期待的粤语对汉语写作的突破，也制造了不小的阅读挑战。借助小说里的比喻，这项挑战如同“拆肺，换腮”。认识南方以南的新世界，需要跳出旧语言秩序与感官系统，从习得的汉语小说语感中走出，让读者与作家缔结新的语法与美学契约。这也关涉到认识坐标的调整。“新南方”有别于传统地方文学、方言文学之“新”，正在超越了中国内部“北方—南方”的二元逻辑，摆脱“南北文学”的传统讨论框架。新南方之“南方”的身份主体，不再依托北方中原政权中心的忽视、压抑或浪漫化想象，而落实在世界地理、海洋史、贸易史、殖民史与文化交往史之中。如果在封建帝国政治版图上，岭南是“南蛮舌”或“山高皇帝远”，那么在全球性的航贸图卷里，却是最得风气之先，中国与世界相遇的前沿，从明清到改革开放至今。这要求我们调整参照系，在世界坐标中认识中国南部或中国的主体性。在全球性的坐标轴里，“南方”是一种流动的方法，一个在中国与世界交互中展开的结构过程。最后是博物学自觉。在亚热带向热带过度的气候带与自然植被带上，丰富蓬勃的物候、动植物资源的文学转换，人与自然的深度共生经验，构成一种写作事实。“南方气象”也许比“南方气质”还要贴切。同是经历现代性过程与历史激变，物候的变换相对更顽固、更缓慢。作家自觉的博物学意识的介入，带来更大的时空尺寸下对于“变”与“不变”的讨论，也带来对平等、多元的生命经验，更“本能”地尊重和容许。近年来，在女性经验、弱者书写、去人类中心叙事等诸多层面，“新南方”格外能发挥优势，与宏大话语与权力结构形成持续的反思与对抗张力。一个有趣的提问是，与这种复杂的南方物候经验相匹配，“新南方”诞生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谁？最佳回答可能是，一只生活在晚清的雌性巨蛙。它甚至“不是人”，它甚至是一种彻底的文学虚构，这似乎已经足够说明什么是“南方气象”了。
石岸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当讨论“新南方写作”时，让人联想到美国南方文学。威廉·福克纳曾认为，美国内战是南方文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南方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剧烈转型，诞生了美国的“新南方”，成就了美国文学史上的南方文学。我并不是要用中国的“新南方写作”附会美国的南方文学，而是想借此表明，历史剧变、地理重组与文学流变之间存在着一般性的联系，这对于我们思考“新南方写作”也具有启发性。“新南方写作”可以与当代中国什么样的历史剧变及其地理重组联系在一起呢？这样的历史剧变或许可以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由此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它引发了重大的地理重组，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新南方”。自此以后，以广东为核心的“新南方”更明确地成为改革前沿，它更快更早地作为南方地区融入到北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同时其内部也发生地理重组，产生了中心与边缘的新秩序，例如广东与广西、湖南、海南的关系。这是我初步理解的“新南方”。它是“南方谈话”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所带动的地理重组的产物。显然，这种地理重组既包含经济秩序的重组，也规定了社会流动关系的重组，最终也是文化互动关系的重组，这一系列重组的主要区域，就构成了“新南方”的边界。在这意义上，“新南方写作”是极具生产性的概念，它不仅是最近几年来文学写作的新面向，也是回应当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的总结性写作，也就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改革中国的总结性写作。作为总结性写作，“新南方写作”或许可以整合三个“新南方”的写作脉络：以打工者文学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以地域性文学为代表的文化写作，以及以东南亚海外华人文学为代表的全球化写作。这三个写作脉络都是同一个历史剧变和地理重组的过程所激发出的三个互相交织的面向，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可以赋予“新南方写作”以更宽广的内涵和更深刻的普遍性。
霍香结
作家
大概是去年某个时候，四百突然跟我说，她要加入我们“新南方写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加入过这样一个阵营的写作。事后，找相关文章看，才知道有关“新南方写作”的文论与讨论已经蔚然成风，而被列为“新南方写作”群体的作家大多也是认识或知道的。从个人对写作的理解而言，我不赞成自己的写作被冠之以某某主义或名义的。然而，基于自己出生于南方（广西）这样一个事实，我在写作时探寻的经验富矿的确没有离开过“南方”。作为作家他要对他所持有和探寻的经验进行提炼和命名。因此，在创作之前，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以确保工作有效。在我个人已完成的长篇作品中，它们的出发点跟家族有关，跟出生地有关，它们都是个体经验最集中的体现。一个是《铜座全集》，它是一部方志体例的关于一个村庄的“全集”；其次是《日冕》，一部南方家族史诗，经验来自祖辈、父辈和个人所理解的近现代。这两部长篇就是南方的，因此，我无法否认自己不属于“新南方写作”，或忝列其中。然而，我自己又长期生活在北方，因此，我的创作是一种遥远经验的投射，我不仅仅希望它仅是“新南方写作”，而且还应该是文本事件。我深知一个南方作家写作中的艰辛，主要是语言障碍，或者说将一切变成通用语的艰辛。而“新南方写作”的崛起说明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慢慢克服了这些困难。眼下，“新南方写作”理论阐述和命名基本已经完成，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作家和作品的面貌清晰化，即地缘文学的重塑。“新南方写作”的阐幽发微对中国文学史将具有深远意义，这是昔日“南蛮之地”在近现代华夏版图中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海洋时代。过去说的美学和学理上的南北之南，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南方，是指江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南方是过去的“南蛮之地”，因此是新南方。它孕育出来的一切都将是崭新的。
