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 赵祥辉：论高等教育学的整合品性
▲王洪才
作者简介： 王洪才 (1966-) , 男, 河北永年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赵祥辉(1995-) , 男, 河南周口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08期
摘要：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 是由影响大学活动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 学科是大学活动的基本单元, 大学以多学科共同体身份存在。高等教育学以协调各学科之间相互关系为基本任务, 努力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 从而实现高效育人的使命。为此, 高等教育学就必须充分展现其整合品性。高等教育学从一诞生就蕴含了整合品性, 它是回应知识不断分化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内在需要的结果, 这些赋予了高等教育学以跨学科的特质, 并以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共存共荣为目的。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展现, 需以营造兼容并包的大学文化为前提、以培育理想人格为目标、以形成多学科合作的研究队伍为关键, 并以构建多学科对话机制为保障。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 多学科; 学术壁垒; 整合品性;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880005)。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独特的问题域[1], 与其他层次类型的教育相比, 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社会现象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无疑, 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综合实力增长息息相关, 为此必须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和运行的基本规律, 从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任务, 也是高等教育管理者的根本任务。要担负这一任务, 高等教育研究者就必须面对学科不断分化而急需综合的事实, 就必须处理学科体制的封闭性与学科发展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 不然知识创新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目的也无法达到, 进而也就难以服务于国力提升的宏大目标。办好大学, 是每一位大学管理者的责任, 为此也不得不问计于高等教育专家学者,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全面而科学的咨询意见。为大学管理者提供决策咨询是高等教育学者必须承担的任务, 唯有走进各学科内部, 认真倾听各学科内在的声音, 反映它们的发展诉求, 搭建多学科对话平台, 促进各学科共存共荣, 才能实现促进大学发展的目标。主动承担这一任务, 是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显现, 亦即使高等教育学成为融通各学科的桥梁, 使大学社区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可以说, 有效地发挥学科整合功能,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高等教育学的本质使命, 也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最好破解。为此, 我们首先要厘清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意谓, 其次要探明整合动力的来源, 再次要探明整合阻力究竟源于何处, 最后是探明实现有效整合的基本路径。
一、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之意谓
一门学科地位的获得, 并不在于如何奔走呼号, 而在于对自身本质使命的体认和努力程度。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 高等教育学也有其本质使命。那么, 高等教育学的本质使命是什么呢?答案是,推进多学科之间实现整合, 使大学成为一个有机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 实现整合功能就是高等教育学的本质使命。高等教育学缘何具有整合功能?就在于它的学科整合品性———这既是高等教育学的特殊价值, 也是高等教育学的内在本质。我们知道, “品性”一词在心理学上是指个体内在的、持久的和稳定的倾向与品质[2], 在哲学上则是个体“我”独立存在的标志[3], 此两者均指向个体表现出的独特、稳定的品质。而学科品性是指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综合特征, 是学科完整性、独立性的重要体现。[4]它源于学科的价值预设和研究取向, 解决的是学科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价值责任的问题。[5]无疑, 高等教育学担负着多种价值使命, 但作为一门学科, 它有自身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核心使命, 从而展现其独特的学术品性。高等教育学的整合品性, 是指高等教育学的目的是为了使高等教育活动的各个单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相互之间不仅有丰富多样的个性, 而且有内在统一的价值基础。高等教育学就是为了促使高等教育活动内部实现有机的统一, 共同实现高等教育繁荣和发展的目标。我们知道, 大学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单元, 而学科又是大学存在的基本形式, 大学的有效运转必须使各学科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所以, 高等教育学的基本职责就是努力维护各学科和谐统一的价值, 实现促进学术繁荣和培育卓越人才的使命。因而, 高等教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 它既是学术家族的普通一员, 又担负着特殊的学术使命, 因为它以各个学科的存在为基础, 以各个学科之间实现相互促进、共存共荣为价值取向, 换言之, 它从根本上说是与学科分化趋向相逆的。为此, 它必须以理解各个学科的发展特性为前提, 以寻求各学科内在价值的统一为目标, 通过分析彼此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路径, 从而实现学术的有机整合, 进而完成大学所承载的知识探究与传播的使命。因此, 从根本上说, 它就是为大学管理者服务的, 它是一门应用学科, 并非以自己的独立存在为目的, 而是以促进知识共同体存在为目的的。我们知道, 大学就是一个多学科的存在, 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分化的张力, 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高等教育学的价值取向恰恰在于阻止这种相互独立的倾向, 并促进它们团结为一个学术整体。事实也如此, 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是不紧密的, 甚至是画地为牢的, 在学科体制的作用下, 各学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封闭性, 缺乏畅通的联系渠道。虽然在人才培养计划设计中试图使各学科建立起有效的连接, 但它要么靠垂直方式进行强制性连接, 要么靠市场机制进行选择性连接, 都非一种有机的联系, 如此就难免使人才培养过程是相互割裂的, 使所培养的人才无法获得全面发展, 也就无法真正窥得世界的整体面貌。
