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青龙 | 反思全球化、数字人文与国际传播——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王宁

摘要：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王宁，围绕反思全球化、数字人文与国际传播等问题展开。王宁教授认为，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迅速适应了全球化的法则，并逐步使之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未来将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文学术研究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尤其体现在数字人文的兴起及其对传统人文学术研究的挑战上。人文学者们也应该适当地补充一些科学知识，提高运用科技手段从事学术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全球化之于中国文化利大于弊，它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契机，针对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局面，加强与西方人文学界的交流可以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全球化；数字人文；国际传播；全球本土化；科技人文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并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而呈现不同的时代内涵。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自此之后，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加速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所引发的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表达了不满情绪，而且发达国家的社会底层民众也对由此产生的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越发愤怒。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正席卷全球，新保守主义势力借此渲染单边主义和新民粹主义，整个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倡导贸易、人员、资本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似有倒退之势。于是，有学者提出 “逆全球化论” “有限全球化论”，甚至 “东西方全球化论” 等观点，这些 “全球化有害论” 的思想与之前十分流行的 “全球化有益论”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全球化终结了吗？” “全球化何去何从？” 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对技术、资本的流动和联姻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的兴起和国际传播范式的演变是互联网技术升级迭代的必然反映。如何在互联网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有效地开展人文研究和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从而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学科的过度细化和学界同仁的过分异化，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破解，跨学科交叉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彭青龙率先提出 “科技人文共同体” 的概念，希冀通过系统性的研究，探索科技人文融合之道，消解科技人文融通赤字。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 “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宁，聚焦 “反思全球化、数字人文与国际传播”。

彭青龙：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冗接受学报的访谈。今天的访谈围绕反思全球化、数字人文和对外传播三个方面而展开，基本沿着提出问题、分析原因和找到解决方法这一思路来进行，先从反思全球化开始。如前文所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主要以人员、资本、信息和物品的全球流动为主要标志。它也是一个潮起潮落的过程，由区域逐步走向全球。有论者认为，纵观历史，“全球化” 分别由中国、英国和美国主导，第一阶段是中国主导的 “全球化”，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英国主导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帝国殖民扩张时期；第三阶段由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十世纪领导了全球化浪潮。这样的划分也许不无道理，但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经贸活动或者是物质生活而做的划分，您可否从人类文明、文化交流互鉴或者精神诉求的角度，谈一谈全球化历时性演变的特点或者规律？对当下发展中的文化全球化有何启示？中国有可能再次领导新一轮的全球化吗？