邓小燕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
各位老师好！我的题目是《自然与新南方的“反骨”》。昨天在漓江上，有两个小插曲让我对桂林山水有了新的认识。一是石岸书指着一座孤峰，幻想那里有世外高人修炼武功；二是经过一处溶洞时，导游说这是本地人躲避土匪和战乱的地方。桂林的这两幅面孔显然与“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大协调，大约因为提出这句话的王正功是浙江人，他背后有一个江南文人的风景装置，而这正是“新南方写作”的革命对象。世外高人和躲避土匪的本地人都试图利用自然躲避统治和社会混乱，骨子里就是不配合，新南方的“反骨”是自然赋予的。林森曾谈到诗人沈苇来海南对他说：“你们海南岛的叶一直绿、花一直开，不累吗？”林森则认为：“我们在一种恒定丰满的绿色之中，对时间的流逝毫无知觉。”不仅拒绝了沈苇背后的江南自然图景，也颠覆了北方的时间纪律。又如林白的《北流》，草木疯长，物类庞杂，这与其杂乱的文体是相表里的。不妨看看序篇《植物志》：照耀我头顶的，是那些消失多年的大树/大人面果树大芒果树/大玉兰树大鸡蛋花树大万寿果树/大红豆树大木棉树大马尾松树/大尤加利树大乌桕树大凤凰树/大榕树大龙眼树大黄皮树大枇杷树……新南方的品格就体现在这“大”字上。雷平阳也写过一棵大榕树：大榕树上，有几个疑为逃课的少年坐在上面。那真是一个天然的藏身之所，要是他们不讲话，你从树下走过，肯定不会发现他们。可以肯定，那是他们的空中乐园，在我的注视下，他们像猴子一样，从一根树枝蹿到另一根树枝，轻盈、迅捷。小孩们逃避的是由教科书确定的文化秩序。沈从文也是逃学专家，他要去读自然和人事这本大书，这也是对中原文明的逃离。阿Q被赶出未庄后就陷入了绝望，因为江南的城乡间缺少灰色的自然地带，脱离社会秩序的阿Q无法获得农耕秩序内的蔬菜和谷物，他只能沦为小偷，即便没有革命，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但阿Q如果在广西，是否一定会死？这里或许蕴藏着新南方颠覆江南和北方的东西。王小波在杂文《椰子树与平等》中，写诸葛亮南征，但云南人不配合，因为云南人有椰子树可以完全躺平，诸葛亮就派人砍掉椰子树，云南人没办法，就得卷起来，男耕女织，孔孟之道就传播成功了。椰子树是孔孟的克星，是新南方的反骨。在乡土文学和自然写作生态转向的时代，新南方的自然野性将催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学。
罗雅琳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辑
作为新生概念的“新南方写作”应该在何种历史坐标中加以理解？我在阅读相关作品和论文时，发现其中有两组问题与中国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明确的对话关系。
第一组问题是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关系。“新南方写作”所涉及的既有广州和香港等大城市，也有很多“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小城镇，如林白笔下的北流、林森笔下的澄迈、朱山坡笔下虚构的蛋镇等。事实上，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和“新南方写作”频频致意的博尔赫斯所在的拉美相比，城镇化正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的一大特色，而且中国南方的城镇化尤为典型和成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南方小城镇诞生了值得书写的大量故事，这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素材，也使“新南方写作”得以摆脱“寻根文学”中的那种落后的、前现代的南方想象模式，而有可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命题形成共振。
第二组关系是地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在中国文学中，各个时期对于地方性的提倡从来都不是理论话语的终点，而总是蕴含着对于普遍性的强烈诉求。“新南方写作”同样具有对于普遍性的抱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相关作品对于词典、编年史和地方志等宏大“正典”文体的调用。“新南方写作”抵达普遍性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从地方性通往世界性，这是通过关于海洋性的表述、通过粤语方言在世界华语文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科幻这样一种最具现代性的文学类型等方式来完成的；另一条是从地方性通往民间性，这是一种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林白和霍香结的作品尤其体现出这一点。