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1年第1期 • 长江学者论坛 | 应急知识管理：理论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前景
图源 | Internet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摘 要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促使学术界更加重视应急管理的创新研究。将知识管理引入应急管理中产生了应急知识管理新领域。文章阐明了应急知识管理与应急管理、应急信息管理的关系，认为应急知识管理要以安全科学、公共管理、认知科学和知识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应急知识管理的六个研究领域，包括针对四类重大突发事件的知识管理以及应急知识管理技术和应急开放知识管理。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提出了应急知识管理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应急知识管理 应急管理 知识管理 重大突发事件 公共安全
01前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影响了各行各业，引发了人们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反思与研究。历史上的瘟疫流行如1346—1353年的欧洲黑死病、1889—1890年的俄罗斯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和现代各种重大传染病，以及18年前的2003年“非典”，这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让人类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可怕的灾难。加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全球抗击疫情、抗灾救灾的过程中，应急管理逐渐引起科学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在已有的应急管理研究中，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信息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两个维度：一个是将信息作为应急管理中的一个要素进行研究，如范维澄教授等为公共安全建立三角形理论中，将物质、能量、信息等客观物质作为灾害要素，认为信息形式的灾害要素导致突发事件的方式通常是同时存在超临界与被触发两方面的条件[1]；另一个是专门研究突发事件中的信息生命周期，由此形成应急信息管理研究，涉及信息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舆情监控等问题。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且推动了应急管理的发展，但没有涉及到知识问题，缺乏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于是有了将知识管理应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探索并产生了应急知识管理新领域。
目前，知识管理应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多学科视角针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知识管理的应用[2]；另一个方面基于应急管理理论解决应急知识管理的相关问题，探讨应急知识管理方法[3]，构建应急知识管理体系[4]。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基于知识管理原理的应用，还处于应急知识管理研究的初级阶段，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
为什么需要应急知识管理，一方面是因为在应急管理中本来就存在着数据、信息、知识这些要素，人们普遍关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数据和信息，但知识尚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进行专门研究，知识社会对知识的作用已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应急管理领域不能没有知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应急管理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新理论新方法予以解决，特别是需要进行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这就有赖于以知识创新为导向的知识管理，实现知识管理与应急管理的有机结合，将有利于应急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应急知识管理是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公共安全领域，专门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知识与知识应用问题，促进应急知识创新和应急管理知识化而形成的一个专门领域。应急知识管理包括应急知识的管理和运用知识进行的应急管理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对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产生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管理，形成应急知识库和应急管理知识平台；后者涉及应急管理中的知识系统，由应急知识生成系统、应急知识积累系统、应急知识交流系统和应急知识应用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将各子系统嵌入到应急管理大系统中，在应急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常，应急知识管理与应急管理和应急信息管理有着较大的区别（见表1），在一定意义上，它比应急信息管理有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层次。
表1 应急知识管理与应急管理、应急信息管理的主要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应急知识管理新领域，不能简单地将信息与知识割裂开来。在知识管理中，数据是一个系统的不同状态之间可以辨别的差异，通常由以信息方式而不是以机械方式作用于观察者的低水平的能量构成；信息是会修正观察者的期望或其取决于条件的准备状态的数据；而知识是观察者所拥有的关于对某一事件的期望的集合，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得不从行为来进行判断，而不能被直接地观察到[5]。基于DIKW（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知识金字塔模型，应急知识管理要以应急管理和应急信息管理为基础，发挥知识与相关要素的交互作用和整合作用。
02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领域，要走向成熟，必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应急知识管理也不例外。应急知识管理尚处于初创阶段，从相关性看，应当考虑建立以下几个基础。
2.1 以安全科学为基础