王宁：正如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多种场合所强调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使用了 “全球” (globus) 和 “全球的” (global) 这样一些词，但 “全球化” 真正作为一个概念则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被人们所使用的。不可否认，全球化作为一个不断引发人们兴趣和讨论的新的理论概念最早出现在英语世界，大约也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出于开启所谓的 “星球大战” 的需要，迅速地接过这个概念加以推广，并一度以全球化的领导者自居，试图全方位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国家体制。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于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即全方位地进入了全球化的运作机制。但是中国在进人全球化的机制后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结构，从而快速适应了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力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在这样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承认，这是全球化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标志。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必然大大缩短。诚然，如果单从经济和金融方面来说，欧洲和美国应该是这方面的主导者，而中国则是一个后来者。但是往往后来者有其后发优势，这一点已为相当一批西方有识之士所认识。例如曾一度试图唱衰中国的美国日裔右翼思想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来中国访问演讲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应该认识到，福山说这话的出发点并非仅仅着眼于经济，同时也涉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因此如果从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来看，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应该是最早的实践，尽管当时中国人并没有一种主导全球的意识。当然，开辟丝绸之路的初衷是增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一些学者便得出了您在上面提及的结论。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角度出发，我和国际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应该算是全球化进程的开启，因此，欧洲人，而不只是英国人，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早实践者也不无道理。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强大，全球化的领导者角色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美国头上。应该指出的是，欧美所推行的全球化带有明显的主导世界或谋求全球霸权的色彩。显然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因此，它在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霸权成分。就这个意义上说来，全球化是一个率先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现象，但是全球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很快便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且经过中国的 “本土化” 实践，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而美国近年来高举起 “反全球化” 和 “逆全球化” 的大旗，试图全方位地遏制中国。但是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旦进人这个机制就是不可逆转的。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应该果断地顺应这一潮流，义无反顾地接过身为领导者的重任，引领全球化的实践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始终认为，无论就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史或当下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都完全有资格承担这一领军角色，并参与制定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规则。因此，在我最近发表的一些英文著述中，我一直在强调，全球化的进程远未完结，在新一波全球化来临时，中国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军角色：不仅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也在稳步走向世界。这一点也体现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它在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必定与当地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和交融，最后形成一种 “全球本土化” 的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即文化上的全球化并非只是单一的 “趋同性”，而更体现在其多样性。此外，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并非单向度的，而更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化也理应走向世界，并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整个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中国的学者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文学术理论，也即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学生，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在一味地引进西方人文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同时，却忘记了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思想推介到世界上并促进它的传播。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以及对其所带来的机遇的利用也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实际上，文化上的全球化在中国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1) 跟着西方人说；(2) 和西方人一起说；(3) 和西方同行对着说；(4) 提出一个话题带领包括西方同行在内的国际同行一起说。如果说我们在整个20世纪一直都在实践前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已经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即该由我们提出话题引领西方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了。我最近应邀为美国三个权威的人文学术刊物编辑的主题专辑就完全是由我本人设计，邀请撰写文章的人选也由我决定，所讨论的话题也完全由我提出。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西方学界同行们纷纷响应，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讨论，这样便形成了一种中西文化学术上的平等对话。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彭青龙：谢谢王老师。二战之后，美国就为称霸全球做好了顶层设计，其中全球化是其战略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化遭遇了逆流，抑或是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兴起，不仅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原材料供应地，掠夺了其发展权益，如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国家曾经兴起了反全球化运动，发达国家也将两极化的现象归罪于全球化，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爆发的抗议全球化浪潮等。您可否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全球化的利弊？您认为逆全球化思潮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若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现代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您如何看待全球化造成的现实问题？对未来文化的建构有何重大影响？

王宁：这一点也不奇怪，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受到抵制和反对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几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讲学时就亲身经历了一场示威游行，邀请我的华盛顿大学的布朗教授告诉我，这样的示威游行时常发生，因为西雅图是全球两大跨国公司微软和波音的总部。按照全球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则不得不服务于全球化。既然人人都想跻身这百分之二十的行列，就必然形成一种竞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其过程便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等级分化：原来富有的人由于掌握了大量的资金而变得更加富有，而原来就已经陷入贫穷境地的人则变得更加贫穷，他们不得不成为全球化 “丛林” 法则的牺牲品。因此，世界上最早爆发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地方恰恰是在欧洲和美国：美国的穷人认为，自己受到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便奋起抵制这种带有贫富等级差距的全球化；欧洲人则认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种形式的 “美国化”，因此他们也对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提出异议。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而言，他们反对的是跨国公司对他们本国资源的掠夺和财富的占有。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情绪，而美国政府恰恰利用这一点，高举起反全球化的大旗，试图阻止别国的发展，以便维持多年来一直由他们单边主宰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最初进人全球化的机制时也很不适应，但是中国很快便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结构，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经过一番阵痛式的 “全球本土化” 调整后，中国迅速适应了全球化的法则，并逐步使之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未曾想到的。此外，就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现代文化价值观与全球化的关系而言，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全方位地启动新的全球化进程的实践：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时至今日，“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中国作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的地位也开始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全球化赋予我们的有利契机，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具体说来，我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新儒学的建构，也即传统的儒学中的 “男尊女卑” 和 “三纲五常” 等不适应当今社会的东西要予以摒弃，而对于其传统的礼仪和人文精神则要大力弘扬。因此我认为新一波全球化的兴起对于文化建构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市场被人们消费，而相比之下，中国则很少推出自己的原创性文化产品和理论。现在应该是将中国从一个文化理论 “消费大国” 转变为一个文化理论 “生产大国” 的时候了。在这方面，我们人文学者应该大有作为。

