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澄观察 | 集思广益，共绘载人航天发展蓝图（三）

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黄志澄

为了部署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1991年6月29日，“863—2”领域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在2010年稍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为了准备这次汇报，屠善澄先生作了精心准备，汇报稿先后修改了19稿。就在汇报的当天上午，屠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还指出：“稿子我改了几处，很难处理的是第二、三、四页总结国外经验教训的提法，你改的稿子似过繁，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措词。另外，我觉得把近地轨道、登月分开写也不顺，所以又改回去了。很匆促，文字上请费心仔细顺一顺，不必再送我看了，请与舒昌廉、王寿云同志商酌后报朱主任。”

在这次中央专委会的会议纪要中指出：“从科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考虑，倾向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目标设想，但此事关系重大，需向泽民、尚昆同志报告听取他们的意见后，于近期内再开一次专委会议作出决定。”

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专家委员会进一步论证了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意义和作用，组织了载人飞船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的前期论证工作。实际上国内各界对我国搞不搞载人航天，一直存在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整配套的航天研究、设计、试验、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体系，研制成了“长征”型系列火箭，先后发射了数十颗卫星，中国是继前苏联和美国第三个掌握航天器返回技术的国家，并且开展对外业务，已进行了20多次成功的商业发射，完全有能力搞载人航天工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搞载人航天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对空间材料加工的效益还看不准，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还有许多人温饱问题都没解决，怎么要去搞没有效益的事情呢？再说跟着别人屁股后边跑也没什么意思。在前阶段对发展载人航天的途径存在很大争论时，关于我国搞不搞载人航天的争论并不激烈，但当大家已经统一了以载人飞船起步后，关于我国搞不搞载人航天的争论又再次出现了。当然，首先听到这些不同意见的是我国科技界的领军人-钱学森先生和朱光亚先生,从而他们多次要求专家委员会研究载人航天的意义的作用。

钱学森先生早在1987年1月5日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组织的航天领域情报分析会上就指出：“要对广大的干部和人民做认真的宣传和教育，倒不是说要发布什么消息，说明我们如何如何搞，而是要说清楚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航天技术，这从一般的道理上讲完全可以说得通。或者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讲清楚，或者说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讲清楚。从前我说过，人类的发展从陆地到海洋、大气层，后来又到天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89年8月12日钱学森先生在听取屠善澄先生的汇报时又提出“人送上天，到底干什么？不清楚。美、苏是为了政治竞赛。比国威，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对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上天，萨格捷也夫就很不以为然。人上天到底对国家起什么作用？空间生产可以干些什么？划得来，划不来？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没有搞清楚。我的看法是这些大问题要研究。国家决策部门听了你们的意见后，对原来中发[1986]24号文件讲的载人航天，应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我们展望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应出一个新的文件。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在50年代要搞两弹是国家最高决策，那也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1989年12月，朱光亚先生和王寿云同志联合写成了《对载人航天的再认识》一文。这篇文章指出：

“航天技术能实现人类摆脱地球局限进行探索和开发的追求，并显示一个国家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上的竞争力。随着人们认识到他们国家航天技术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民族自豪感随之增长；随着其它国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航天技术的能力和成就，这个国家的威望也随之提高。特别是载人与不载人相比较，由于人本身进入空间活动可以更生动地体现人类打破地球局限进行探索与开发的追求，在取得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威望上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

“如果仅仅考虑国家威望，那么关于载人航天计划的最后决策，必然是主要根据非技术的因素作出，而这基本上属于政治程序方面的问题。这正是以往支配苏、美两国决策当局的思维逻辑。两国的载人航天计划都取得了国际威望，但是也有种种教训。”

“人上天到底干什么？到底对国家起什么作用？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世界范围在航天技术领域的竞争？等等，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与分析。我们认为，一项深思熟虑的国家威望计划，必须既要包含可见到的重大成就，同时又应是一项健全的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军事应用计划。对载人航天意义的再认识，必须从军事的、技术和科学的方面来深化。”

