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 中译本后记
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后记
贺登崧（W. Grootaers） 《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石汝杰、岩田礼合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76页；修订本（世纪文库）：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208页。本文是2003年版的后记，本次得到出版社的许可，交【语言资源快讯】公众号发表。文中用【】括起来的部分是这一次加的说明。
对于中国的方言学者来说，什么是方言地理学，好像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专门的论著。连较详细地介绍或批评这个理论的译著也很少，真正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见了。而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 Grootaers)就开始运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来研究汉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先驱。要讨论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史，不能不提到或引用他的论著。
贺登崧，1911 年生，天主教淳心会神父。主要研究领域是方言地理学和民俗学。1932年开始学习中文，1939年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进行语言研究，1945 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主持方言地理研究室的工作，于1948年离华。1950 年起在日本传教，同时进行日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参与编纂《日语语言地图集》等，是现代日本方言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1999年8月9日，因心力衰竭在东京去世。
他撰写了多篇有关汉语的论文，其中，有关中国方言地理学的论文(1943，1945b)引起了中国语言学界的强烈反响，其主旨后来用中文发表在《燕京学报》上(1948f)。
【1943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 Nécessité d'une nouvelle méthode pour l'étude linguistique du chinois. Première Partie: la méthode de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中国的语言地理学: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第1部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 Monumenta Serica (华裔学志)， VIII,103-166, Peking［本书第一、二章摘译］】
【1945b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 Seconde Partie: une frontière dialectale dans le Nord-est du Chansi. (中国的语言地理学,第2部分: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Monumenta Serica X, 389-426. ［本書第二章］】
他提倡在中国采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并对当时汉语方言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法高在《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40页)一书中说:
贺登崧曾对山西北部和察哈尔省南部的方言进行过调查研究而写成“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华裔学志1943，1945)，注重方言地理和民俗学方面。他批评史语所派太注重音律(phonetic law)，而忽略了活的语言。为了回答贺登崧的批评，董同龢在1948 年发表了《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史语所集刊第 19 本)，赵元任在1951年发表了“台山语料”，董同龢在 1960 年发表了“四个闽南方言”，都是记录长篇的对话和故事的。
和高本汉一样，贺登崧也是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语言地理学）引入汉语研究的外国学者。四十年代起，他发表了有关汉语和中国民俗的论文几十篇，并另有专著《中国地方城市宗教信仰的实态——宣化市宗教建筑物的全面调查》(贺登崧1993)。
【1993a 中国の地方都市における信仰の実態－－宣化市の宗教建造物全調査（中国地方城 市宗教信仰的实态——宣化市宗教建筑物的全面调查）。東京，五月書房,200p.（寺出道雄日译）】
【1993b The religious and cultic buildings in a North China city: the results of a complete survey of Hsüan-hua (Chahar)，August 1948, Editions Peters, Louvain,250p. （1993a的英文版）】
贺登崧所提倡的方言地理学的学说，是现代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也是方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他还根据中国的语言情况和研究的实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张汉语方言研究应该现代化。但他的主张在中国方言学界并没有产生久远的影响，以至国内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是空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古典，不重口语。在贺登崧进入华北地区开始调查研究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早已出版了，高的理论迎合了这一传统，得以在中国语言学界大行其道。这样，贺的理论就明显地处于“劣势”了。而且他的著作一般用法文和英文写作，加上当时时局等其他原因，现在很多汉语学者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可以说在中国贺登崧已经被遗忘了。
但是，他在汉语方言地理学上开创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是不应该忘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岩田礼等编译出版《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中国的方言地理学》，好文出版，东京，1994)，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搜集贺登崧关于汉语方言的论著，加以编辑增删，系统性和整体感都比较强。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第1章是导论，介绍了方言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及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背景知识; 第2-3章是中心部分，显示了作者熔语言研究和民俗、历史调查为一炉的研究功底;第4章是作者运用方言地理学进行研究的实例，有11幅方言(民俗)地图，并加上简炼的解释，可由此学习方言地理学的思路和方法。这部书全面总结了作者关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和创造性实践，两者结合起来，正好是一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材和范本。
这里，还应当介绍一下日文版编译者岩田礼。岩田礼，现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他对汉语的研究，在实验语音学、音韵学和方言学等方面都颇有成绩。近一些年来的业绩主要是以方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汉语，发表了论著多种，如《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好文出版，1989，东京) 和“漢語方言史の不連続性──漢語言語地理学序说”(静岡大学人文学部《人文論叢》，45号之2，1995)。发表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上的论文“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则是运用这门学问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例。1989-1992年间，他还主持了由日本一批中青年汉语学者参加的共同研究项目“汉语诸方言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也是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岩田礼曾师从贺登崧学习方言地理学，由他来做这一整理翻译的工作很合适，也确实做得很好。从对贺著所做的加工就能看出其功力，日译本全书加译注105条，说明背景材料，补充新的研究成果，提供进一步阅读的资料信息等，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可以说，这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很好的再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岩田礼在做此项工作时，始终和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意志，换言之，这也是作者和编译者共同劳动的结晶。