彭青龙：您对全球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提出全球化的七个理论建构，分别是：“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请问您这七个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您对这七个理论建构的内容还有新的补充和优化吗？2014年您在提出这七个理论建构时曾指出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进展，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在全球化与文化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掌握应有的话语权。” 其中后三个理论建构主要涉及人文学科的内容，可否请您参照时代发展的现实，围绕 “叙述范畴” “文化建构” 和 “理论话语” 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的阐释？

王宁：我的学术研究转向全球化问题应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我应邀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发表的演讲题目就是 “全球化与后现代性”，那是邀请我演讲的刘康教授的一篇命题作文。1998 年，我又联合了欧美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在北京主持了国内第一次关于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那次会议产生的影响很大，让我结识了多位国际学界的全球化研究顶级专家。2003年，我应英国全球化问题权威学者罗兰·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 邀请，出任由他和扬·阿特·肖尔特 (Jan Aart Scholte) 主编的劳特里奇《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2006) 的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学科条目的组稿和编辑，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掌握国际全球化问题研究的部分话语权了，并被认为是全球化研究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我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其的认识也就更为全面，并试图就此进行一些理论建构。我最初于2007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全球化的五个理论建构，当然您把它们视为几个理论体系也未尝不可，后来我又在欧洲举行的另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将其扩展为七个发展方向。该看法一提出就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 发表了我的长篇论文，该文后来经过少许修改又作为一本专题研究文集的一章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三年前，美国学者依诺·罗西 (Ino Rossi) 在受斯普林格出版社邀请编辑全球化问题前沿研究文集时又邀请我就这七个维度的理论建构进一步展开成独立的章节。他还破例请我就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新儒学的建构，另写单独的一章，从而使我在这本1000多页的英文文集中，成为了唯一贡献了两个章节的学者。该文集《全球化的挑战以及跨文明世界秩序的愿景》(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2020) 一经出版，就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罗西教授又应邀为斯普林格出版社主编一套全球化问题研究丛书，所面向的读者超出了学术界，指向广大人民群众，为此，他一直敦促我将这两个章节修改扩展为一本书列人其中。我本来想，由于自己要做的事太多了，而且我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就全球化问题已经发表了两部英文专著和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后不太想花费过多的时间就这一专题再写一本书，于是我一直迟迟未交给他写作计划。但一年过去，我惊异地发现，丛书的最新目录中竟然没有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与全球化的专著，这显然与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相符合，于是我还是打算就这个问题从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角度撰写。当然您前面所说的 “叙述范畴” “文化建构” 和 “理论话语” 这三个理论建构，再加上前面的 “批评概念" 正是我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原创性概念。我借此稍作一些阐发：“批评概念” 指的是全球化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批评概念，它的提出目的是要引发讨论甚至争论。应该说这一目的早已达到。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学者中，侈谈全球化问题的人确实不少，发表的著述和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罗兰·罗伯逊专门为劳特里奇出版社编选了一部六卷本的专题研究文集《全球化：社会学的批评概念》(Globaliz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Routledge, 2003)，在他从全球发表的5000多篇英文论文中精选出的125篇论文中，我是极少数被收入两篇文章的学者。至于 “叙述范畴” 这个概念，我是借用了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Fredric Jameson) 用来描述现代性的一个术语，意在表明这同时也是一个对当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客观描述，而并非是人们主观臆造的现象。“文化建构” 无疑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旨在利用全球化的广阔语境建构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在这方面，罗伯逊和詹姆逊都作了基于西方文化实践的建构，而我本人的贡献则在于建构了一种 “全球本土化” 的中国文化，具体体现于我对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我的三部英文专著都与全球化问题相关，可以说，在国际全球化研究领域内，我也算是一位多产的研究者了。“理论话语” 则是我试图对全球化进行 “理论化” 的尝试，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种理论话语必定要能为后人去实践和运用，任何理论话语既然可以建构，那么它在被人们使用的过程中也依然可以被重构。我想，我的上述目的应该算是初步达到了。此外，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曾建议我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哲学话语，但在这方面，我认为詹姆逊早在1998年就已发表了长篇论文，我不想重复别人提出的概念。我始终认为，既然全球化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要在一个跨中西文化的广阔语境中用国际通用的语言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进行直接的对话，并对他们提出的理论建构进行重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目的也算达到了：不管人们对我的这七个理论建构赞成与否，至少国际学界承认这是我的原创性概念，并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深入讨论。