显然, 促进各学科之间开展有效的交流合作是现代大学管理者的重要职责, 因为知识交叉融合是知识创新的基本途径。但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综合各学科的意见并对各学科的发展诉求进行有效的整合, 那么大学管理者也无法对学科整体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那么, 谁来负责收集和整合各学科的意见呢?这只能是由专门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业的高等教育学者来承担了。因此, 大学管理者需要高等教育学者提出科学的咨询意见, 而承担这一任务恰恰是高等教育专业的真正价值所在。事实证明, 如果各个学科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交流合作, 那么就无法获得对世界的真正认识, 进而关于世界的认识就是片面的。我们知道, 最初的知识是不分化的, 都是哲学的一部分, 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这种独立后的知识虽然深化了对世界的认识, 但这种“片面的深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偏见, 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真正判断。有鉴于此, 洪堡、爱因斯坦都提出了知识的统一性原理。[6]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还把哲学院作为大学的拱顶石, 从而开创了现代大学的新纪元。[7]虽然现代科学在持续地走向分化, 但各个学科的交叉综合趋势始终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动力源, 系统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多学科思想交汇融通的一个成果。[8]不过这种学科交流仍然是自发的, 并非制度化的, 即不是自觉的产物, 高等教育学的出现就是要使这种学科交流融合状态从自发走向自觉。美国大学出现的院校研究也是这一趋势的反映[9], 其目的就是自觉地承担大学管理者凭个人经验无法完成的工作:研究各学科的基本属性、发展状况和内在诉求;提出一种相互融通、相互促进之道, 构建学科交流的主渠道, 实现大学价值的内在统一, 改变大学出现的学科分裂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学科交流融合过程中实现更大的知识创新。[10]所以, 作为一位高等教育学者, 就应当自觉地担负起促进多学科共同发展的使命, 主动地研究和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去分析、解释和解答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这一研究过程中, 高等教育学也就拥有了“学科集成”和“关系科学”的特质。[11]这一切正是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显现, 这一整合过程是在高等教育学者主动走进各个学科活动的领域并与这些学科专家进行深层的互动之后实现的, 显然, 这种互动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推动过程。
由上可见, 高等教育学的整合品性并非一种自诩, 而是高等教育学的内在本质要求, 因为高等教育学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它必然以发现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 以解答这些问题、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作为自己的职责, 因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存在单元就是大学, 大学又是学科的集群, 那么学科集群内部关系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所以, 高等教育学存在的第一位使命就是努力使大学内部构成一个统一体, 而非彼此孤立的存在。我们知道, 在中世纪, 大学是依靠学生行会或教师行会而存在的, 后来教会扮演了主导角色;在近代, 国家开始介入大学管理, 组建高等教育系统, 从此, 国家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角色, 但在大学内部仍然采用传统的行会管理模式, 即实行教授会治理。显然, 教授会的自治机制对精英时代大学治理是有效的, 因为此时高等教育规模非常小, 社会投入也非常小, 依靠大学内部治理就足以胜任。但随着大众化时代来临,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学科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学科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越来越大, 高等教育管理成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于是高等教育自身就变成了一门学问。随着对大学发展问题的专门思考的出现 (1) ,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专业就有了必要性。我们知道, 在高等教育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坚持古典教育的一派和坚持科学教育的一派曾争执大学向何处去的焦点问题, 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 如纽曼、赫胥黎、斯宾塞等。纽曼是古典教育的支持者, 而赫胥黎和斯宾塞他们都是科学教育的支持者 (2) ;此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大学校长, 如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 他采取选修制来调和不同类型学科之间的争执。[12]这种争执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如《两种文化》的作者C·P·斯诺所揭示的主题正是学科之间的冲突问题。[13]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也揭示了现代大学的学科冲突状况, 他认为, 现代大学正在变成超级市场, 大学不再是一个整体性存在[14], 这也反映了学科之间冲突加剧的事实。高等教育学的降生就是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所以, 促进各学科之间的整合, 共同完成学术繁荣和培育全人的责任就成为高等教育学必须担负的使命。
因此, 高等教育学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高等教育问题解答超越于某个人“拍脑袋”决策的需要, 它意味着高等教育科学决策时代的到来, 这是高等教育学发展的真正缘起。换言之, 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 也就不可能产生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从宏观角度来看, 作为一项国家制度设计的大学制度, 它必须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必须反映人自身成长发展的需要, 但从根本上讲必须反映知识自身的内在逻辑, 不然, 高等教育发展, 就没有基础。从实践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了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情况, 就必须了解人才成长对各类知识需要的情况, 了解各类知识对人才成长的作用, 从而设计各类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以, 大学各个科系的建立是制度设计和规划的结果, 而非一种偶然的组合。诸如此类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都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研究, 不能随意摆布, 不然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 高等教育学的产生是为了科学地调和各个学科的关系, 是为了适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 当然也是为了大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如哈佛大学开展的历次通识教育讨论, 都是由多学科共同参与讨论进行的。[15]这说明, 人才培养问题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共同问题域, 必须由多学科合作才能完成。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开展的大学分类研究也是多学科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实例。[16]美国加州开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研究也是跨学科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例证。[17]这说明, 高等教育这门学问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这种多学科合作开展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 就是高等教育学这门学问存在的标志, 尽管它们并不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存在, 但仍然表明了它的独特价值。故而, 高等教育学承担协调各学科关系的责任绝非“一厢情愿”或“异想天开”, 而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
