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专栏 | 赵平：怀念老姚

耀军虽小我7岁，但平时都以老姚相称。初识老姚，应是在学院组织的一次九溪游玩中。作为刚入职的新人，自然受关注，记得有人私下里说到他的名字，还特别强调他的姓是姚文元的姚。当时，觉得姚文元有点年代久远，知名度应不高，很多年少的人真还不一定知道。但正是这个似乎不太到位的强调，原本认人记人不行的我，一下子记住了姚耀军这个名字。加之他的体貌特征较胖，第一次见面就能人名对上号，记住了。后来，了解到他是搞农村金融的，有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过。通过钱老师组织的几次课题申报讨论，慢慢地和老姚熟了起来。

2008年我有次头部受伤，缠着绷带在教工路办公室遇到老姚，他说要请我吃饭以示慰问，记得当天中午我们在校门口小饭馆用的午餐，相谈甚欢。那时，他住九莲我在城西，从下沙回来同路，后来我换房子到教工路，离得更近了。很多情况下，我都是邀他搭我的车一起回家，途中各种乱侃，很是投机，一路上不知不觉就到家了。2009年后的一段时间，我对金融发展问题感兴趣，这也是他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从麦金农的金融抑制，到基于熊比特的金融创新，再到莱文的金融功能说，无论理论与实证问题，在话题触到时，他都讲得眉飞色舞，声若洪钟，让人受益匪浅。

随着关系越来越密切，我愈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老姚就是自己心目中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万卷读书、思想自由、才情横溢、钱财淡薄、小节不拘。从学识而言，他博览群书，批判吸收，对问题总有自己的解读。记得2012年后，他刚搬到下沙居住的一段时间，先后让我从浙大西溪校区的复印店开过两次发票，三四千块钱吧，那是他曾经一段时间从校图书馆借出原版外文书籍复印的累积费用。如果一页二毛钱计，那得复印多少书啊？事实上，他下沙家里最显眼的东西，就是书。最近几年，他的一系列计量经济学和“生活中的经济学”短文，都属原创性作品，批判吸收并拓展了文献理论成果，加之故事性而不失大气严谨的写作风格，可读性和传播性俱佳。曾问及这些话题文章是怎么出来的，他有点得意的说，平时买菜甚至小孩上医院时，都会突然有灵感，然后提笔很快把它写出来。好像有篇贝叶斯主题的文章，就是他在医院给家人就医时突然有了领悟的结果。跟他聊天，各种专业术语甚至具有哲学色彩的什么什么悖论，常会信手粘来用于分析现实问题，让人耳目一新。

从为人风格看，他不拘小节，穿着随便，言无客套，喜于论道，直来直去，特别在专业方面，如果有什么新的见解和发现，他会主动“宣讲”。印象中，如果碰上刚好下课时跟他聊天的场景，课堂上用过的得意“金句”、有意思的举证，还有冒过的什么新观点，他大概率会意犹未竟地“炫耀”一下，感觉很是可爱。记得有次，从双重差分到三重差分思想的例证阐释，就是他上课之后讲给我听的，对近几年国内大热门的这种准自然实验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自此后，我才真正地有所关注。

从工作精神看，他的行为解释了什么叫干劲。记得2012年他在新加坡访学，恰逢国家自科申报的时间。他想报一个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项目，让我具体负责学校这边申报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发来一个初稿请我提提意见。因为是初稿，确实不完善，我大概改了一下并提出点意见，接下来的三四天，他应在新加坡没日没夜地改申报书，每一次新稿都会发给我，这些资料到现在还存我邮箱，总共改了12稿。后来，他在《金融研究》发表的两篇文章通过邮件让我看看。我有自知之明，无论从大的思想框架还是计量设计方面，在他面前哪有能力提什么意见，也就在语言表述或者局部的逻辑方面挑点刺而已。记得其中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引言”文字，从下午四五点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反反复复连续改了六七稿之多，他应该连晚饭都没吃。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我跟老姚合署了一篇投往《财经研究》的论文，12月份在两个星期内需完成外审后的修改。本来，不想打扰他休养，计划修改完了后让他把把关就行（当时不知道他的病情这么严重），但老姚比我着急，修改工作是在他的2次催促下才动笔的，期间他通过微信解读审稿人的意见，并做了个别段落的文字修改，还主动两次打长时电话跟我讨论修改事宜——现在回想起来，他打电话的声音明显与以往有点不一样，应与身体状况有关吧。