彭青龙：全球化是一种西方话语，后经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鼓吹和推动成为全球性话语。话语具有社会功能，并在实践中产生意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认为操控话语的背后是权力，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反映了美国的霸权，即话语霸权。从实际操作层面，美国的跨国公司或者跨国资本公司掌管着权力，美国从当初的全球化领导者变成现在的强烈反对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转变？是自愿放弃话语权吗？有论者认为，中国将扛起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因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您认为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何种关系？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中国方案才能推动全球化？

王宁：如前所述，法国理论家福柯早就对话语的作用作过概括：权力掌握知识，而知识的传播则取决于话语的中介作用，因此话语起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当然不可能自愿放弃这一话语权了，但是他们面对中国日益强大，以及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著述和声音的日益增多，也就无可奈何了。美国的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愤怒地质问道：“底层人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应道，底层人当然能发声，即使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底层人也是可以发声的，但是由于他们不掌握话语权，即使发出了声音也没有任何影响，最后等于什么也没说。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人微言轻”。美国原以为自己掌握了全球传播的话语权，并能够把控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一旦进人全球化的机制，就变不适应为适应，变被动为主动，很快就促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开始受到重视并得到传播。这时他们便预感到中国将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也即他们将失去以往无所不能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全球化的进程——这一点也是不足为奇的。就像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访问研究或讲学，对方出于对来自第三世界学者的同情和照顾，为我们安排了一切，甚至连机票都提供，外加丰厚的研究基金。他们原以为这样便可以在中国的顶级学者中培养一批亲美派。结果没想到我们这批人都没有滞留美国，而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担任了重要的学术和行政职务：往日的学生成了他们现在的竞争对手，他们当然要竭力阻止了。但是全球化的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正确的态度是进入它的机制，对其中的霸权成分进行改造。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构一种新的全球化法则和世界主义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各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彼此分享利益，共同承担责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附，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像新冠病毒肺炎这样的天灾人祸。这应该就是中国承担全球化领导者的资质和条件。

彭青龙：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人员、货物和信息的流动，其中科技的推动作用不容低估。资本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和治理方式，如数字经济、智能管理等。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个性化、智能化学习和生活等。就人文学术研究而言，数字人文也是科技创新驱动下在欧美大学里率先兴盛起的领域。有论者认为，数字人文是人文学者的一次自救，与发生于西方国家的人文学科危机相关。您可否结合人文学科的发展历史，从科技与人文关系的角度谈一谈数字人文发生发展的宏观、微观原因？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未来发展的趋向如何？

王宁：数字人文也是我近五年来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我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一些中英文论文。大约五年前，我就注意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文学术研究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数字人文的兴起及其对传统人文学术研究的挑战上。毋庸置疑，数字人文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科技与人文结合而产生出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大学的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出的一个交叉分支学科。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而来，因此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等手段将传统人文学科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更新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使得人文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搜集和检索工作中解放出来，并能沉下心来在理论阐释和建构创新方面多进行思考。此外，这一领域也可以使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以 “数字化” 的方式保存和流传下去，并为更多的本学科领域之外的学者所分享。总之，数字人文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和效率，同时也使得人文学术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

当前，在中外学界，人文学者也开始频繁地谈论 “数字人文” 这个话题，希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自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至于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数字人文也受到一些观念保守的人文学者的抵制，他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它会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活动。这些老派人文学者骨子里并不欢迎科学技术干预人文学术研究，但是面对这股大潮他们又无可奈何，只能逐步适应之。可见反对数字人文的人并没有能阻止科学技术介人人文学术研究，因为这一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科技人文应该是今后有着广阔前景的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它可以吸引科学技术人员和人文学者共同研究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从而在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我对此愿景始终抱有充分的信心。