安全科学与工程是在劳动保护等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1999）将“劳动保护科学”更名为“安全科学”。GB/T13745-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将安全科学技术分为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安全学、安全工程、职业卫生工程、安全管理工程。在安全科学中，公共安全学已成为重要分支。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公共安全”被纳入11个重要的规划领域。
安全科学为公共安全提供了技术与管理两个研究维度与发展路线，前者导向公共安全工程化，后者导向公共安全政策化。广义公共安全管理包含一切安全相关性领域，一般公共安全管理将和政治相关的安全移出，只涉及政府管理的安全领域;而狭义公共安全管理排除掉由专门部门管理的安全管理，只有一些难以界定具体领域和专属管理部门的安全领域[6]。公共安全三角理论通过研究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机理和规律，对其所发生的灾害作用的强度及其随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进行预测、预警。2012年我国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安全发展理论、安全管理方法和安全技术服务为公共安全奠定了基础，基于安全观的“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研究支持城市和社区应急管理的创新[7]。
安全科学为应急知识管理提供了安全视角的理论基础。应急知识管理可以将安全问题与知识问题相结合，重视国家和国际安全环境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促进安全科学理论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进一步，探讨重大突发事件生命周期中的知识价值链，构建公共安全知识系统，从提高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发展到提高公民的公共安全素养，丰富和完善国家公共安全体系。
2.2 以公共管理为基础
著名学者Rosenthal从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将应急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8]。以公共管理为基础，学术界建立了基于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灾害管理理论的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和应急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引入危机公关概念，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可以从公共关系角度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进行有效处理。风险管理理论更关注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决策、风险控制以及风险规避问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Beck的风险社会学说，现代世界处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之中。灾害管理理论分为行政、专业和社会三大系统，关注工程型防灾救灾和非工程型防灾救灾。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是公共管理学领域中一个基础性的命题,Bryson等学者归纳了政府进行协调联动管理的五种职能，即达成初始共识、确立权力关系、构建合法性与信任、管理内部冲突、制定计划和目标[9]；Stallings等认为公民团体在应急管理灾害评估、危机处置和紧急沟通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有必要在制定政策和预案时充分考虑社会力量参与，鼓励现有社会组织加入应急管理并承担一定职能或职责[10]。
在政治学家Ostrom领衔的布鲁明顿学派推动下，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理论范式转型，社群治理开始与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并列，成为诸多人类事务（尤其是公共事务）的第三大协调机制。以治理理论为基础，研究国家主义、法团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主流的国家治理模式[11]，为应急治理模式研究提供了范式选择。
公共管理为应急知识管理提供了管理视角的理论基础。应急知识管理可以探讨危机、风险与灾害中的知识问题，以知识管理的方法识别并处理危机和风险，通过知识创新提高防灾救灾的科学性，进而为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提供知识支持。
2.3 以认知科学为基础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是研究人类的认识和智力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范围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动作、语言、推理和思考乃至意识在内的各个层次和方法的人类的认知和智力活动[12]，是一种跨专业的研究领域，大量吸取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哲学等领域的成果，以符号运算为模型来仿真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13]。认知科学与知识密切相关，因为获取知识的过程及行为称之为“认知”。知识社会区别于信息社会就在于更强调知识的多样性与知识共享以及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和批评精神[14]。
认知科学专门研究知识的性质、知识的结构、知识如何获得并如何组织等，其中心是关于知识构造的理论，为应急知识管理提供了认知视角的理论基础。认知科学与认知心理学在信息查寻与检索领域已有广泛应用，情报学家Belkin基于认知观提出了知识非常态假设（ASK）[15]。按照认知观，个人的认知模型也称为“知识状态”，由认知结构组成，认知结构包括情感状态、个体理解的外部环境、可感知到的社会/集体经验、教育等[16]。认知科学与情报学结合产生了认知情报学（Cognitive Imformatics），包括自然智能、抽象智能、符号数学与认知计算[17]。美国国防情报学院教材《情报革命的结构：意义构建》发现珍珠港袭击、苏联入侵阿富汗、“9·11”恐怖袭击等情报失败的原因在于肯特情报理论，提出基于宏观认知的肯德尔情报理论可以很好地防范情报安全风险[18]。运用认知地图方法，可以获取、编码、储存、提取、编译与重大突发事件有关的现象的信息和知识，帮助应急管理者进行规划工作，促进小组的决策。
2.4 以知识学为基础
知识学（Knowledge Science）也称为知识科学，是以知识与知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本质和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以及有关知识生产、加工、组织、传播、利用等全部知识活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19]。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KSS）学会于2003年成立，2013年第14届KSS国际会议主题为“面向应急管理的知识创造”；2018年第19届KSS国际会议主题为“为有效的社会实践从结构和非结构数据中获取知识”，涉及到社会风险事件的演化分析[20]；2019年第20届KSS国际会议主题为“大数据时代的知识科学”，涉及网络分析、社交媒体事件演化等问题[21]。
