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 | 我和湖南的不解之缘
我本是湖北武汉人，1955年毕业于武昌艺术师范，同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大前身)中文系。
四年后，即1959年从中文系毕业，被留在了学校，分配的专业是现代汉语。根据需要，我必须更多地或者说主要是承担语音教学。
为了搞好教学，也为了适应在方言地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需要，我一方面关注普通话与方言对应规律的研究，一方面加强朗读教学，并大力开展朗诵活动。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关于提高朗读与朗诵能力的小册子《诗的朗诵》。在那一段时间，我曾应省教育厅聘请，举办过全省教师普通话培训班。
1980年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为期一年的音韵与方言进修班，除学习多门专业课程外，还在颜逸明教授的指导下，抽出较多时间投入方言调查的实践。在此期间收获最大的是对于宜兴闽语的调查。其后我又以同样的方法调查了老派上海方言。
1981年回校后，系里安排我开了一门新课：方言及方言调查。
1981年11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我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李荣先生约见了我们湖南代表，谈话中强调对湖南的方言先要作重点的深入调查，然后再逐步扩大。先生还介绍了1974年在台北出版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并在会后不久让语言所复印了一套，从北京寄给了我们。
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湖南代表回湘后，由湖南省语言学会中的方言研究会及时筹备并举行了首届湖南方言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学会编辑出版了《湖南方言专辑》(《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
1983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合肥举行。参会的湖南代表带去了《湖南方言专辑》(共计18篇论文)，内容丰富厚实，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会后不久，我应邀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课题《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从第二届年会开始，我被选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
1989年我申报的“七五”社科基金项目“湘南土话”获批立项，这使我有机会深入湘南地区调查复杂的土话。
八十年代后期，我和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合作编纂了三个分册的《长沙方言词典》(油印本)，曾经很难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但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终于迎来了一次机遇。1990年底，我应邀参加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县召开的一次业务工作会议。会议内容是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纂任务及其计划。会上鉴于长沙方言词典的编纂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被要求列入第一批出版的计划。长沙方言有新派与老派，原编写的油印本采用的是新派音系，此次会上李荣先生确定要用老派音系。这时我曾于1981年记录过的老派长沙音系正好派上用场。
1993年10月，《长沙方言词典》作为国家“八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之一正式出版，1998年12月又出了第二版，即增订重排本。
除了“八五”课题之外，我又应侯精一先生之邀，参与了“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既完成了语料库中的《长沙话音档》，又完成了概况库中的“湘语篇”。
九十年代后期学术活动日趋频繁，除发表一些论文之外，还以较多精力重点投入了《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的编辑工作。《东安土话研究》和《长沙方言研究》(合著)都在这套丛书之列。
积聚我们语言专业集体之力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共15种)是学术研究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和有力的创新举措，它对于当时我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申博的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由于我们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全体老师的全力拼搏，1998年上了博士点。作为这个点的方向之一，方言在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在担任指导教师期间，我尽心尽力，不敢松懈，至2010年截止，我送出了16位博士。
（鲍厚星教授在第19届全国汉语方言学术年会上宣读论文，2017年10月11日，江西南昌大学）
进入新世纪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湘语研究，一个是湘南土话研究。工作量比较大一些的是主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2006年完成的《湘方言研究丛书》，共计5种，我在其中写了《湘方言概要》;一套是2016年完成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丛书》，共计10种，我在其中写了《湖南江永桃川土话研究》。
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部署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南语保工程项目正式启动会议于2015年12月25日在长沙举行。我被聘为湖南省语保工程核心专家组首席专家，深感责任重大。2017年2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会在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受聘为咨询委员。
（鲍厚星教授在第19届全国汉语方言学术年会上发言，2017年10月12日，江西南昌大学）
作为一个老年方言工作者，能在有生之年赶上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实在令人欢欣鼓舞。我将尽我所能，为努力实施湖南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计划贡献力量。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从1955年到2017，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和湖南的确是有缘之人。由湖北而湖南，从一个年轻的学子变成一个老年的湖南方言工作者，是一步一步天长日久变过来的。说到缘分，我的教学生涯也好，我的科研事业也好，我的家庭园地也好，无不深深打上湖南的烙印，所以，我要说，我和湖南确确实实结下了不解之缘。
(《鲍厚星湖南方言论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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