彭青龙：目前学界对数字人文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的争议。诚然，利用互联网技术或者数字技术研究人文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使人文研究似乎跟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也是不少学者支持数字人文研究的理由。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可以辅助人文研究，但不能替代人文研究，因为人文思想、情感和精神是复杂的、抽象的、丰富的，有些甚至是想象的，人文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依靠冰冷的科技或者数字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人文存在解构与建构的内在矛盾性。您如何看待数字对人文的解构性或者科技与人文的矛盾性？据本人研究的结果，数字人文研究是一种方法论，还没有触及认识论和本体论，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王宁：确实如您所说，数字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非议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将一切人文学术的研究加以数字化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更是如此。一种深邃的思想观点只能出现在一个具有很高文学天才同时又潜心思考研究的人的头脑里和笔下，这是任何人都是无法模仿或复制的。因此在我看来，之所以用 “数字人文” 这个称谓，在一定程度上仍给传统的人文保留了一定空间，只是数字人文的提倡者希望能够为传统的带有强烈个人特色和人文色彩的学术研究加入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我认为这完全是应该的，同时也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如何对人文学术成果进行评价？长期以来，人文学界有一种说法：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也即两个人比武一下子就可以分出高低：你打不过你的对手，要么就认输，要么就拼命。前者的结果可以保全自己，以便今后寻找适当的时机反败为胜；后者则完全有可能丧失性命。而人文方面的评比则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的主观性和可操作性很大。因此我在一些场合呼吁，人文学术的评价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对一个学者或一部学术成果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力完全可以通过量化获得，而对于学者本人及其著作的质量则需要同行评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结果，尽管这其中仍然有人为的因素。当然，有些具有理论前瞻性的人文思想家也许生前并不受同辈人的青睐，甚至备受打压，而他去世若干年后也许会被新一代研究者 “重新发现” 而重获生命，这样的例子尤其在文学艺术创作界和人文学术界比比皆是。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这样的误判会少很多，但也不能说能够完全避免。因此定量和定性分析式的评价至少在现阶段仍不失相对的公允。关于数字人文的性质，我更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至少在现在不可能触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但能被认为是一种范式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都知道，所谓范式是指这种方法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基础和众多的践行者，同时又可以通过后来者的不断实践而得以完善。

彭青龙：据调研，数字人文研究存在区域分布、学科结构和学术背景的不平衡现象。就前者而言，欧美国家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力量较强，亚非拉国家相对较弱，即使在东亚地区，日韩研究的成果也比中国大陆研究的成果要多。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总体上依然很少。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均衡现象？为什么科技在中国发展很快，而数字人文研究却大幅落后于欧美？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细致分析在国际期刊发表数字人文成果的作者，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主要来自从事计算机或者信息科学的人员，真正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人员并非长期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人员，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如何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

王宁：确实，数字人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无疑与该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无关系，此外，也与运用数字人文的学者的科技知识储备和技能有关。因此它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十分普遍的运用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在日韩等科技发达的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也是自然的。确实如您所说，真正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人员并非长期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这一点毫不奇怪，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还是可以的，但一旦跨越到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就会显示出先天不足，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训练。此外，一些传统的人文学者似乎对科学技术进人人文学术持一种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学界也不乏其例。我这里再举一个医学人文的例子用来佐证我的这一看法。我们都知道，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非常重视总结过去，同时为未来的研究课题提出预测和引领。他们每隔十年都要邀请一位学界知名的学者提出一个十年报告，最近的一个十年报告是由专事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学者乌苏拉·海斯 (Ursula K.  Heise) 主持撰写的，她是美国学界有名的先锋理论家和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她在报告中回顾了比较文学最近十年来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界的发展现状及态势，并预测了其未来的发展走向。但是面对近十年来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跨越人文与科技之界限上微不足道的进展，海斯在导论中不无遗憾地指出：“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文学在把各种理论介绍给文学和文化研究时所扮演的开拓性角色相比……它近期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和特定的文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中却未能扮演主要的角色。甚至在产生了主要影响的那些研究领域，例如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也姗姍来迟，而在诸如医学人文学科这样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者则刚开始涉猎。” 根据海斯的这个报告，我作了一番调研，查阅了2020年刚出版的《劳特里奇医学人文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 中的42篇文章，发现书中几乎没有出自比较文学学者之手的文章，而为之撰文的70位作者中，也只有不到10位是研究文学和戏剧的，只有作者巴哈·德朗格 (Bahar Drang) 的介绍中注明获得过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其余大部分作者或是医学、教育学专业的，或是人类学和广义的艺术与人文研究者，少数是作家和艺术家，难怪海斯抱怨比较文学学者在医学人文领域内 “姗姗来迟”。由此可见，较之前一个十年报告的主持者苏源熙，海斯对当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并不十分看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美国的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相比，曾经率先提出文学研究跨学科方法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跨学科意识虽然很强，但是他们往往仅满足于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跨界比较研究，而面对科技人文这个新领域，他们则止步不前，或者姗姗来迟。我想这大概与人文学者长期以来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应该是当今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介入科技人文时所暴露出的一个先天性的不足，当然这也值得我们在今天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中倡导科技人文时加以借鉴。我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自然也得益于科学技术，尤其在学术评价方面我从不排斥科学技术的定量分析，所以我几年前就率先将数字人文这一新生事物介绍给中国学界。

