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潮州饶平有一座名叫“润丰楼”的百年客家土楼，科举时代曾经出过7名进士；到了二十世纪，又出了詹安泰、詹伯慧这对享誉当代岭南语言文学界的父子——

在潮汕地区，人们谈到潮籍学者文化薪火相传的话题时，总会提起两个名字——詹安泰、詹伯慧。詹安泰被誉为“岭南词宗”，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齐名，并列中国当代词人“四大家”。有人这样评价，“詹安泰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诗家词家都在江浙的看法”。而詹安泰的儿子——詹伯慧则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虽然后来没有继承父亲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但也受到了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现在已经年近80高龄的詹伯慧教授，还记得小时侯父亲与许多诗家词家在家里谈诗论词，经常会牵涉到语言的问题，那时的他就觉得“诗歌的根本还在于语言”，再加上从小生活在多方言的环境里，促使他萌发了对语言学的兴趣，最终走上了语言学研究的道路。在詹伯慧的成长以及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生涯中，人们总是喜欢将他与父亲詹安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几十年来，詹伯慧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讲学，也接受了国内外许多媒体的采访，他已经习惯根据对方的要求，在谈语言学的同时谈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看来都是在做与弘扬文化有关的同样事情。最近，詹伯慧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话题也从父亲詹安泰开始——

记者：詹教授，您父亲詹安泰先生虽然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点滴往事仍然存留在您的脑海中。在您记忆中，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詹伯慧：我父亲詹安泰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1926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广东潮州韩山师范教书，1938年到云南澄江中山大学任教，一直到196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病逝，前前后后四十几个年头都在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在我记忆中，他指导学生热情细致，受过他教诲的人，莫不为他那平易近人、淳淳善诱的长者风范所感动。据当年在韩山师范听过我父亲讲课的学生回忆，那时候他总是穿着一套丰顺汤坑产的夏布唐装，配一双薄底布鞋，虽然衣着朴素，但英姿飒爽、精神饱满，只有二三十岁却显得老成持重，大有儒者风度。当时他偶尔会带着孩童时期的我去韩师，我还清楚记得儿时乘火车来往潮州汕头之间的经历，父亲每到汕头，就总会有一些仰慕他的青年找他请教文学、诗词方面的问题，潮籍老作家吴其敏在一篇追忆先父的文章中就提到此事：“……每次从潮安到汕头来，一群人拥着他，听他谈文学、谈词、他总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制作的新词拿来对我们讲解，念给我们听。”

父亲在韩师时最得意的弟子蔡起贤，在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文集》上，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当年詹老师的寓所在潮州城里的胶柏街，在五间平过的楼房楼上，院子很清幽。家中的设置很简单朴素，可是满目图书。靠右边最后一间房子，就是詹老师读书工作的地方。我在学校听课之外，常常是星期日到胶柏街詹老师的书房读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书。詹老师的书对我是毫不吝啬的，我要读什么就翻什么。他曾说：‘你珍惜书籍，不弄脏弄坏，我很放心，只要你读得懂或要读的书，都可随便取阅，也可带回宿舍，细心研读。要是我偶然有一两个星期天没有到他家，他就挂电话来唤我。……詹老师的家，就好像我的家。”从这里可见父亲对门生是如何的关爱，蔡起贤先生后来成为潮汕地区杰出的国学家诗词家，对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父亲在韩师教许多门课，工作很忙，但每天回家总还没忘记要督促我背唐诗。我在进小学以前，父亲给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背诵唐诗。他那摇头摆脑地示范背诗的神态，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我还没进小学，父亲要我背诵的唐诗，大都是脍炙人口的五言、七言绝句，至今过了七十年，大都还能在我的脑子里记住。