从研究对象来看, 高等教育学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学问, 而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18], 也是一个“知识整理、传授和创新的综合体”[19], 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在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时必须深入各个学科内部、真正了解各个学科的发展需求, 并与它们进行深层交流互动, 如此才能反映各个学科发展的真正状况, 并提出促进各个学科发展的基本意见和对策。换言之, 只有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互动, 高等教育学才具有现实的发展基础, 因为高等教育学所研究的人都是分布于各个学科的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 而且高等教育要培养的理想的人也必须由各个学科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 多学科的存在是高等教育学存在的前提, 多学科之间的冲突关系是高等教育学面临的最直接问题, 实现多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任务。唯有完成这些基本任务, 才能谈及更高层次的任务, 如为培养理想人格而进行知识系统的整合。如果各个学科发展得不好, 那么培养理想人格的远大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二、对高等教育学科危机论的回应
学科的内在品性是一门学科的灵魂所在, 高等教育学之所以将整合功能作为其内在的学科品性, 是因为其代表了高等教育学存在的根本价值。面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论提出的各种疑问, 高等教育学的整合品性均能一一给以有效的回答。
1. 学科危机论的种种疑虑
毋庸讳言, 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一直饱受学科危机的困扰, 这种危机并非源于它作为一门学问存在的本身, 而是源于人们对它功用的质疑。在我国, “双一流”建设是对高等教育学存在价值的一个极大拷问, 这起源于不少原“985”大学或合并或撤销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20]而且这种危机不仅来自学科外部, 也来自高等教育学科内部, “学科与领域之争”就表明高等教育学科内部并未取得共识[21], 这当然是高等教育学还不成熟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价值探索上的迷惘与失落。在其他学科眼里, 高等教育学既无法做到如自然科学的那般精确严谨[22], 也无人文学科那样的终极价值关怀[23], 即使是作为社会科学也很难说得上具有理性独到的洞察力。[24]很多时候,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似乎更像是一种为国家政策摇旗呐喊的“御用解释工具”[25], 或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满足学科情结的“一厢情愿”。[26]所以, 无论片面地追求“学科独立”, 还是机械地模仿西方的“领域转换”, 或是“多学科的简单糅合”, 都难以消弭高等教育学面临的学科危机。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破解唯有转向对自身学术品性的追寻与确认, 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学术地位, 从而为外界所尊重。
在学科高度分化和综合的今天, 知识发展一般都遵循着“混沌—分化—整合”式螺旋上升的路线。[27]成熟的高等教育学需以整合品性为灵魂, 不再像以往一样将“多学科研究方法”误读为多个学科知识的“拼盘”[28], 而是要围绕高等教育的育人本质以及高等教育与环境互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将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积累整合到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在其中找寻各学科知识的共通点,铺设各学科沟通的桥梁。无疑, 各学科存在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造就理想人格, 是为了人能够认识世界的真相, 是为了人类能够建构美好世界, 也即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处。所以, 各个学科的力量都是局部的, 只有团结为一个整体, 才能使彼此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在其中不仅使自我价值得以充分的展现, 而且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智慧成果促进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 学科整合也是各学科发展的共同愿望, 唯有以各个学科为基本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学才能在其中发挥促进彼此间实现有效整合的作用, 这也是高等教育学的特殊价值所在, 当然也是高等教育学的本质使命。在整合使命的驱动下, 高等教育学把各个学科话语当作自己的基本话语, 把各个学科方法当成自己的基本方法, 而高等教育学知识则表现出一种综合特征, 其研究方法当然也是一种综合的方法[29], 从而各个学科在“理想人格培养”的旗帜下实现了整合,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并在具体的教与学过程中展现了自身学科特点和作为育人活动一部分的共同特点。如此, 高等教育学也就不再是其他学科的“殖民地”了, 而成为包容各门学科在内的庞大“帝国”。[30]显然, 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开放与包容, 而非构筑自我边界, 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各个学科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彼此促进, 成为一种“学科之间的学科”, 如此, 高等教育学就“成为多学科的组织或多学科交流的平台, 各学科都在争夺自己话语权的过程中促进了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31]。
2. 大科学时代呼唤打破学科壁垒