知识学为应急知识管理提供了知识视角的理论基础。应急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应急知识是决策的关键。运用知识学的元知识原理，参考Eveland、Marton和Seo等关于知识的划分[22]，可将应急知识分为过程/程序性应急知识、陈述性应急知识和结构性应急知识。运用知识学的知识控制与传播原理，可进行应急救援知识管理、应急医学知识管理、应急物资知识管理、应急法律知识管理、应急统计知识管理。
03研究领域
应急知识管理研究刚刚兴起，围绕应急知识的研究和运用知识进行应急管理的研究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为了进行应急知识创新，为了提高应急管理的处置能力和保障能力，应急知识管理需要建立新的研究框架，主要有以下重点研究领域。
3.1 自然灾害应急知识管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围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是自然灾害应急基础理论研究，以灾害学为基础，研究灾害物理学、灾害化学、灾害病毒学等对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作用机理；二是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我国已建立了议事协调机构和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前者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后者有自然灾害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3]；三是自然灾害应急知识管理体系研究，如刘焕成等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同知识管理相结合，基于电子政务构建自然灾害应急知识管理系统框架[24]。
3.2 事故灾难应急知识管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围绕事故灾难的应急知识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是安全生产体系与安全生活知识体系研究，涉及安全生产流程的科学化；二是事故灾难危害与生命财产保护研究，涉及事故灾难发生后的民众创伤问题等；三是事故灾难数据监测与应急知识管理模型研究，以提高事故灾难的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四是事故灾难案例研究，如通过天津港“8·21”爆炸事故、江苏盐城响水“3·21”爆炸事故等几起典型重大安全风险事故分析[25]，发现志愿服务缺乏危险化学品爆炸救治专业知识的问题。
3.3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知识管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围绕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知识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是应急决策者的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知识能力模型研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的紧迫复杂性和快速变化性，涉及面广，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这就要求应急决策者运用科学知识做出准确预判与快速反应，特别需要具备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传染病救治等相关知识；二是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知识体系研究，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现场处置涉及的各种信息和知识进行整合，建立由公共卫生知识、现场救援知识、应急决策知识等组成的体系，科学高效的应急决策不仅取决于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的应急知识预防和准备，更取决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阶段的知识应用与创新[26]；三是公共卫生事件支撑系统与应急知识库研究，建立公共卫生事件支撑系统为应急管理提供信息与知识保障，不仅需要建立基础信息数据库，包括行政区划、地理信息、人口相关信息、医疗机构、公共基础设施等资料，也需要建立公共卫生事件专业数据库，如动态监测数据库、应急资源数据库，特别是应急知识库是进行应急知识管理的“智囊库”，是应急决策的重要依据来源，主要包括案例库、专家库、法律法规库、应急预案库等[27]。
3.4 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知识管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围绕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知识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是经济与社会安全体系研究，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二是社会安全事件舆情与大数据分析研究，正确引导舆情导向，减少负面影响；三是知识视角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揭露境外势力和部分媒体籍民族宗教问题干预我国内政[28]；四是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知识管理机制研究，运用知识管理分析高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暴发诱因，强化公共危机意识和风险社会意识，助力公共危机预防和控制。
3.5 应急知识管理技术
在2020第七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年会上，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总工程师黄全义认为，要针对应急管理基础性问题和共性技术，开展理论研究、灾害事故调查研究和技术研发，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理论支撑[29]。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是应急知识管理基础技术研发，大数据背景下知识管理技术及工具[30]，包括数据清洗技术及工具、云端分布技术及工具、联机处理技术及工具、可视呈现技术及工具等需要加强研发；二是应急知识管理关键技术研发，包括应急感知技术、预防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等的研发，特别是针对重大风险感知、风险研判和应急反应的新兴知识技术研发和知识赋能研究；三是应急管理技术平台研发，技术平台是支撑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管理的平台，由应急信息系统、应急指挥系统、应急技术研发系统、应急知识库、应急决策系统、应急管理评价系统等多个子系统构成，为高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管理主体必须通过技术平台将应急知识资源进行共享，形成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共同体；四是应急管理知识协同研究，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由多个拥有知识资源的行为主体（各应急组织、团队、个人）协同参与，通过对知识的识别、获取、转换和共享，充分发挥其价值，进而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与效率[31]；五是应急智慧化研究，加强应急智能搜索研究，强化应急大数据分析，发展数据驱动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技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推动应急管理增强智慧、智能和数字化转型。