当然您前面提到的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我在此稍作一点回应和发挥：您认为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总体上依然很少。而数据显示，这已经成为历史。实际上，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并收录于SCI数据库的论文数量已经很接近美国了，也许近两三年就可以超越美国位居第一，尽管他们在CNS (《细胞》《自然》《科学》)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还远落后于美国科学家。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非常重视发表英文论文，再加之科学无国界，只要这项研究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研究出的成果都可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过去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因此用SSCI和A&HCI数据库所收录的论文数量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是不可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文社科国际期刊都是英文发表，而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的英语水平都未达到写作英文论文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但是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把我从科睿唯安公司拿到的这份最新相关数据分享给广大读者：

2021年中国大陆高校发表SSCI论文数量排名 (前10名)：

※机构名称               文章数

※北京大学               1,827

※北京师范大学         1,675

※浙江大学               1,620

※中山大学               1,416

※上海交通大学         1,323

※清华大学                1,315

※中国科学院大学      1,247

※复旦大学               1,165

※四川大学               1,147

※武汉大学                1,142

当然，单是这个孤立的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只要与国际同行，尤其是与英语国家的同行相比就可以说明问题了。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文科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数量也不过这个数，并没有超过2000篇，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学者2021年发表的SSCI论文数竟然是677篇，排在中国的西南财经大学的后面 (该校2021年发表SSCI论文721篇)，尽管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辩解，西方学界更重视专著，可那只是人文学科的情况，社会科学同样重视论文。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上面的数据看出，发表国际论文的前10名高校都是位居双一流前列的985高校，而且以理工见长的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竞然超过了许多老牌的以文科见长的高校，稳居前五名，这就说明了这些高校学者的国际化意识很强，此外他们的英语水平也很高，再者，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有着自觉的跨学科意识，他们发表论文的刊物同时收录于SCI和SSCI数据库。

当然，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人文学者发表国际论文并收录于A&HCI数据库的量则大大低于国际同行。首先，这说明他们的国际化意识和科技知识普遍欠缺，此外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够好；其次，收录于A&HCI数据库的刊物只有1700多种，只是SSCI数据库的一半，人文学者一般都是独立发文，而且文章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极少有两位学者合作的情况；再次，人文学科的论文，特别是文学研究论文，对语言的要求也很高。我认为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准确并恰如其分地评价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水平。我一直在呼吁，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学者要学习一些文史哲课程的话，那么人文学者也应该适当地补充一些科学知识，提高运用科技手段从事学术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彭青龙：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信息的流动，也就是信息的跨国界传播或者国际传播。应该说，全球化促进了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使更多具有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知识传播到海外，从而扩大了影响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其强大的传播力使美国文化及其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如美国的影视、音乐艺术和饮食文化等都借助全球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此，不少具有民族意识的学者担心，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文化全球化。您如何评价全球化中的美国化问题？您如何看待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

