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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海,吴静怡,曾欣喻 | 集合行为何以发生? 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

田北海,吴静怡等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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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说明:封面图和上图均为第一作者近照。

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基金项目: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项目“大流动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研究”(2662015PY106)

作者简介:田北海(1977-),男,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摘 要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种房”,来自“种地不如种房”的农村流行语,源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产生的征地拆迁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急速上升,一些地方出现农户在原有房屋周边以及庭院内部进行加盖房屋的“种房”现象[1]。农户“种房”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拆迁补偿[2]。为此,本文的“种房”是指:农户为了获取拆迁补偿而所采取的违法扩建、违法新建、突击加层等抢建房屋的投机行为。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既然“种房”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何“种房”在全国各地屡禁不绝,在一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对于“种房”的行为机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有学者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指出,“种房”行为的发生是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依靠土地而生。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农民希望通过“种房”获得拆迁补贴来弥补自身损失,这是他们在“生存伦理”下的一种被迫逐利行为和理性行为[1,3-4]。有学者从农户与政府的博弈视角出发指出,农民是征地拆迁中的弱者,为了获取其所期望的补偿和回报,他们会以“种房”为手段,与政府产生间接对抗[1-2,4],而政府自身的政策漏洞、规划不合理和部门沟通不畅更是直接对“种房”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6]。此外,为了尽快完成征地任务并尽力减少矛盾,地方街道、乡镇政府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往往通过与农户妥协的方式解决“种房”问题,而不是依照法律法规办事[7-8],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种房”行为。还有学者从文化视角指出,中国人的“生育观”和“建业观”极大影响到农民的“种房”行为。他们希望通过“种房”来“争面子”,使自己不会落后于其他村民[9-10]。无论基于何种行为逻辑,多数“种房”者并没有从“种房”行为中获利,违建房屋只能得到低额补偿甚至根本得不到补偿,还给“种房”者带来生活不便。此外,“种房”者毁林开荒、占用耕地,浪费土地资源,给国家开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且容易激发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11-14]。由于“种房”主要是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而非满足“种房”者居住需要。相应地,“种房”者对“种房”质量要求较低,因“种房”产生的建筑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并不鲜见。为此,深入分析“种房”行为的发生与演化机制,探索“种房”行为治理的有效路径,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种房”行为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多基于个体主义视角,将“种房”看作是孤立的逐利行为,忽视了“种房”的行动情境和相关利益者对“种房”行为的助推或抑制作用,无法深入发掘“种房”行为的发生和演化机制,因而也无法有的放矢地对“种房”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行为视为一种集合行为,基于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政府干预和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集合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对“种房”行为的治理路径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案例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2016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城乡接合部的L村进行的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运用深度访谈方法,以L村村委会的主要成员以及当地村民为对象,调查了村民个人的家庭“种房”经历、村委会及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种房”行为时的态度及干预行为,收集了上万字的访谈记录;并运用参与观察法,观察了村民的“种房”过程。


(文章详细内容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引用本文:田北海,吴静怡,曾欣喻.集合行为何以发生?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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