传统大学发展是处于小科学时代, 各门学科发展以分化、精细化为特征, 而当代科学是处于大科学时代[32], 即每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 都是在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价值, 而且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吸吮着各自所需要的营养, 促进自身的发展。所以, 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正是大科学时代对各门学科发展的要求。无疑, 大学管理也必须适应这一趋势的要求, 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 促进各学科实现有效的合作。所以, 大学作为多学科知识集群的组织, 不同学科的知识汇集构成了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播、探索与应用的综合体的呈现。[33]可以说, 学科仅仅是大学的一个组织单元, 是知识生产的基地, 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组织, 如此才能使知识生产保持足够的敏感性, 然而在学科体制的作用下, 学科演变成一种封闭性组织, 从而阻碍了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从理论上讲, 学科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生产的精细化, 并非为了实现知识生产的封闭化, 封闭化阻碍了知识的创新, 造成了知识的重复性再生产。显然, 这种学科设置不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因为这既不利于个体获得全面而又统一的知识, 也不利于个体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 使知识积累变成了一种机械叠加, 显然是不符合创新人才的成长需要。
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的院系设置受计划体制的影响,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学科之间壁垒也越来越深, 在量化管理、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下, 每个学术人都变成了学科知识的“单干户”, 不仅学科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即使学科内部也缺乏交流与合作, 最终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现象。这种学科分割化状况“使该学科孤立于其他学科和跨学科问题, 超级的学科性精神变成地主精神, 禁止任何外人对他的小块知识领地的侵入”[34], 这无疑与学科整合趋势背道而驰。各学科在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规训制度上的“不可通约性”使得学科间合作和对话的“障碍重重”, 也使得高等教育成了学科的“拼盘”, 对人的认知也呈现出一种严重的碎片化状况。
面对学科壁垒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碎片化, 需构建一种整合型学科来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有学者提出要以哲学学科承担起学科整合的责任。[35]这一设想具有一定理论根据, 因为哲学在学科发展历史上确实曾扮演着“学科之母”的角色, 但哲学更多的是进行一种形而上的审视, 即“居高临下”地审视各学科, 对各学科的把握不免“易出其外, 难入其间”。而作为高等教育学上位学科的教育学, 其整合范围主要适用于基础学科层面, 对大学各学科显得“鞭长难及”。因此, 对于大学内各个学科的整合任务无疑就落在了高等教育学身上, 这是由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和研究目的决定的。因为高等教育学直接面对多学科存在, 面对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任务, 必须把各学科整合为一个统一体, 使它们各自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合适的角色, 如此才能完成自身所肩负的使命, 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 每个学科都是知识的一个部门, 都能够为丰富人的认识世界提供营养, 但随着知识分化越来越细, 它们之间必须进行协作才能服务好培养人这一目标。事实上, 许多学科也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 纷纷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 并形成了一些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 这样能够大大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也能够使人更好地认识到世界的整体形象。然而, 这些交流与合作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只有少数思想非常活跃和敏锐的科学家才认识到知识整合的必要性。为此, 就需要有一个学科主动承担促进各学科整合的使命, 此时, 只有高等教育学能够胜任这一职责, 因为高等教育学是超越于各个学科利益之外的, 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促进各学科彼此包容和共同繁荣。必须指出, 整合的目的在于价值观上求同存异, 在于促使各学科找到自己应有的定位, 在于促使各学科在整体系统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实现学科自身的使命, 也即让各学科更加清晰地认清本学科的立场、形象和特色。由此, 高等教育学扮演着“经纬线”的角色, 即根据大学发展规律和人自身发展的需求, 将各个学科“编织”为统一整体, 发挥“学科之间的学科”的作用, 使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遵循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要求[36], 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性追求。换言之, 高等教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大学实现其本质, 成为促进学科联结的“纽带”, 如蔡元培所言“兼收并蓄, 包容百家”的理想, 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色所在。
3. 院校研究正在朝向学科整合方向努力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不能忽视功用问题, 正如亨克尔所说:“个体学科的影响……越来越取决于它们所做出的可以感知的贡献大小。”[37]高等教育学的功用要获得认同, 不在于其借用了多少科学方法, 也不在于其生产了多少文章, 而在于其是否拥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和严谨理性的专业性。唯有体现出高等教育学自身“可以感知到的贡献”, 即发挥学科功用才能真正展现其学科价值, 如此才不至于“故步自封”而走进死胡同。然而, 长期以来, 高等教育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及其知识的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未充分认知, 由此导致了理论与功用“两张皮”现象的长期存在, 使得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实用性价值。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长期沉迷于宏大叙事上, 往往希望借助国家力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然而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解决也依赖于高等教育基础问题的解答, 没有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的解答, 试图一下子获得一个总体性突破或跃进无异于痴人说梦。何况宏观问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视野必须足够宏大, 其理论思维的水平必须足够超越, 其知识积累水平必须足够深厚宽广, 其研究的格局必须足够恢宏, 而且社会经历必须足够丰富, 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要获得宏观研究突破必须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等诸种因素的齐备, 绝非一种理想主义的罗曼蒂克。