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蕾（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肖建华（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内容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成为宏观经济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为此，我国积极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调控政策加以应对，取得一定效果，居民消费需求有所恢复。然而，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02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税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之一，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精准施策，进一步引导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一、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的主要原因 当前，“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在加快壮大，发展内生动力在不断积聚，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同时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等，居民消费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能力不足与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两方面。 （一）消费能力受到制约 概括而言，居民可支配收入、家庭收支对比状况以及财富分配状态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 一是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如表1所示，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来看，尽管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7年的25974元提升至2023年的39218元，但从增长速度来看，2017-2023年期间有四年连续下降，且这种趋势在农村与城镇表现一致。显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叠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冲击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家庭收入风险与财务脆弱性有所增长，居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
二是家庭收支对比状况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受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由2019年的5.5%下降到2020年的-4%再到2022年的-0.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在2019年前形成的家庭负债（如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消费贷款等）支出额并没有减少，这种家庭负债支出的刚性弱化了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居民不得不通过降低自身的消费水平来应对家庭债务压力。 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显著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都在0.46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居民消费扩张。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资料的获取主要依靠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另一方面，在个人及家庭层面上，消费是收入的凹函数，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意愿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撑。 （二）消费意愿未被激发 居民消费一方面受到消费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制于消费意愿，甚至在短期内消费意愿对居民消费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消费预期。2023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与202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相比，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与2023年增速持平，将保持在3.1%左右。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增速2024年和2025年的预测值仍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年度增速，并且预计发达经济体2024年的经济增速将小幅下降。”显然，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放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收入预期，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 二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促使居民消费预期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有着重大影响。我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1990年至2022年，14岁及以下人口数量由3.17亿人下降至2.39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从27.69%跌至16.94%；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由0.64亿人上升至2.10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由5.57%上升至14.86%。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增加，即期消费减少。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也会对供给和需求产生结构性冲击，降低企业投资意愿。以上双重因素叠加会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意愿。 三是税收凸显性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刘华等（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由于税收凸显性较高，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消费税由于税收凸显性较低，对居民的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家庭支出刚性的情况下，居民对商品价格中所含税负的察觉和感知度会显著提高。
二、税收政策在引导与激励居民消费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提升空间 作为促使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工具之一，税收政策从供需两端发力，为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注入了动能。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全球经济发展风险外溢，税收政策要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仍存在提升空间。 （一）积极作用 自2020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组合式税费政策，旨在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并稳定社会预期，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助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共同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挑战。马海涛等（2022）认为，减税降费有助于做大经济总量、扩大社会总产出水平。田志伟等（2022）认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让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有所减轻，劳动收入份额得到提高，收入分配更为优化。詹新宇等（2022）认为，宏观税负的降低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近年来，税收政策的实施在引导居民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形成了如下几大特点。 一是通过减税降费稳住经济大盘，并配合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居民消费。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为有效克服外部经济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我国通过财税、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协同发力，经济增长获得新动能，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2023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2%。可见，我国所采取的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政策组合稳住了经济发展大盘，稳住了扩大内需与就业两大优先事项，稳住了居民基本消费。 二是通过支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税收政策激活市场主体，进而增强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2023年，我国统筹考虑助企纾困的实际需要，对税费支持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延续和优化创新实施的税费优惠政策，在活跃市场主体活力方面保持了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精准性，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2023年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1687.6万户，同比增长28.3%。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较快增长，直观有力地体现出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经营主体活力、市场活力逐步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市场预期明显改善。显然，这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改善居民消费意愿。 三是通过促进新兴业态发展、消费空间拓展等税收政策创新消费场景，进而增强消费意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巩固消费恢复发展势头，我国在创新消费场景方面出台了诸多税收激励政策，如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以及在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低碳产业发展等四方面实施的56项支持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文化旅游、养老等新消费业态发展与消费场景创新，实质性地改善了居民消费意愿。 （二）提升空间 尽管税收政策在引导居民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距离保持消费对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能的目标而言，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一是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与支持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持续且有效。