在1940年代中国文学关于地方性的讨论中同样出现了这两条路径，但二者在当时存在着理论冲突：从地方性通往世界性的路径被视为是精英化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地方性使中国文艺抵达世界文艺的高度；而从地方性通往民间性的路径则被视为是具有阶级性和大众性的，目的在于如何充分动员基层民众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当下，读者或许会在“新南方写作”中感到各个作家的特征难以统一，其中就存在这两条抵达普遍性的路径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性的处理，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也将在未来为“新南方写作”带来更丰富的可能性。
樊迎春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我首先想要回应培浩老师的发言，培浩老师说“新南方写作”是阐释性的概念，不是归纳性的概念，且是对可能性的阐释，但培浩老师显然也意识到了阐释性概念的危机。“新南方”这一概念得到了超出其诞生时间的过于充分的阐释，而其边界还没有得到准确的界定，这带来的问题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和现代这一概念类似的“筐”，你可以扔很多东西进去，我们可以说“新南方”是一种可能性，“新南方”是一种风格特征，“新南方”是一种精神气质，“新南方”是我们认知和讨论的与南方沾边的无数作家的文学风格和创作特质。所以如果“新南方写作”希望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坚实的，可以经典化的文学概念，或者说不陷入金理老师说的概念圈地的迷障，我们即便不做严格的地域边界的限定，也应该有对其重要的本质特征的共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讨论，“新南方写作”最重要的特征依然是地域性的，不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地域，而是存在根本性的文学症候一定是“新南方”而非旧北方也非新北方的，是独属于“新南方”的“风光”。当我们提到一个作家或者一种写作特质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定说，这是“新南方写作”，同时这种判定与作家身份和题材内容并不一定密切相关。第二点就是到底该如何定义或阐释这种本质特征。既然顶着“新”的头衔，我们其实是默认有一个“旧南方”的，这个南方可能是古人描绘的烟雨江南、小桥流水，或者是鲁迅的南方、沈从文的南方，又或者是余华的南方、苏童的南方，求新并不代表我们要与这些“旧”做截然决绝的切割，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和扬弃。我们常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南方写作”也可以是一种“南方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可以复兴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以之作为求新基础的特质和风格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失的或者说正在消失的独属于南方的民间信仰体系，可能是巫蛊传统，或者是朴素自然、与南方的山川河流相关联的民间故事、传统文化、思维逻辑等；二是具有一定排外性的南方的驳杂的语言体系，以及与这些驳杂的语言体系相关的风土人情、生活与文化痕迹；三是独属于南方的海洋精神。北方也有海，但南方的海带着下南洋或者流浪、逃离的南方性，有野蛮、雄心，也有深沉的哀伤与怨念。总之，“新南方写作”应该是在拓宽人文与艺术的边界，锻造一个有新也有复兴的异质空间。当然，我们期待的文学生态永远是多元、包容与活跃对话，无问新旧和南北。
刘月悦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院讲师
“新南方写作”其实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新的关于南方的写作，也就是燕玲老师所说的，以示区别欧阳山、陆地等前辈的南方写作，另一种是关于“新南方”的写作。王德威今年发表在《南方文坛》的论文《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从地理拓扑学的角度，勾勒“新南方写作”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恒定的、悠长的，但还有一个变动的南方、“新的”南方同样呈现在作家的写作当中。我想结合王威廉的几篇作品谈谈我的一点浅见。王威廉写作的特点在于，把现代人的困境跟新的地域经验的结合。其实在他的早期作品里，这种方式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听盐生长的声音》里，他所写的是发生在西北的故事，西北有许多显著的地理标识，但王威廉独独选择了盐湖。盐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介乎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场域，它既是一种生产又是一种景观，是现代性介入西北乡土之处，他在这样的临界之处展开他的故事。而在他的近作里，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写法。我想讨论的两篇作品，一篇是2021年的《城市海蜇》，一篇是2022年的《岛屿移动》。