如果高等教育研究受局部利益羁绊或个人利益牵引, 就容易流于热点导向型、政策解读型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热点的频繁转换导引着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38], 这就导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功用饱受质疑,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大量被撤即为答案。这说明, 学科发展不能依赖于对那些大而不当命题的玄思, 也不能依靠对热点问题的追逐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 必须扎扎实实做一些具体的研究, 如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如何解决, 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如何激发, 大学发展如何摆脱排行榜的捆绑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 高等教育学只有转向中观和微观的应用型研究, 发挥高等教育学自身无可替代的“专业性”,才可真正安身立命。院校研究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学展现其专业性的一个基本途径, 即高等教育学首先要能够为学校发展服务, 而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各学科发展中的相互冲突问题。可以说, 院校研究即呼唤高等教育学发挥其整合功能, 展现其独特的整合品性。
毋庸讳言, 高等教育学脱胎于教育学基本框架, 它要获得自身的充盈和完满就必须走向大学的各学科, 以客位的姿态了解各学科的演变历史乃其特长, 勾勒出它们各自在大学图谱中的形象及其在培养理想人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而能够对各个学科的发展进行一个合理而准确的定位, 以便为大学管理者提出有效的咨询意见。高等教育学与各门学科具有天然的接近性, 因为高等教育学是在各门学科发展到相当水平后才出现的, 是各门学科在分化与综合过程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才诞生的, 它天然地吸收了各门学科的营养, 是以一门综合学科的姿态出现的。所以, 在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中, 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都是它的构成元素, 从而也形成了它的分支研究领域。即使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成了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奠基石。如此广泛的学科基础, 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各个学科交往的桥梁, 也成为探讨高等教育学的基本方法论, 无怪乎高等教育学泰斗潘懋元先生说“多学科研究可能是高等教育学的独特方法”[39]。随着多学科领域专家渗入高等教育学领域, 高等教育学就成为一个公共平台, 因为每门学科要阐明自己的独特地位就必须阐明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对其他学科发展的借鉴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申辩中, 高等教育学发挥了学科科际交流和沟通的价值, 从而实现了学科整合, 使各个学科成为大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而非游离于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之外。
正是在搭建学科交流平台的过程中, 各个学科才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地位与作用, 因为它们只有凭借自己学科话语的感染力量, 才能赢得学术共同体的尊重, 并且展现出对大学发展的特殊价值。因此, 高等教育学在促进各个学科交往的过程中, 能为院校发展找准办学定位, 突出办学的优势和特色, 从而为统筹学校的学科布局提供适切的建议和指导, 进而有效地遏制高校管理者凭借自己的价值偏好或经验进行主观臆断。无疑, 个别院校的成功会产生涟漪效应, 会成为大学办学模式的原型, 其成功经验会对高等教育宏观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会被其他院校效仿。这意味着, 只有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单元———大学的办学成功, 才能充分证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功, 而这个成功是建立在大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协调和整合基础上的, 换言之, 没有学科间整合的成功, 大学办学的整体效果就无法凸显, 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就无法成为“范例”被推广。大学办学的成功, 无疑应该表现为各个学科之间获得了相互促进的效应, 育人效果非常突出, 即不仅培养出了杰出人才, 而且成为社会道德风尚的引领。显然, 育人效果能够突出, 就在于对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尊重, 就在于使学生认准了其潜能和价值发展方向, 从而激发了其自身创造性的发挥, 进而也带动了大学整体探索氛围的提升, 最终使大学彰显其学术品性, 回归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因而, 高等教育学的“功用显现”不在于如何自我宣扬, 而在于大学学术品位的提升, 在于育人效果的凸显, 在于大学内部学术氛围的和谐。
三、高等教育学整合使命的承担
1. 高等教育学诞生于学科分化加剧的时代
高等教育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之后[40],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直接产物之一。之所以如此, 就在于高等教育发展开始告别精英时代, 告别小规模状态, 走向了大众生活, 成为大众向上流动的阶梯。这一趋势意味着高等教育开始走出上层社会简单再生产的迷宫, 走进了社会阶层整合的熔炉。如此, 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就复杂起来, 就需要面对来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技术的方方面面的压力, 此时大学发展必须重新设计, 不然就无法应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局势。而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都会在大学内部引起强烈的回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生对大学的影响尤其剧烈, 这就使高等教育研究变成一门专门学问, 如此就宣告了高等教育学的诞生, 无论是在西方以“领域”面貌出现, 还是在中国以“学科”身份立足。[41]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命题出现, 超乎了大学内部人的想象, 必须采取科学的、审慎的态度对待, 这是高等教育学诞生的理由。然而, 高等教育学诞生也正逢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来临之际。二战之后, 世界范围内出现新的科技革命浪潮, 如新能源、微电子技术迅速改变着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生产和社会生活, 从而带来了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预言[42], 这一预言是真实的, 因为它预言大学将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预言的准确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持续发展, 不仅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一路领先, 也带动欧洲社会的高等教育大发展, 纷纷告别了传统的精英教育体制, 开辟了大众入学的途径, 进而也带动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变迁, 并且把福利社会当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 尽管之后这一建设进程出现了诸多反复[43], 但不容怀疑, 福利社会目标在欧洲基本上实现了, 尤其是在北欧地区。