王宁：毫无疑问，全球化最初是美国主张的，他们也十分重视在全世界推广和传播美国文化。因此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国化，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之持抵制态度。诚然，全球化一方面会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一种趋同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即使在趋同的过程中，多样化也依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英国的全球化研究者罗伯逊便提出了一种 “全球本土化” 的策略，按照这一原则，全球化使得特殊的东西普遍化，使得普遍的东西在特定的民族落地从而更具有地方特色。我想，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要想既得到发展同时又不失去其民族特色，采取这种 “全球本土化” 的策略是可行的。可以说，全球化在中国的实施就是这种全球本土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全球化的到来为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样，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反过来又为其在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实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此我始终认为，全球化之于中国文化是利大于弊。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十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全力支持中国文化、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发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确实，一大批在国内享有盛名但却长期被国际学界冷落或 “边缘化” 的优秀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多种外语在海外出版。但是我们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如何走入所在国的文化，进而产生应有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们经过调研发现，译介出去的中国人文学术著作除了有一部分被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收藏外，一般的大学图书馆根本没有订购，更不用说在书店里能见到了。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彭青龙：国际传播能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攸关国际话语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对中国开展信息战、舆论战，恣意抹黑中国形象，企图遏制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中国尚未建立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时局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传播方面存在哪些主要问题？眼前的困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扭转这一局面？

王宁：这是必然的。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化相比，新一波兴起的全球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经济上的全球化，其波及路径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辐射；后者则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双向辐射，即西方强势文化继续向东方文化渗透，但东方文化也在抵制西方强势文化人侵的同时，力图将自已的思想文化传播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腹地。因此这对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是难得的契机，同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都知道，在整个20世纪，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在大力引进各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理论思潮，因而我们的几代人文学者都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而在当今的新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可喜的转向：我们更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何以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有人曾天真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发达了，文化和人文学术就自然可以得到世界的认可。但严酷的事实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强大反而更加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警惕，它们在经济上加剧了对中国的制裁。而在文化上，它们则关闭了一些以教授中国语言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孔子学院，甚至拒绝给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赴美签证。这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认识到，经济上的强大并不一定与文化上的强势成正比。

当然这种情况在苏联也曾出现过，作为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美国对苏联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掌握十分准确和快捷，而对苏联的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则迟迟不予译介。倒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苏联作家和学者在西方世界被奉若上宾，有些甚至受到西方学术机构的褒奖。这就说明，经济上的强大是任何国家都要去效法的，而文化软实力则不然，它含有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特征，如果对方不认同你就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译介你的东西，甚至还会有意识地阻止你所在的民族文化的进入。针对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局面，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加强与西方人文学界的交流。因为西方国家的左翼力量始终很强大，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可以努力通过交流使他们成为知华和亲华的学者，并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作出我们无法作出的贡献。在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我虽然不能出国进行直接的交流，但依然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视频保持与国际学界的密切联系，并应邀为两家欧美的权威刊物编了两个主题专辑，分别为传播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的抗疫成就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文章在西方的英文刊物上发表，可以说取得的效果比我们单方面自己宣传的效果更好。这也证明了我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借鸡下蛋”，也即借西方出版的英文刊物发表我们中国学者的文章或讨论中国文化的文章。

彭青龙：国际传播的要义在于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从而构建一个和平、和睦与和谐的世界。中国历来强调文明互学互鉴，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传播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们如何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优势出发，为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作出贡献？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青年人才？您对将来要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王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推进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一直是我致力于奋斗的一个领域。在国际学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为二十多种国际权威的英文学术期刊编辑了近三十个主题专辑，发表了一百多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其中一些学者的首篇英文论文就发表在我主编的主题专辑中。作为一位人文学科的教师，对此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当然，这距离党和国家的需要以及学界对我的期待尚有一定的距离。我作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国际化的一名先行者，在此谨向青年学者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要在大学读书期间打好外语基础，主要是英语基础，并尽可能广泛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如果有条件也选修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多听一些学界大家的讲座。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则尽可能地多阅读国内外顶尖的学术期刊，并尝试着向这些期刊投稿。而进人博士后阶段，则应该是发表自己的高水平论文的阶段。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希望我的学生今后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不走弯路，尽快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为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学术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当然，我从事的专业是外国语言文学，但我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这方面也读了许多书，所以只要英语写作过关，就可以流畅地用英文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