3.6 应急开放知识管理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促进了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建立在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基础上，随着开放式创新和开放运动的发展，开放知识管理（Open Knowledge Management）产生，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线。一种是开放式的知识管理，如黄丹和盛小平强调知识描述和组织方式的开放[32]；宋刚等强调知识贡献者和使用者的开放[33]。另一种是开放知识的管理，主要关注开放知识的系统研究，2005年最早提出开放知识概念的Penin将开放知识界定为企业等机构自愿披露的知识，强调自愿、免费和向所有对象公开。张晓林强调科学开放知识的重要性[34]。王铮强调对开放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利用和开发[35]；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著作系统探讨了开放知识管理的理论、实施模式与案例[36]。虽然这两条路线均在继续发展，但后者更能代表开放运动与知识管理的结合。
对应急开放知识的研究将形成应急开放知识管理的专门领域，以创新的方式推进应急管理。在应急活动中，不仅仅需要政府和社会及时公开应急信息，也需要公开应急知识，包括公众应急自我保护的知识、公共安全政策法律知识，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用于应急决策的知识等。具体来说，这一领域可从以下问题出发开展研究：从技术方法角度研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知识发布平台与新技术应用，研究应急相关部门的机构知识库构建，研究应急知识元和元知识，构建开放交互的应急管理系统；从政策法津角度研究公共安全政策的有效性与公众参与，研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的知识公开与隐私保护，研究应急相关的开放专利策略与专利保护。
04应用前景
面向未来，应急知识管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加强与相关学科的合作
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产学研合作。应急知识管理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加强与安全学科特别是公共安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关注军事安全、生产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各个领域。应急知识管理要重视与公共管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合作，此外，还要加强与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近几年，公共安全数据管理兴起[37]，应急情报学初见端倪[38]。应急知识管理要吸收知识学、认知科学、知识工程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和情报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形成集成式的知识管理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
4.2 发挥政府、专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传统的应急管理是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事后应急处置的过程性管理，虽然已形成有效防控的措施与方法，但总体上是被动的。随着治理理念和应急知识管理的引入，应急管理将转向社会风险治理，转变重救治轻预警的现象，突出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在主动治理、动态治理和系统治理[39]基础上，加入知识治理，形成“四位一体”的治理战略。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发展政府应急知识管理，通过政府知识治理明确政府应急管理和相关部门的职权与责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专业机构和行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骨干作用，发展组织应急知识管理，制定和实施应急管理行业标准，推进应急管理标准化。要培育应急专业机构，形成专业化应急管理队伍，构建由专业知识支撑的应急管理体系。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积极性和基础作用，发展个人应急知识管理，建立由第三方参与的应急管理机制，推动应急管理社会化。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先锋作用，将企事业和各类志愿者调动起来，全民动员，统一指挥，上下一心，群防群控，从人人关心的应急管理转变为人人参与的应急管理。
4.3 促进公共安全政策完善与体制机制创新
2015年我国制定并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公共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018年国家应急管理部成立，地方各级政府相应建立了应急行政管理部门；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40]。如何创新，通过应急知识管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是一条重要路径。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相关政策法律是应急知识创新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人大、政协、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机构以及公众之间的知识共享，有利于促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修订，完善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在此基础上，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应急管理模式，促进“一案三制”的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通过比较研究和知识传播，宣传推广中国应急管理成功思想与成功经验，为世界公共安全作出中国贡献。