作为一个学人，老姚以极高的天赋与努力，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当然，这绝不是发什么论文做多少课题能够衡量的。他不喜欢学术会议这种形式化的交流方式，更愿意潜心研读文献，私下小范围与志道同合者高谈阔论。他淡薄名利，但对自己的学术声誉非常看重，文章中的一段话，如不满意就一定要改很多遍。出版博士论文，这是年青学人的常规选择，而老姚始终没有。曾问过其中缘由，记得他说的大意是“不屑”于此事。我想，以他不断提升的水平和标准，回过头来审视当初的任务型作品，他可能认为出版会损害他的声誉吧。他在国内自成一派的《计量经济学讲稿》，已成型好多年，被校内同行广泛参考，圈内影响颇大、好评很多，甚至早已在网上被人兜售谋利，他多次说再完善下要出版，但至未果。对他来说，除了“十年磨一剑”、追求完美和太看重自己的声誉，这事应不会有其他解释。老姚是业内学术论文的高引作者，全国每年都有不少在读博士来信讨教相关问题，他能回则回。记得2010年前后，有次参加金融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一篇来自上财的论文在宣读时，特别提到了老姚的民间金融研究，称他为这方面的“资深学者”。我后来告诉他这个称号（他未参会），当时老姚既得意又有点腼腆的感觉。近几年，由于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他被引入了北大林毅夫教授的圈子，对这一认可，记得他相当开心。

2021年7月，最后一次与老姚吃饭，感觉没什么异常，他还是那么健谈，精神亦好。自此后，除偶或微信三言两语外，居然没再见过面。后知他身体不好，需安心休养，并未多想。多年来，虽然国事天下事，几乎无所不谈，但个人私事他从不提及，即使2017年突然瘦下来后见面问询时，他也只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不愿多说。我从来没想过他的身体会有什么大碍，甚至觉得可能是他暂时想隐退弄点大作出来。有时也会问一下与他同小区的家杰，家杰说老姚身体没什么问题——其实，他也不知道真实状况。过年时，想去家里探访，他不让，未果。清明节前的一天，才从钱老师获知他的真实状况，后于清明小假去医院探望，由于不便进入病房，也只能和众好友在大厅里为他祝福，听小周给大家讲了更多实情。真的难以相信，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依然活得那么精神？

现在知道，2017年后，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我也难以想象，这对一个人该是多大的打击，也会造成多大的心理冲击！也就在这几年，我们很多次一起吃饭神侃，到钱塘江畔步行，坐在金沙湖边放松，从下沙返城同车回家（我顺带他），不知不觉度过那么多愉快时光，但他从未表露过自己身体状况的事。较近的一次，印象特深。大概在2021年5、6月份吧，有次周末加班带儿子去下沙，他知道这小子喜欢下四国军棋，刚好他也好这个，快下班时他主动要观棋指导晚辈。在办公室，他兴奋地以大“旅长”身份给小“连长”讲棋（其实他们俩的段位都不止这个，应该是多次注销从零开时造成的吧），不时爆出爽朗的欢叫声，估计楼道里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我们一起去吃饭，一路上他还在滔滔不绝地给“小连长”讲棋。

也就在这几年，他写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和“生活中的经济学”美文，记得第1篇投今晚报的稿子，未发表之前给我看过，他写得明显谨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短短三两年写了大量的此类文章。这两天，回看了他近一年的微信，想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的这些才情四溢的东西，一阵阵心酸——这两年，由于精力所限，除了刷刷微博，微信朋友圈一概不看，所以错过了与他互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