父亲在学术造诣方面同样具有崇高的声望。他1939年初到云南澄江中大任教，当时时局动荡，人心惶惶，澄江小城一下子搬进来一所大学，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办学条件。住的是破庙祠堂，上课教室也是破庙祠堂，简直就可以称为“破庙大学”。父亲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认真讲学、勤奋写作，《滇南挂瓢集》就是在这里完稿付梓的。1940年中大再迁粤北坪石，条件比澄江稍有改进，但仍是借用当地一些机关单位的旧房子，凑合着分散安置下来。那时我们全家租住了一间泥土墙的民房，用木板隔成前厅后房，面积一共才十来平方米。父亲早期研究词学的杠鼎之作《词学研究》，就是在这里每天深夜借着昏黄的植物油灯光伏在小书桌上完成的。在中大任职期间，父亲一直深受校内师生和社会人士的敬仰，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并出任过首届广东省政协委员。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父亲最可贵之处是他能够注意主动接受新事物，积极学习新理论，力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解放初期，他曾表示“三年不读线装书”。以大量时间潜心钻研新文艺理论，用以研究古典文学。据了解，他在解放后先后系统地阅读过中外文艺理论著作两百多部，这种精神叫人叹为观止！正是在这种勇于探索精神的支撑下，父亲先后写出一批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在古典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为难得的是：父亲在试图运用新理论新观点剖析古典文学现象时，总是覃思精研，反复琢磨，并尽量多征询师友及学生的意见，若有片言可取，即马上采纳，一再修改，务求精益求精。他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学风，对学生是活生生的教育。

记者：詹安泰先生的年代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同是潮籍学者、被学界把他与钱钟书先生并称为“南饶北钱”的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当年与您父亲的交情也很深，能为我们讲述一下你们家与饶家之间的一些往事吗？

詹伯慧：早在我父亲到韩师任教后，和宗颐先生尊翁饶锷就有来往，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父亲常去那里找书看，有时会带上还是小孩的我。1932年饶锷老先生邀集一班潮州诗人喜结诗社“壬社”，父亲与饶宗颐都有参加，他比饶宗颐年长15岁，那时宗颐先生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翩翩少年，但已经在他父亲饶锷的培育下饱读诗书，熟谙艺文，是个有名的“潮州才子”。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生病不能上课，韩师急需找位老师代课，父亲就推荐了宗颐先生，也就是这一契机使饶宗颐一鸣惊人，在讲课中宗颐先生可谓出手不凡，深受学生欢迎，他的才华就在那时候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

我父亲在韩师任教十二载，在1938年时，日寇进犯广东，中山大学奉命西迁云南澄江，恰巧主讲诗词的岭南词家海绡翁陈洵辞去教席，文学院长吴康求贤若渴，驰函欲以名士身份急聘我父亲接替教席主讲诗词，我父亲答应了。在他决定离开韩师前往中大任教的时候，他念念不忘才华出众的多年深交饶宗颐先生，有意约他同往。在1939年初我父亲先是单身赴任，其后我母亲和宗颐先生相约一起，打算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越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与父亲汇合，但后来宗颐先生路上生病，抵港后为香港文化界所聘用，于是他终止了入滇，留在香港工作，从此开始了宗颐先生跟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后来我母亲就带着我与不到两岁的妹妹独自辗转入滇。我有时会想如果当年宗颐先生没留在香港而是和我父亲一起去中大工作，其人生道路会不会跟我父亲一样呢？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与饶宗颐的书信来往与诗词交流一直没有间断，直到1958年我父亲蒙冤戴上“右派”帽子，两位潮州杰出学者才无奈中断了联系。后来发生了文革， 1967年时候抄家、破四旧进行的如火如荼，父亲的文稿也难逃一劫，在红卫兵焚烧我父亲毕生心血的时候，已病重的他就扒着窗台，一边看一边流泪，幸运的是那些文稿并没有完全烧完，保留了几份，被家人偷偷藏了起来。

我父亲最终在1967年的时候含冤辞世，饶宗颐先生闻讯悲痛万分，所幸父亲的几份作品在我手中保留着。在80年代初我到日本讲学，饶宗颐先生叫我带上我父亲的诗词手稿，后来与宗颐先生相聚日本京都三缘寺，共商刊印遗稿大计，其后经宗颐先生将手稿带到香港，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才终于得到时贤何耀光先生的赏识，以《至乐楼丛书》第25卷将我父亲詹安泰诗词遗作在香港影印刊行。饶宗颐先生鼎力促成先父遗著面世的这段情节，凸显这两位潮籍前辈学者的深厚情谊，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记者：听说您走上语言研究这条道路，除了受父亲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从小生活在多方言的环境里有关？