4.4 公民公共安全素养提升
近几年来，许多国家的重大突发事件暴露出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淡薄、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主动积极配合防控不够、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能力不强等许多问题，从而说明公民公共安全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应急知识管理可以研究公民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日常生活、信息行为与知识需求，建立科学且适合国情的公民公共安全素养体系。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制素养教育。韩文龙和周文建议，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经验，将应急管理中的公民义务法制化；设立国家防疫日，通过立法、宣传、教育和演练等时刻提醒政府、社会和公民关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提升应急管理能力[41]。二是加强公民的伦理道德素养教育，要把教育培训的重点放在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伦理知识传播、科学伦理教育和信息伦理教育上。三是加强公民的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公众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检索能力，特别是提高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辨别的能力，有效阻止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传播。四是加强公民的健康素养教育，促进科学的健康知识传播，特别是做好心理健康教育，针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身心健康受害者进行心理疏导和阅读疗法辅助康复治疗，直接服务于应急管理的善后工作。五是加强安全文化教育，建立公共安全教育常态化机制。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落实“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进一步实施安全文化教育进社区、进校园行动，特别是让中小学生从小接受安全教育，重视生命与人身安全，使安全教育成为一种终身教育，促进社会与学校、家庭共建安全文明。
4.5 推动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
我国1981年开始安全类硕士研究生教育，1986年以来实现了安全类本、硕、博三级学科教育。2006年安全工程获批作为工程硕士培养的一个新领域，2011年2月，安全科学与工程获批增设为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2020年12月，国家批准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国家安全学成为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1402”）。
应急知识管理研究，要推动公共安全教育与相关教育的结合。一是要在已有的安全教育体系中，加强公共安全教育。二是要促进应急管理教育和情报学教育的结合。国外LIS院校已开展危机管理教育，如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信息学院在WLIS项目中较早开设了“危机/灾害健康信息学”课程[42]。我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在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增加了“应急管理”专业，这就让情报学教育在本科并入管理科学与工程后迎来应急管理教育新的机遇。情报学教育界应当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面向社会开展应急情报教育，另一方面，在高校依托情报学建立应急管理专业，培养应急情报管理专业人才[43]。三是建立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职业教育体系，重点加强对应急管理防灾减灾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养提升。
05结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44]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目标。应急知识管理不仅可以促进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而且可以为公共安全科学决策提供根本保障。应急知识管理重点解决的是重大突发事件问题，也引发对于人类和社会更大的安全问题的思考。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以色列Yuval Noah Harari的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提到历史上的四次革命，即距今7万年的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虚拟故事的语言，历史学的开始，智人传播到非洲以外；距今1.2万年的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出现永久聚落；距今500年的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距今200年的工业革命，动植物大规模绝种。在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的今天，对于地球与人类安全的忧虑更强烈地加剧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需要在应急知识管理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安全知识管理体系，应当将针对地球与人类安全的知识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和学术研究谱系之中。
作者简介
柯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文献目录学。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年第1期，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 引用格式
柯平.应急知识管理：理论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前景［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11(1):8-17.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王阿凤
审核 | 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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