这两篇小说有着一眼可以辨识的“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他所关注的海洋，仍然是“人类化的海洋”，《岛屿移动》里的人工岛、《城市海蜇》里海岸线上密密麻麻的塑料袋，压迫与舒缓、逼仄与宏阔之间的间离感，使得这些被人类化了的海洋、人类在海洋里的痕迹，成为探讨人性的绝佳场域。这里是城市的B面、海洋的B面，也是人性的B面。对于此，王威廉自己有过阐述。在那篇题为《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新南方写作”的美学可能》的文章中，在他提到“新南方”的时候，他更多指涉的是地域而非文学。在此基础上，他罗列了他所熟悉的“新南方”——“这里诞生了腾讯（微信）、华为、华大基因、大疆无人机以及各种新能源电车等等”。在《城市海蜇》里，他几乎复现了这一段论述：“他发现自己没白在深圳生活这么多年，那里是腾讯的，那里是万科的，那里是华为的，他指指点点，如数家珍。”他所罗列的这些“大楼”几乎可以与林白在《植物志》中罗列的那些“大树”形成对话。或许深圳广州对于以王威廉为代表的众多我姑且称之为“南漂”的作家群体，一如北京对于我们这些北漂，那个乡土的南方、乡土的北京，是遥远的、模糊的，远不如现代性的新南方、现代性的北京切近和真实，更不如后者对我们的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影响大，我们生活在这里，也被困在这里。作为改革开放一直以来的前沿，作为中国事实意义上的科技中心，南方新城市里的新实景、新的现代性与城市人类、高科技人类的精神困境的并置，或许可以提供新南方写作的另一种美学经验和可能。
胡妍妍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如果没有“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恐怕这些在闽粤桂琼写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们，很难得到今天这样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新南方写作”为我们启动了一个认识装置，帮助我们照见和检视这些“新南方文本”。当然，“新南方写作”这个认识装置绝不仅仅朝南，我们不妨把它调过身来，朝北、朝西、朝东，朝向更广袤地域的文学，用对“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来撬动更多面向的创作和思考。
在“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身上，缠绕着许多经典的文学理论命题。比如，文学与时代。从南方到新南方，关联着从推进长三角经济带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风向，相较于二三十年前，“讲好中国故事”越来越成为文学的时代自觉，“新南方写作”不是偏居一隅的个人书写，而是深层勾连着这个时代的主题、精神与情绪。再如，文学与主体。打工作家、在岛屿写作、“新南方写作”，传播至上的文化语境里文学走向边缘而写作者却一再被推向前台，“谁来写”“在哪写”比“写什么”“怎么写”来得更有吸引力，这让“新南方写作”的姿态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更典型的，是文学与地理。在一个区域地理越来越趋同、地方性萎缩的时代，地理对一个人的影响在减弱。于是，一方面，早已有青年作家坦言：“我的故乡是互联网。”互联网时代天涯若比邻、比邻有若无的现象，正引发人们对“附近的消失”的探讨。另一方面，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写作又在举起“地方性”的大旗，哪怕对地方性的挖掘很多都依赖二手经验，哪怕地理在文学中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性和风格性的存在。“新南方写作”激发着理论阐释的活力，但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写作者而言，“新南方写作”更寄寓着对文学创造活力的诉求。评论家杨庆祥就提及，希望能以“新南方写作”的新质地，校正那些以普通话为中心的“浅现实主义写作”，后者让今日中国的写作难以进入世界文学版图。那些徒有现实表象、对现实的取材大同小异、对现实的书写不痛不痒的作品，我们应该都有感受。“新南方写作”也的确以它恣肆生长的多元叙事与多元风格更新着文学气象。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讲古说古、巫人幻术、怪力乱神沦为另一种“浅浪漫主义”。真正的浪漫不只是符号，而是物质的、身体的、经验的、情感的丰饶世界。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在向古再向古、向南再向南的开掘中，不能忘却此时此刻的书写方位；在写出今天的时代经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要去克服这个时代写作的一些流弊。在这个意义上，“新南方写作”意味着比“在南方写作”更高的要求。
刘阳扬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新南方写作”的概念从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等概念中生成出来，一方面是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更新，另一方面也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讨论视角。