詹伯慧：这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家在广东潮州饶平上饶山区的新丰镇润丰楼。一座典型的客家土楼，楼内的人全都姓詹，也都全讲饶平客家话：一种跟标准客家话——梅州客话有相当距离的“半山客”。饶平这个地方是潮州话和客家话兼有的双方言地区，客家话地区人口约占全县四分之一，潮州话（我们也叫它“福佬话”）地区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三 。我们家中从祖父那一代开始，詹家的媳妇都是来自县内外说潮州话地区的。这就使得我们家从来都是客家话和福佬话并用的双语家庭。女的基本上都说福佬话，而男的则基本上都说客家话。到了我这一代，自然是从小就习惯于客家话和福佬话并用。另外，我还有一个经常使用广州话的背景：父亲的大学学历是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完成的，而我则由于从小经常生活在父亲身边，抗日战争期间跟随父亲任教的中山大学来到粤北，小学就毕业于用广州话教学的汉德小学，后来高中和大学又都在广州度过，使得我从小就有了使用汉语方言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潮汕话（属闽语）、广州话和客家话的习惯。加上长期在外，对北方方言和其他方言也有较多的接触，这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学术事业一直以方言研究为主攻方向，无疑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记者：詹氏家族的家学有什么渊源吗？作为文化世家，詹家的文脉在第三代还有承袭吗？ 

詹伯慧：我家乡的客家土楼“润丰楼”现在已经被定为广东省的省级文物单位，在这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围楼中，在科举时代曾经出了7个进士，有“一楼七进士”之说。1902年，我父亲詹安泰就出生在这里一个老中医的家庭里。他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十一岁那年，他写了一首长诗，给宗族中负有重望的长者看见了，大加称赏，并把自己的诗稿交给我父亲，要他将来替他扬名传世。后来，父亲就学于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潮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山师院的前身)任教，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与诗词研究的道路。我们家当时在饶平客家地区是比较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三兄弟都大学毕业，这在整个饶平客家地区是很少有的。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到我们这一代七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和二弟仲昌上了大学，继承了父亲的文脉。其余弟弟妹妹都没有机会上大学，还被下放农村。我相信不止我家是这样，很多文化世家的后代在那个年代都中断了学业。而且过去的世家都是家里自己教孩子，现在的孩子受的教育模式完全不一样，是接受公共教育。他们大学毕业想的就是怎么谋一份工作，怎么挣钱立命，能够有兴趣搞文史研究的就更少了。所以，到了我们的第三代，詹家的文脉就基本上没有传承下去了，只出了一个著名的体育电视主持人詹俊。

记者：您是语言研究方面的专家，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如何看待在我们日常交流中，有时会遇到的这种情况：明明是一句有语病的话，却成为了日常用语。比如，本来应该说“在我来广州以前”，很多人却说“在我没来广州以前”；还有把“今天差点儿迟到”，说成“今天差点儿没迟到”，等等。这些说法都同样可以吗？

詹伯慧：这是一个关于语言规范的话题。首先要强调的是，语言规范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语言的应用服务的，也就是为了大众能够更好地进行语言交流。现在常见的“非规范”现象一般是由“约定俗成”而生。语言虽然跟逻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逻辑思维跟语言形式间并非一对一那样整齐配对，换句话说，就是任何语言中的语法表达，并不一定完全符合逻辑。除了你上面举的那两个例子，还有“大人吃大碗，小孩儿吃小碗”这句话按逻辑也是有语病的，但人们习以为常了，都知道叫他吃的不是碗而是碗里的东西。“今天阳光灿烂，到外面晒太阳去”也一样，“晒太阳”也是日常惯用的词组，很少人说“出去被太阳晒”。但是，大家都没有把这些看成病句，因为这是“约定俗成”了，可见在语言学里面“约定俗成”的威力要大过一般逻辑。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经为一些大厦称为“广场”而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过议论，认为用词欠妥；然而如今不但香港有很多成为“广场”的大厦，内地许多大小城市也陆续出现冠以“广场”的大厦了。既然已经见怪不怪，也就只好认同了。实际上现在是“广场”一词的义项增加了。

这件事对我可说是一次教训，语言规范得多等等、多看看，别忙于匆忙下断言。现在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或方言，都是以多姿多彩的面目出现，面对异彩纷呈的众多语言表达方式，我们的语言规范工作一定要冷静对待，既不要在多姿多彩的语言现象面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不要动辄看不顺眼，评头品足。千万不能令人对语言规范产生抵触情绪。一句话概括就是，“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做语言的导游”。