由此，在1991年下半年，专家委员会组织一系列的调查会，详细研讨了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意义与作用，并研讨了我国载人航天的商业化与军事应用潜力。与此同时，专家委员会还深入了解了当时航空航天部组织的飞船方案的论证，并组织了相应的发射场系统、测控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的方案研究。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汇报了《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意义与作用》，报告指出：“发展我国适度规模的载人航天能力，将使我国在21世纪初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将使我国在未来多极的世界格局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技术诸方面有较大的主动性。”“载人航天的应用目前仍处在试验阶段，但已显示了军事应用潜力和商业应用前景。其发展的重点是军民两用对地观测、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材料科学及材料加工。载人航天技术达到相当成熟、载人航天器具有回收较大载荷能力并有一定在轨操作功能时，空间维修（以及装配、加注、替换等）也将成为提高空间系统总体效益的实用手段。”在这份报告中，还汇报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初期任务安排设想。这次会议决定，在“863-2”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负责，组织进行载人飞船工程的技术可行性论证。

在1987到1991年间，“863—2”领域专家委员会完成的论证工作，是我国航天发展中完成的最庞大的、最复杂、难度最大的系统工程论证工作，不仅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顺利立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在这5年中，专家委员会除了完成综合论证外，还不失时机地对已经看准的、共同性的关键课题如空间应用、发动机和空气动力学等，安排了预研工作。

专家委员会在这次论证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是：

1．从国情出发确定近期目标，并注意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衔接。在确定实现我国载人航天的近期目标和发展途径时，确定以载人飞船起步，是在考虑了技术进步、经费额度、进度要求和兼顾长远目标等诸多因素而作出的最佳选择。根据这个选择，进一步提出了我国载人航天的总体发展蓝图。另一方面，在确定总体发展蓝图的长远目标时，十分注意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衔接。对于长远目标中一些尚未看准的问题如空间站的规模、大型运载火箭的方案和先进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发展途径等，都留下了可以再次决策的余地。

2．采用了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在论证中采用了开展概念研究和编制总体发展蓝图反复迭代，大系统、主题、专题、课题等各不同层次的论证工作同时展开并注意协调、衔接的系统工程方法。制定总体发展蓝图和各主题、专题的概念研究是一个互相迭代的过程。制定总体发展蓝图必须根据各主题、专题在概念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而各主题、专题的概念研究又必须以总体发展蓝图为依据。例如，根据总体发展蓝图的要求，将我国研制出大型运载火箭的时间，从原定的2000年推迟到达2005年或更晚。专家委员会除了组织两个主题专家组进行论证外，还请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航空航天部620所和中国科学院等4个单位进行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的概念研究，并请原国防科工委设计所进行航天发射场和返回场的概念研究和请原国防科工委测通所进行测控通信网的概念研究。上述这些论证工作，由专家委员会组织交流和统一协调，并进行多次迭代。上述这种科学的系统论证方法，不仅提供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论证工作的范例，而且也为我国开展其它大型系统工程的论证，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3．充分发扬了技术民主。在这5 年中专家委员会召开了近70次会议。两个主题专家组也分别召开了多次会议。在每次会议上，专家们都认真进行了准备，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专家们都作了书面发言。在会议中，专家们都能做到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由于首席科学家屠善澄同志的民主作风，在力求取得一致意见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领导朱光亚同志、叶正大同志、王寿云同志等，分别或同时参加了专家委员会的各次会议。他们经常在会议上，以专家的身份，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书面发言，并虚心征求不同意见。他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从而为论证工作取得成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专家委员会的论证工作期间，为听取专家委员会以外专家的意见，曾召集大小调查会数十次。对于提出的综合论证报告，也曾召集原航空航天部、原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的专家100多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深入讨论，广泛征集意见。由于这样广泛的充分的技术民主，才能让我国的各界对我国最大的航天工程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4．采用专家和常设的技术工作班子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原国防科委领导在1987年10月指出：“对于系统性强，综合分析工作较多的领域，在论证阶段还可以组建一个精干的技术工作班子，协助专家委员会进行工作。” 技术工作班子是一个能为专家委员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的、以进行内部研究为主的技术工作实体。“863—2”领域专家委员会在1988年成立了技术工作班子，它在专家委员会完成的综合论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这个班子成为921工程论证组的主要骨干，并在921工程的论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