海洋文化给“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新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构成其充满新质的地方性精神信仰，也更新了人际关系的多重可能。“新南方写作”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同时也具备文化属性。2019年前后，艺术上出现了以“五条人”乐队为代表的粤方言摇滚、民谣与说唱潮流，“五条人”的音乐中透露出来的自由、松弛的艺术感受与生活态度唤起了陷入精神困境的青年人的情感共鸣。在这种情势下，拥有着相似艺术气质的“新南方写作”，在表现城市形象、城市人的生活状况时，一定意义上回避了经济介入与政治话语，拓展了现代城市书写的地域性、民间性与幻想性。事实上，中国现代城市文学写作自1990年代之后，基本关注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大城市，在书写策略、人物形象和情感表现方面均出现同质化倾向，而“新南方”的城市书写主要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当下的城市文学书写经验：第一，“新南方写作”关注城市平民，以其地方性和民间性提供了观察城市的“非虚构”视角。当下“非虚构”写作的关注点已经逐渐从乡村转向城镇，越来越向工厂、城中村和进城打工者倾斜。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是“新南方写作”的发轫之地，也为“非虚构”叙事提供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如何面对1990年代之后，由于经济变革产生的人口流动、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的重组，如何呈现光怪陆离的大城市的背面，呈现如“三和人才市场”这样的现实存在，“新南方写作”以其敏锐性触及到了曾经被遮蔽的现实。第二，“新南方写作”对南方城市景观、尤其是小城镇日常景观的呈现，为当下的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一方面，“新南方写作”将繁茂、丰富的自然景致纳入城市文学，保留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特质，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城市的生态性与人文性；另一方面，“新南方写作”以多样的创作手法与叙事艺术，以魔幻、科幻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具有生成性、流动性的虚构城市景观。从空间上来看，这种缘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书写方式，以日常实感与想象幻境的双重呈现拓宽了当下的城市空间，为现代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新南方写作”从地域出发，以流动的边界、“野性”的叙述和不断扩大的可阐释性正在逐渐形成华语文学的新坐标，尽管依然年轻，但仍然以其文化的柔韧性和多样性更新了现代文学的城市书写。
相 宜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各位老师好，今天在桂林讨论“新南方写作”很开心。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抗战桂林文化城，就试图以重绘桂林文学地图来考察“独特的历史现象”。抗战时期，战争裹挟了作家们被迫迁徙和流亡，使中国文学版图发生了剧变，新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空间向西向南扩展，抗战文化中心如薪火相传般传递，在中国西南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流动着，而把这些星星点点描绘出来、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抗战文化地图，中国文学史就会呈现新的图景。近年来，地方性叙事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选择。人文地理与文学想象的空间不断被关注、被拓展，不断引诱出我们对未知地域的好奇，也呼唤我们重新想象已知地域的风物、人情与传奇。当下，备受关注的“新南方写作”，正是通过地缘文化的重新想象，使原来被遮蔽的星星点点重现五光十色，岭南风土、北流、海里岸上、粤港澳、东南亚，乃至非洲萨赫勒荒原。刚才岸书谈到美国的南方文学，让我想起学者V.S.奈保尔《南方的转折》的封面语：“纽约和加州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同样适合今天的场合：“北京和上海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呼应了林森老师说沙尘暴吹不到的南方。林森在海洋书写中不断深挖海岸文化传统，然后深潜于海洋文化。无论是老海人斗得了天地斗不过岸上世道人心，只能把老海骨祭了海的悲壮仪式，还是祖辈传承的对海洋的敬畏与自我心中不断拉扯的吸引张力，在林森的笔下因为参照物是自然、是海洋，所以底色纯粹很容易打动人。人物面向海洋成为一座一座纪念碑，面向海洋的新南方格局开阔。“新南方写作”是对南方审美的重新发现，对过去至今南方想象的继承与超越，其实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叙述抗争。如今提出“新南方”是一种边地的呐喊，一种被看见的渴望，一种书写的可能。王德威老师评价《潮汐图》时说：“这是一个青蛙到全世界冒险的故事——南方应该是一种不断的移动，不断尝试去突破的某一种力道或一种想象的可能。”我觉得可能“新南方”就像是“巨蛙”，如今被关注着穿流入海，从两广冲向港澳，冲向南洋，冲向世界，遍地隐喻、处处生花。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巨蛙走进观众猎奇的秀场，身处动物园的笼子里或在博物馆的怪物谱系中认识世界。毕竟元气淋漓的巨蛙认识世界的方式应该是生吞。一个概念的诞生和充实需要作品、作家、研究者，需要时间、地点的好风如水在历史中合力达成。今天我们在美丽南方讨论“新南方写作”，也都希望南国之树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陈泽宇