詹教授耐心回答问题

记者：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是否意味着各地方言将逐步消失，方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最终将被普通话取而代之？您如何看待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詹伯慧：国家推广普通话，其实质是想通过推行全社会通用语言的普通话，使原来只会说方言的人能够多学会一种全社会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实际上，普通话也是在一种方言——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是普通话的影响力比其他方言大而已。普通话发展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后，它就从方言的大家庭中上升到居于其他方言之上的地位，成为“老大”，而其他方言也就只能安于弟弟妹妹的位置上了。“既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正是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如实写照。

普通话与方言是兄弟不是“对头冤家”，就意味着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而是可以并存并用、相互补充的。例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普通话就曾从上海话中吸取了一些词汇来充实词库；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三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中一些反映新时代新事物新观念的词语也渗入到普通话中来；同样，粤语也吸收了一些普通话的词汇来丰富自己。

只有大力普及了普通话，又充分发挥了方言的作用，“推普”才算是真正成功了。这需要大家对方言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正确理解方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地域方言当然也就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了。很浅显的道理，离开了粤语这个方言载体，哪有什么粤曲粤剧可言？要传承发展远近弛名的客家山歌这一客家文化的代表，又怎能离开客家方言？大凡民俗风情、工艺美术、饮食起居、婚丧礼仪等也都无不是以独具一格的地方方言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一首千古吟诵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道出了乡音的无限情感魅力；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偶尔在他乡邂逅乡音未改的乡亲，那喜悦、亲切、激动之情，始终是普通话所难以表达的。所以，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普通话作为社会主要的公共交际用语，方言作为乡亲之间的沟通用语和家庭用语，将在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中继续相伴而存，发挥着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之前我们看一个报道，说詹教授您痛斥国内当前大学的教育状况，认为研究生不该批量生产，是这样的吗？另据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您多次应聘到境外一些著名的学府比如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学。您认为国内的高校教育与境外这些学府相比有什么不同？

詹伯慧：（先笑了笑）现在的媒体真是什么都炒作啊，我当时只是很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现在的教育很奇怪，研究生批量生产”，报道上就成了“痛斥”，不过现在国内的研究生导师的确应该量力而行，专心地培养几个学生，不要觉得越多越好。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认真重视的，就是现在国内的高校体制过于“官本位”。大学里的行政人员与教师混淆在一起，当教师同时又搞行政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教师为了能“升官”而把大量精力放在搞行政与找关系上面，忽略了学术研究。同时，一些有行政职位的教授掌握了一些特权，就会把一些好的教学资源优先分配到自己手里，其他专心搞学术的教授却无法获得丰富的资源，从而造成资源垄断，这种状况不利于大学教育。

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国外的办学经验。在国外高校里，行政系列的人一般是不能同时当教授的。除此之外，世界的前100强高校，很多是国外的私立学校，而我国的公立学校则一个也没有进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私立学校有私立学校的好处，它们具有相当强的盈利性质，为了创收而不断督促提高教学质量吸引学生。另外就是许多国外的私立学校都是教会创办的，教会每年都有许多募捐而来的钱，所以资金比较充裕。当然，国外的私立学校之所以那么多，主要是由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而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然公立学校就要多一些。依我看，首先办好公立的学校，再来带动私立的学校，才是我们教育的出路……

詹伯慧与钟文锋

在我们的会议室里，詹伯慧教授在他的学生语言学家甘于恩教授的陪同下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詹教授跨越一个世纪的回忆与讲述在两个钟头内不经意流逝了，詹家父子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品格与坎坷的人生际遇，令我们钦佩的同时不禁唏嘘不已。因为采访涉及的内容很多，每当遇到詹教授讲述不清或不全的地方，甘教授都及时给予补充说明，甘教授对老师的恭敬与细心照顾，詹教授对学生的信任与爱护有加，令我们感觉两位师生情同父子。虽然詹家的“文脉”没有很好的代代相传，但詹伯慧教授自1990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以来，迄今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29人，硕士研究生9人。如今詹教授培养的门生都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语言学界把这支富有活力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戏称为“詹家军”。詹家“文脉”正通过“詹家军”薪火相传。

（原载《广东地方税务》2011年）

图文编辑：怡然

责任总编辑：老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