受外部环境影响，我国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而小微企业的发展对于居民收入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对现有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合理优化，继续利用增值税、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在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持续且可见的实惠，同时对向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的金融企业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小微企业的获得感与发展动能。 二是缓解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税收政策要精准且有力。当前，各类家庭消费存量贷款支出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好时期，家庭所形成的诸如车贷、房贷等家庭消费贷款尚可承受。但在经济发展遇阻时，居民就业机会减少会影响家庭整体收入的稳定，而当家庭收入不足以覆盖支出甚至形成较大支出缺口，有些家庭甚至资产严重缩水时，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也会受到影响。未来税收政策要着眼于缓解这些不利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制约。 三是调节居民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税收政策要更为积极。近年来，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我国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设立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等一系列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然而，在调节居民财富分配方面还缺乏比较有效的税收政策，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因此，税收政策有必要在改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因时因事确定税收凸显性强弱，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意愿提升。一般来说，税收凸显性较强时居民消费意愿较弱，税收凸显性较弱时居民消费意愿较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激励居民消费就可以“一刀切”式地采取减弱税收凸显性的办法。在减税降费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消费者对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的察觉与感知会增强税收凸显性，但这却有利于改善居民消费意愿。因此，利用税收凸显性来改善居民消费意愿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因时因事灵活设定。
三、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引导与激励居民消费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缺乏显著动力的情况下，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是扩大内需，发挥居民消费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结合上述分析，引导与激励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仍需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改善居民消费意愿两方面入手。 （一）优化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税收政策 一是充分发挥所得税改善居民收入能力的功能。增强居民个体获取收入的能力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一步，而强化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培训有利于提升个体获取收入的能力。从税收政策上看，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设计中，可进一步拓宽与教育相关的扣除项目范围，分类制定不同的扣除额度。例如，对个人发生的不同教育层次、各类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支出等制定差异化的扣除标准。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要加大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的税前扣除力度，同时对新出现的职工技能培训项目要及时制定扣除标准，并将其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中。 二是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居民就业与创业机会。就业机会增多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而要增加就业机会，则必须支持与鼓励更多的小微企业改善经营、发展创新。从税收政策角度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其一，从激活市场主体角度出发，税收优惠政策要在完整的价值链、产业链上发挥各税种的协同组合效能，通过增值税起征点调整、降低增值税税率（包括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企业取得的收入）、所得税优惠等多种优惠手段降低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强其获利能力，促使其在保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生存能力与竞争力。其二，支持鼓励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充分利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支持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鼓励新兴业态发展，拓展消费场景与消费空间，降低消费成本。其三，继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税收优惠。除继续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实施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外，对退伍军人、残疾人、重点群体等进行创业或吸纳其就业的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方面继续享受3年内每年限额扣除20000元的优惠，就此限额标准及享受年限也可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制定具体标准，同时，对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率的实施时间区间也可授权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决定。通过优惠政策协同发力，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能力，从而提升与改善居民收入状况。其四，结合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阶段特点，全过程、全方位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分情况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一般而言，在企业初创期，所得税要发挥关键作用，如通过制定费用扣除标准、低税率、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平稳经营。在企业成长与发展期间，可在增值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方面实施优惠，有效降低税负，增强企业竞争力。在企业成熟或产业没落期，税收优惠政策可选择适时退出。当然，加强纳税服务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让纳税人充分理解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从而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二）优化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的税收政策 一是充分利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善居民消费意愿。其一，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设计可以吸收使用动态模型计算结果，使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能够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自动变化。其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进一步扩大范围或增加扣除项目，扣除力度也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加强，除了在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养老金、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方面继续执行现有政策，还可考虑增加优惠力度与项目类别，如父母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用的扣除标准、类别等要适时调整。其三，调整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范围，当前个人所得税纳入综合课税的四项所得中劳动收入占据绝大部分，可以择期考虑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课征范围，使综合课征更具普遍性调节作用，进一步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二是制定并积极落实激励多方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捐赠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税收在其中要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积极落实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在进行公益性捐赠时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等方面全额或加计扣除、免征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根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现实的变化及时对现有优惠政策工具、优惠力度、优惠方式等进行调整，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捐赠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平稳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形成较为合理的财富分配结构，从而改善居民消费意愿。 三是推动房产税改革。房产税改革可以分两个视角看待。其一，从管理社会预期角度来看，尽管房产税改革在我国推行起来难度较大，但前期所进行的包括房产税制立法准备、房产税试点改革、房产税开征前的其他准备等工作，在社会预期管理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其二，从制度实施角度来看，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择机推出房产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财富分配不均，改善居民消费意愿。四是充分利用税收凸显性引导居民消费预期。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可以通过强化宣传、改善服务等多种措施，让纳税人真正察觉与体会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同时，可针对不同的消费品采用不同的计税模式。例如：对于污染类、奢侈类的消费品采用价外税模式，增强居民对税收的察觉性与感知，科学选择消费；而对于需要采用价内税模式的一般消费品，可以采用低税率模式，在实质性减轻其负担的基础上改变居民消费预期。
END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国际税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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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蕾，肖建华.税收政策如何进一步引导居民消费潜力释放[J].国际税收，2024（5）：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