针对新入学的群体, 大学必须进行重新布局和安排, 必须与社会发展政策协调一致, 否则可能造成社会的骚动与不安。因为这种事例在美国不少大学校园都发生过, 甚至还酿成了严重的学生运动[44], 法国几次的教育变革也都与学生运动有关[45], 在德国, 大学生参与学校治理成为法律事实[46], 这些都说明, 高等教育如何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思考和设计, 从而不至于出现大的麻烦。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原先是遵循计划经济发展路线的,高等教育发展目的主要是配合经济发展需求, 但首先是满足政治发展要求。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 高等教育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环。所以高等教育发展最初是采用苏联模式, 实行统包统配政策。所以,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仍然延续这一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 统包统配模式才逐渐被打破,自主择业模式逐渐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47]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诞生也是缘于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巨变, 缘于高等教育无法按照过去传统办事才诞生的。可以说, 如果西方高等教育学产生于社会学逻辑的话 (回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诉求) , 则中国高等教育学产生于政治学逻辑, 以此来对抗政治频繁地干预高等教育发展, 试图为高等教育建立一个相对安静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初期的高等教育学集中于宏观研究, 换言之, 高等教育学集中于高等教育与外部的关系, 如此, 高等教育学就不免疏于高等教育内部关系的研究, 如此, 高等教育学就不是一个内生的结果, 而是一个外部刺激的结果。这也说明, 高等教育学产生与社会发展环境变革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当然, 从本质上说, 高等教育学也是教育学学科内部分化的结果, 因为传统的教育学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无法解答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如此就需要一个以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学科。这是高等教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之一。高等教育学的另一特殊研究对象就是不断分化的学科, 这些都是高等教育的内容所在。当然, 高等教育学最重要的特殊研究对象就是学术组织, 从学科单元到大学组织再到大学文化, 这些都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存在方式, 也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所以, 高等教育学是由社会发展需要构成的外部动力和教育学科分化的内部驱力双方面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近代以来, 各门学科纷纷从哲学的大本营中独立出来, 这成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说, 学科分化一直是科学发展的主流。但近几十年来, “学科整合趋势日益增强, 不再盲目细分学科, 反而倾向于把不同的学科整合起来”[48], 这说明, 学科分化不是无限度的, 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进行整合。但学科整合并非以一种完全自发状态进行的, 它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和体制的保护, 需要建立一定的整合平台。也即, 建立学科之间的沟通机制是必需的, 如此才能了解不同学科的品性, 使不同学科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交流。作为多学科存在的共同体的大学, 必须设计学科对话交流的路径 (多学科研究中心和跨学科研究平台都是一种具体措施, 而非一种整体设计) , 为此, 就必须有专门部门从事这一工作。这一工作无疑应由高等教育学来承担 (院校研究的兴起即是标志) 。所以, 高等教育学承担学科整合功能是时代的呼唤。那么, 高等教育学如何实现其整合品性呢?
2. 高等教育学以营造兼容并包的大学文化为价值导向
实现学科整合需要依靠学科的自觉, 需要它们自觉主动走出学科围城, 为此就需要在大学内部广泛倡导一种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价值, 鼓励学科间打破各自壁垒, 从而实现学科间的融合与渗透。故而, 倡导包容性增长的学科发展价值观是必需的。作为高等教育学自身, 营造兼容并包的学科文化也是其展现整合品性的基本方式。长期以来, 由于各学科在认识论、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往往会形成一种封闭式、排他性的学科文化, 从而造成了一种学科林立、单兵作战、互不相容的大学文化氛围, 再加上资源分配体制的强化效应, 导致学科之间的文化屏障越来越深, 甚至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 显然, 这不利于大学内部的协调发展, 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著名科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科学是内在的整体, 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 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 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49]如以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作为分析视角, 数学、物理、计算机等知识可为人文学者“精神生活的工具”, 而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也蕴含着内在的人文精神, 两种学科文化存在内在联系, 具有兼容与沟通的可能性。[50]因此,要跨越学科文化的鸿沟, 凿通学科文化的屏障, 就必须在大学内部广泛营造一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氛围, 使得各学科能够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和谐共生、互相促进。毋庸置疑, 随着学科交叉与渗透趋势的加强, 学科间的整合将越来越依赖一定的目标引领, 这种目标导向也应该由高等教育学担负起来。
3. 高等教育学以培育健全的理想人格为自身发展目标
高等教育活动无疑是以培养理想人格为志向的, 这是社会对大学的托付, 高等教育学的主旨就是探讨如何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理想人格的, 所以,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直接面向人的发展需求的学科, 培育理想人格就是高等教育学的努力方向, 也是引导各门学科实现整合的动力基础。何为理想人格?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固然对人的理想品格具有不同的表达, 但在基本品质上是一致的, 即一个人首先应当是理性的, 其次是独立的, 再次是负责的, 最后是有能力的。“理性的”是指具有善于分析和批判的大脑,能够明辨是非, 进行理智抉择;“独立的”是指人格独立, 即不依附于任何人, 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然做到这一步需要经济的独立, 否则就很难做到人格的独立;“负责的”是指他是具有责任感的, 具有自己的使命承担, 主动体认自己应担负的责任;“有能力的”,是指经过了专门训练, 可以胜任一定职责要求, 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要求。[51]这些品质都是高等教育要培养的基本品格, 满足了这些基本要求, 就说明达到了培养理想人格的要求。