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贺登崧是先驱，后继者却并不多。除了岩田礼以外，必须提到的是贺登崧的学生王辅世教授，他于1949-50年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大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地图34幅，共162页)，可是王先生后来没有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转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了。
除了王辅世教授，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做的工作确实还不多，正如贺先生批评的，中国至今还没有真正采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确实，有好些方言著作也附有地图，如杨时逢编著的云南、湖南、四川的方言调查报告各有地图40-60 多幅。但是，方言地理学要求对地图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分布情况进行解读。这是很重要的作业，因为正是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其历史变化的过程。如果画出的地图不能让我们得到历史考察的新结论的话，那只能算是在地图上列出的词汇对照表。光是罗列语言特征的分布情况，而不加以历史的解释，并不是语言地理学。(【贺登崧:方言地図；方言調査《中国語学新辞典》光生館,1969.橋本万太郎日译】）所以，这些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地理学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对于汉语方言的分区作出了最新的解释，总结了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但因编辑方针不同，没有收语言特征的分布图，当然也没能作进一步的历史分析。
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绩最大的是岩田礼，太田斋也有论文“方言地理学研究二则”(《神户外大论丛》43-2，1992)等。另外，先后由岩田礼、平田昌司和远藤光晓分别主持的三项有关汉语方言的共同研究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每次都发表了一册《汉语方言地图集》，作者们都努力对资料作理论的解释，加深了对汉语某些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了解。(参见Iwata，R.(岩田礼)1995：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ese Dialects，CLAO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4.2.；石汝杰1996:“汉语方言研究的新天地——评平田昌司主编《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 CLAO 25.2.) 【石按：岩田礼还主编了《漢語方言解釈地図》(白帝社，2009)、《漢語方言解釈地図》（続集）（好文出版，2012）。】 苏联(今俄罗斯)的扎维雅洛娃（О.Завьялова）在论文“官话区内部的地理分界”(英文，日本CAAAL 21号，1983)和《中国的方言和普通话》一书(Диалект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в Китае，和Е.Астрахан等合著，Наука（科学出版社），1985，莫斯科)中，也采用了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应该说，贺登崧这部书的出版给中国学者提示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虽然为时甚晚了，但是，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并没有过时。正如岩田礼在日文版的前言、后记中说的，今后汉语方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方言地理学的课题，前景还是很可乐观的。
对于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者来说，如何把方言地理学的理论运用于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这一理论结合起来。比较合适的方法是既要充分利用汉语悠久的历史中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尤其在音韵方面，可利用《广韵》系统来整理方言音系，这样做简便快捷；同时又要十分重视活在民众口中的语言。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前言(83页)中转达的赵元任的话也赞同这一点:
去年九月间本篇初稿将成之时，赵元任先生从美国来信，有云:“Momumenta Serica 上有一篇 W.A.Grostears (sic!)写的文章，谈近年中国语言研究。他批评咱们的工作像Neo-grammarians，就是说太以 Phonetic Law 为主。我觉得他批评得对。不过我们的理由是，如以Phonetic Law 为主，用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我看过之后就想: 我们已表现的工作固然像 Neo-grammarians，但是我们实在也没有忘记 Phonetic Law 以外的事。本篇虽然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研究报告，他的作法也可以作个事实的表现吧。
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处理得更好一些，目的当然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活的方言，以促进对整个汉语的更精深的研究。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推动汉语方言研究更深入地发展。
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是由我和岩田礼先生共同完成的。先由我根据日文本翻译成中文，翻译时参考了作者用英文和法文写作的原文。然后，由岩田审核校正，同时纠正了原著及日文本中的一些小差错。原著写作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所以有些行政区划的名称还是旧的。我们在相应的地方作了说明，正文中则不擅作改动。经过两年多的工作，除了面谈外，还通过因特网反复交换文本，这样大概能减少差错，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和错误，主要应当由我来负责。
我们荣幸地获得了柴田武教授的赠序，这为本书增色不少。柴田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方言学家，也是贺登崧教授多年的老友，由他来写序是再合适不过了。日文版出版者东京“好文出版”社长尾方敏裕先生同意无偿转让中文版的出版权，上海教育出版社慨允出版，以使这本著作得以早日与中国学界见面。对这些，我们都要表示衷心的感谢。遗憾的是，作者贺登崧先生生前没能看到中文版的出版。现在终于能实现他的夙愿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按：以上是中文版第一版的后记。】
本书在2003年出版后，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在多方面取得了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语言地理学的学说也开始进入了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域，有了初步的成绩，当然，要深入地理解这一理论并进一步用于实践，还有很多问题。现在有出版修订本的计划，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情。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此次修订，主要是订正一些文字上的讹误，并增加了日本学者在汉语方言地理学上的论著目录。
【作者按：以上是中文版修订版的后记。】
1947年生于苏州。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复旦大学（汉语专业，硕士）。曾在苏州大学教书，2006年至今，任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担任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和汉语语言学的教学。主要著作：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月，915页/ 《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2月，272页/ 《吴语文献资料研究》，（日本）好文出版，2009年3月
图文编辑：张钟晶
责任总编：老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