中国作家网编辑
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判断，与近年来兴起“东北文艺复兴”“非虚构写作”等话题相比，学界对“新南方写作”的表述似乎稍显谨慎。正如之前师友们所谈论到的那样，如何界定“新南方”“新北方”等诸多问题，以及“新南方写作”中的“写作”是更合适在名词或者动词的角度来理解，都左右着关于“新南方写作”在目前阶段相对保守的理论建构姿态。但保守的背后也是暗流涌动的先锋，这种学术上的审慎并非一种本质性的质疑，而是对观念史迭变的更丰富的思考。就像“大湾区文学”，一个混合了政治概念、地理概念、文化概念等诸概念共同体集合一样，“新南方写作”也是如此。其实，任何“类地域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原发性的概念，而是辐射性的，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所在地域特有的经济模式的角度出发，来对人文思维和心智结构的一种辐射。所以我想，我们这两年面对“新南方写作”的诸种讨论，其实是在21世纪自我更替和完善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珍贵的、重新审视“文学地理学”的契机。“新南方写作”当然是开放性的概念，也是一个阐释学方法登场的概念，这区别了我们漫长文学传统里关于归纳性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形态的解答。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宋朝的江西诗派、永嘉四灵，还是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桐城派，都是以一个具体地域为核心来达成的文学反映。所谓的“新东北文学”也在类似的命名惯性里，但它身上正发生的更明显的变化是，这一命名仿佛一种冥冥中的召唤，契合了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学模型和时代情势，尤其是在致思方式上具备问题导向。那么，“新南方写作”本身恐怕就是在试图提供一种别开生面的答案，一种新的概念衍生方式——在我们当前的“文学—文明”形态视域中。此外，世界史的近代以来，由于语言哲学被发明出来，随着概念的不断旅行，关涉文明的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世界到了康德那里，提问方式是“什么是什么”，等到了德里达，就变成了“什么如何可能”。那么现在，在以ChatGPT为象征的超量语言模型的生产之下，对于“新南方文学”的阐释以及之后的归纳，是否可以纳入或传导出一种新的提问方式？这可能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更具探讨意义的问题。当然，要想将这个问题完全厘清，首先还得是在目前的基础上，以更细致的文本解读来通约更多的“新南方性”标识型作品。
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首先要祝贺和感谢《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这个栏目已经开设了二十多年，始终肯定和激励青年评论家，提升青年评论家的自信心，促使大家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也让他们的观念在更大的平台展示。这样一个成熟完善的平台，除了大家刚才说的，其实还值得给出更多的赞美。今天的会议很成功，大家从“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开始，沿着这一概念的流动性、开放性、切身性，说了很多话题，拓展了这一概念本身，也把“新南方写作”这件事引向了更深、更开阔的平台上。概念跟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富有意味，一方面，概念的贫瘠或丰富影响着创作的退步或进化，另一方面，创作本身的单调或有异也促使概念不断完善自身。两者结合起来，就会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文化合力，促进文学和整个文化领域生态的完备性，从而构成丰茂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新南方写作”概念和文学创作的完备，会照亮写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以往未曾注意的现象会在概念的提示和作品的映照下崭露出来，构成更为复杂的现实，从而让概念和写作拥有更繁茂的源头活水，从而创造出更为吸引人的作品，进一步丰富文化和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只有概念与写作与现实形成良好的循环，未来的文化和现实前景才会变得更为可观。可以说，大家刚才的发言，也完美照应了今天的题目“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通过不同领域各位的共同努力，地缘、文化和想象逐渐融合在一起，在文学中完成了“新南方”概念和创作的结合，形成了完善的概念和丰富的写作。而在文学中完成的“新南方”，必将倒回来刺激“新南方”地缘、文化和想象的拓展，最终形成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张燕玲
大家辛苦了，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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