在网络化时代, 知识传输媒体越来越多元化, 这既给人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也使人们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 因为各种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冲突。在大学的各个系科间也是一样, 所传播的价值观可能是对立的, 对一个大学生的行为指向可能是相反的, 显然, 这些都不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 为此就必须协调不同系科之间的关系, 必须在培养理想人格方面达成共识, 从而使各个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合力。如此, 就不能听任各学科内部的自由放任状态, 必须在培养理想人格面前达成契约。其实, 各个学科之间的分裂状态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人们意识到,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发布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青年人的训练, ……为了训练的目的, 一个人的理智认识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 就是被忽视;不是被还原到一种胚胎状态, 就是随它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52]在今天, 这种状态随着各个学科为了追逐自己的排名而变得愈发严重, 如各种选修课仅仅成为一种“拼盘”甚至“大杂烩”, 人们所呼唤的对世界形象产生一个整体认识的期盼久久难以实现, 人们遭遇到功利主义的纠缠, 遭遇到封闭的学科文化的阻挠, 这是美国大学所普遍遭遇的通识教育难题,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我国当下也越来越突出。所以,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自然也是高等教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今天, 高等教育学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指导大学管理者建构一种适合每个人成长的通识教育体系, 使每个人无论其专业是什么, 无论处于什么的学科组织, 都知道自己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都知道自己的理想成长方向是什么, 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努力。大学管理者是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人, 也是各个专业培养方案的审定人, 同时还是各个专业方案实施效果的监督人, 他们对各种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具有全程跟进的责任, 需要及时发现培养方案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提供改进的措施。显然, 他们要开展有效的工作, 就不能仅靠自己的行政身份, 而必须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 这种专业知识的重要提供者就是高等教育学, 因为高等教育学为他们进行培养方案设计、监督和改进提供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和理论基础, 而各个具体学科专业知识仅仅是培养方案所涉及的内容, 所以, 双重专业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缺了高等教育学知识, 就等于缺了灵魂和骨架, 而缺了具体学科专业知识, 就等于缺了血与肉。因此, 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学知识的丰富和不断滋养, 大学管理者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技术操作工, 很难成为真正的行家里手。故而, 掌握高等教育学知识, 就等于掌握了人才培养的“方向盘”, 就知道大学管理该向何处努力,而能否为大学管理者提供充分的高等教育学知识营养就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
不得不说, 理想人格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 它需要大学内部的高度协同, 即不仅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协作, 更需要大学的各个管理部门达成相互合作的默契, 尤其需要大学领导人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 即需要他能够把培养理想人格放在工作的中心, 需要他不断地研究理想人格培养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需要他经常与高等教育研究者交流经验, 听取他们的咨询意见, 以及与主要管理者商讨解决难题的方案。所以, 大学领导人也应当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分子, 而且是扮演核心角色的一分子, 因为他处于领导管理的核心位置, 对大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感受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如果他能够把培养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志业, 就能够与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携手共进, 担负起教育家这个光荣称号。我们知道, 大学领导人绝非一般的管理者, 不是仅靠管理知识和才能就可以胜任的, 更多的是靠他的人格魅力来施展无形管理的, 在他的个人人格魅力中就蕴含了理想人格的原型, 所以, 他如果不主动承担责任, 大学管理就容易事倍功半, 相反, 如果他认真努力, 就可能使大学管理事半功倍。甚至可以说, 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就是从大学领导人身上汲取智慧或受其行为启发,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大学校长都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原因, 如哈佛大学原校长博耶、德里克·博克、加州大学原校长克拉克·克尔和芝加哥大学原校长赫钦斯以及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等。
进一步说, 每一位大学教师都担负着育人使命, 他们都自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家族中的一员, 虽然他们不是系统的研究者, 但他们的点滴努力也是在为高等教育学的进步注入营养。因为他们在通过自己的影响来塑造人,如果他们能够自觉地把理想人格养成当作自己的使命, 那么就会主动打破学科的藩篱, 积极探索理想人格成长之道, 自觉地把学科专长汇入人才培养这个主流中, 担负起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任务, 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来检验这种知识体系是不是成功的、有效的, 从而为高等教育学知识大厦的构建贡献力量。尽管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汇集起来就能够成就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大业。这当中, 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担负起将零碎的高等教育学知识汇集起来的重任, 使高等教育学真正成为多学科专家进行人才培养探讨交流的平台, 进行理想人格规划设计的智库, 也成为各个学科展现各自特色的舞台。如果做到这一步, 高等教育学就扮演了实质性的学科整合功能, 也推进了大学的文化整合和学科发展的协调。
