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减税效应分析
作者：
李 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李艳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赤峰市分行）
蔡 倩（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减税降费是逆周期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相继出台了营改增、增值税税率下调并档、提高小微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等一系列减税政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又出台了很多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减税规模不断扩大并实现超预期增长。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标准，对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考察。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是市场主体在当前生产技术下所能得到的产出剩余。从图1（略）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凸显。
减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税收负担（王乔 等，2020）。从宏观税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趋势（如图2，略）可以看出，二者总体上呈现反向的变动关系，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减税政策可以带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统计结论。如Hussain（2015）分析发现，外生性的税收增长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永久性的负向影响；吴辉航 等（2017）以西部大开发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名义税率每下降1%，企业生产效率提高0.38%～0.75%。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减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朱玉飞 等（2018）以2007—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其门槛值为0.081 8，而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负平均水平为0.195，仍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还有学者探讨了单一税种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申广军 等（2016）利用2009年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冲击，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升企业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李明 等（2018）研究发现，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成立的新企业实际有效所得税税率约比改革前成立的旧企业低1.99个百分点，从而使得新企业生产率提高6.43个百分点；孙正 等（2020）考察了营改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发现这一效应能够通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中介效应来实现；郭健 等（2020）利用2008—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测算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激励作用，但会因盈利能力、融资约束、要素密集度以及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表现。
现有文献大多讨论单一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针对近年来我国减税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机制探讨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探究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效应，并具体分析这种效应的实现途径。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在分析我国减税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两大中介视角分析减税效应的传导机制，并通过融资约束调节视角，透视金融市场和税收政策的关系；从企业技术属性、产权性质、虚拟程度、规模四个方面充分考虑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减税政策对不同企业造成的差异性影响。
（一）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质上可以视作企业的生产效率，指的是一定时间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产出水平和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减税政策通过降低税率与抵、免、扣等方式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企业现金流量，并通过增加企业净利润，缓解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减税政策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扩大投资等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减税政策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率提高。
（二）减税政策、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离不开技术进步，研发投入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研发成果溢出效应、研发过程不确定性以及研发项目融资过程信息不对称性等的存在，极易造成研发“市场失灵”现象，阻碍企业进行自主研发、提升技术水平。
减税政策能够直接增加企业当期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企业因此会相应地加大研发资金投入，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进高素质人才，从而带动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因此，减税政策通常被认为是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的有效政策手段。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减税政策能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三）减税政策、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企业的规模效率是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另一个因素。企业的规模效率与企业的规模报酬相关。在企业的规模报酬发生变化的同时，其规模效率也在变化中，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会提高其规模效率。企业投资决策主要受当前投资能力和未来投资收益的影响。
减税政策能够直接增加企业当期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相应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加企业投资的可能。与此同时，减税政策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间接降低了企业新增投资的成本，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未来净收益，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规模。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减税政策能促进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四）融资约束、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融资约束是制约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对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影响。理论上，融资约束指市场不完备引起外源融资成本过高，使得投资机会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投资无法达到最优水平（邓可斌 等，2014）。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完善，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
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会受到内外部现金流的显著影响，由于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中进行融资会受到种种限制，企业需要保留一定的现金流量以避免有潜力的投资项目被错过。因此，企业融资约束会在减税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融资约束对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综上，减税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如图3（略）所示。
本文以2008—2019年全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中介视角和融资约束调节视角检验了减税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研究结论有三。（1）减税政策从总体上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不同性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对技术性企业、非国有企业、实体经济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更加显著。（2）减税政策扩大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规模。一方面，中介效应模型显示减税政策通过影响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减税政策扩大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却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在减税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融资约束对减税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对减税政策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无调节作用，对减税政策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前瞻性、精准性地推进和完善减税政策，发挥减税的经济发展效应
减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深化和推进减税政策。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并要求注重精准性、可持续性、前瞻性和针对性。这就意味着减税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因此下一步要考虑政策的接续和完善，在实施阶段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前瞻性地推进制度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储德银 等，2021），包括增值税税率并档、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同时，应针对不同性质企业实施更有效的税收政策，提高减税政策的精准性，包括：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科技创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减少政府干预；降低实体经济税负，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鼓励创业，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激发企业活力。
（二）鼓励企业研发与创新，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关键，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为了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创新产出，政府可降低部分创新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门槛，提高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延长科技型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等，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同时，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引导企业变革生产方式，鼓励企业由单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完善投资类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发展需要规模效率的助力，但是提升企业规模效率，不仅要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大企业投资规模，也要推动企业投资结构的完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毛德凤 等，2016）。在减税政策设计上，要引导企业由投资规模激励型向投资结构激励型转变。我们建议，制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对“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的投资税收优惠，如制定不同的加速折旧政策，引导企业通过改善投资结构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四）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协调发挥金融和财税的作用
无论是增加研发，还是扩大投资，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融资。有效的财政改革必须将金融的因素考虑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把宏观经济治理的两大政策工具构建为系统性、集成性的政策体系，减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同步考虑金融市场的完善。为此，我们建议改变现有金融市场中的规模、所有制、地区等多重歧视，改善我国非公经济的融资环境，促进不同性质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具有均等化地位；健全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化解企业的融资困境。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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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压力与政府非税收入——基于营改增后增值税收入划分调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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