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今天的两个数据迅速刷屏：

一个是浙江十里丰监狱新增确诊病例27例；一个是山东随后公布的新增202确诊病例，其中任城监狱200例。

在“湖北以外”基本遏制住增长的情况下，这两个数字着实有些惊人。尤其是还都发生在封闭性很强的监狱。

十里丰监狱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占地面积5万余亩，西距衢州市区仅有29公里，东距离龙游县城15公里。

任城监狱则位于山东济宁市，距离市区十几公里，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前往只需要21分钟。

出现这么集中的感染，我的第一反应是查找原因，然后看看是否有针对性的问责，我相信大多数正常人都是这个脑回路吧？

随后，我便查到了十里丰监狱集体感染的原因：

早在1月30日，网上就流传一份“指挥部令第5号关于责成省十里丰监狱立即启动战时问责追责程序的命令”的文件。

据媒体报道，这份文件被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执法监督处工作人员证实。

文件称：

1月27日17时36分，接衢州市衢江区疾控中心电话通知，监狱三监区六分监区民警罗某初步确诊。经查，罗某于1月14日至19日前往武汉看望家人。返回单位后一直上班至1月25日，直至被属地疾控部门致电监狱要求其前往配合检测后，监狱才掌握情况并上报。

至于处分，也很快被找到：

浙江：省司法厅已派出督导组进驻省十里丰监狱现场督查。监狱政委和监狱长已被免职，公安机关对一名涉事干警立案调查。

山东：因任城监狱疫情防控不力，经省委研究决定，免去解维俊同志的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第一政委职务。随后，又有媒体披露，另有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姜运华，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文杰，任城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任城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刘勇刚，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陈为宁，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试用期）邓体贺，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试用期）房德峰等7人被免。

由此可见，数据的突然而来，是有一定原因的；而造成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有显见的人为责任的。

然而，在网络上，有些人的脑回路却不一样：

早在1月份，中央就已经明确要求，坚决杜绝瞒报、漏报。新华社更是发文指出，要对瞒报漏报责任人追责。

发现一起上报一起，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法律要求，更是积极打好疫情防控狙击战的客观要求。

及时公布了，这是本分；没有及时公布，就要承担责任。

自疫情爆发以来，浙江省第一个启动一级响应，到目前为止，也仅有一例79岁的死亡案例，其防治工作，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而山东，也是援助湖北的主力之一，不仅王忠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连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也带队支援。

但就像我们此前表扬一些优良措施一样，当一些明显的问题暴露出来，连纪委监委都已经追责问责了，却还在为所谓的“公开透明”点赞，就让人看不明白了。

当然， 也有很多正常的网友“怼”了回去：

摆事实的夸赞，当然是应该的。

这些夸赞，既是对一些积极、高效、文明措施的提倡和弘扬，同时也是对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的一些委婉的建议。

做的好的，我们要不吝赞美；对于做的不好的，我们要批评监督。凡是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客观公正，这才是应有的姿势。

我也曾经夸过浙江的一些举措，但并不影响我写这篇“不好听”的文章。

做的不好的地方要反思改正，做的好的地方也要戒骄戒臊。很多时候，骄躁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

不分青红皂白上来一顿夸，这不是在表扬，而是低级黑。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里丰监狱所在地衢州，近日的数据也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核减7例。

对此，观察网有文章指出，这一核减数据疑似已加入省十里丰监狱统计范畴。

山东方面也披露，近期，任城监狱相关人员共确诊病例207例，其中干警7例，服刑人员200例。干警7例之前已经统计在济宁病例中及时发布。

而2月11日，任城监狱曾因为“硬核请战”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那么，这一请战书是否和任城监狱内部的疫情有着某种联系？任城监狱内部的疫情爆发过程和因果是怎样的？

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联想和疑问。

统计归口的调整，其实也传递出病例公开的一个正确倾向：尽可能地让民众了解疫情，尤其是了解身边的疫情。

此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已经公布了具体病例的详细行踪轨迹，为的就是让潜在接触的民众及时了解。

现在，两地监狱同日公布了责任田里的病例。这不禁让人联想：是否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方也有，是否也该及时对外公布？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着统一要求，类似的公开都可以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