因此, 要完成培养理想人格的大业, 高等教育学必须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格目标, 并且主动与各学科专业交流互动, 向他们求教问计, 汲取他们的智慧, 并承担起多学科交流的桥梁责任, 使各学科能够在培养理想人格这一主题上形成默契和共识, 达到一种多学科融合。很显然, 高等教育学要把培养理想人格的理念传播出去, 不主动去研究各学科的特色和个性就无法实现, 不站在各学科立场来审视高等教育学的立场也很难发现理想人格设计中存在的疏漏, 自然在与各学科的交往中难以取得主动权。在知识越来越走向不确定性的今天, 理想人格培养的难题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不汇集多学科的智慧, 单靠某一专门队伍已无力胜任, 因为任何宏大设计都面临现实的多变环境的挑战, 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为此研究主力正在向行动研究转移, 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走向非本质主义[53]的一种展现, 所以, 构建多学科之间的对话平台, 实现“视界融合”, 是完成培养理想人格大业所必需的。
四、高等教育学的角色调适与重建
1. 以融汇多学科内容为整合基础
高等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科整合的要求,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活动本身即是多学科知识汇聚构成的一个综合体。因此, 这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 而且还强调整合”[54]。从科学发展的历程来看, 高等教育越发展, 学科整合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学科越分化, 知识总量越大, 则构成和谐的知识系统的难度就越大, 这也是高等教育学诞生的原因之一。事实上, 无论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还是高等教育内部的关系, 都随着知识总量的增长和学科分化而发生了变化, 从而都必须从一个超学科 (trans-disciplinary) 的视角来审视。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超学科的特色, 即运用一般公理系统和新兴认识论模式实现对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有学科和跨学科的协调。[55]这与埃德加·莫兰所讲的“新认知图式” (newcognitive schema) 类似, 即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 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认知图式来超越或改造各学科”, 而高等教育学的整合品性恰似这种“新认知图式”, 能发挥“横贯诸学科”、“有时带有超强力量使诸学科俯首听命”的学科整合作用。[56]通过发挥“超学科”、“新认知图式”对多学科知识整合, 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学科重构的基础。[57]
2. 以形成多学科研究队伍为整合关键
高等教育学中整合品性的展现, 取决于是否形成了一支具有多学科研究能力的队伍。无论何时, 人都是最关键的因素。一般而言, 成熟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都应当具有多学科素养, 具有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 乐见各个学科发展对高等教育母体的促进作用和高等教育学建设的贡献。唯有如此, 才能使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版图尽收眼底, 才能使高等教育学生机勃勃。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讲:“对于高等教育来说, 既要横看, 看到它的逶迤壮观, 又要侧看, 看到它的千仞雄姿;既要入山探宝, 洞悉其奥秘, 又要走出山外, 遥望它的全貌。”[58]这也就要求在培养高等教育研究者时, 要尽可能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出发, 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中, 把促进具体学科专业发展作为研究方向, 以此来夯实高等教育研究的地基。因为只有切身感受多学科的发展变化, 才能领略各个学科知识的旨趣, 才能准确地确立在理想人格培养中的定位, 也才能解决各门学科发展中的问题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问题, 进而才能为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提出系统的答案。如果缺乏这种田野功夫, 仅靠事后进行的追踪调查, 就无法洞悉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前沿。有鉴于此,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队伍建设一贯遵循“门户开放、来者不拒、一视同仁”的原则:无论是“科班出身者”还是“半路出家者”, 乃至于“业余爱好者”, 都可以在高等教育研究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获得相应的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 高等教育研究者之间的真正合作并不多见, 并未形成真正的以高等教育学为中心的多学科交融状态。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在集体研究当中, 个人见解的局限性和别人见解的价值的同时发现, 能减少专家们的骄傲自大, ……集体研究还能对松散联合的研究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和分析方面的条理性。”[59]显然, 这种集体研究的价值需要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来引导和保护, 高等教育学科在未来的构建中应大力加强这种机制和体制的构建, 从而创造多学科平等对话机制, 构成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为核心的对话平台, 使高等教育学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思想库。为此, 高等教育专家学者无疑需要扮演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 构筑对话规则, 强化彼此学科的使命承担, 共谋人才培养大业, 为大学管理者和高等教育体制设计者提供咨询方案。
3. 以构建多学科对话的体制机制为整合保障
在西方, 尤其是美国,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存在, 所以它成为多学科共同探讨的场域。在中国, 高等教育学必须谋得一个学科身份, 否则其合法性容易遭受质疑。而学科身份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阻碍了与其他学科交流的渠道, 从而使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被动和不畅。尽管如此, 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性存在, 从大学校长和书记的学科基础的广泛性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他们都很难说是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 但都必须面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都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 而且都借助自己所拥有的行政权威将自己的意志进行推行, 在其中, 他们很少咨询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意见, 从而使高等教育专业研究者的合法地位变得尴尬。换言之, 如果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对高等教育管理者施加影响, 其合法性就岌岌可危。事实也证明, 一批独立建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取消就表明高等教育学仍然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要走出这个困境, 首先必须使高等教育学走出封闭式发展的传统老路, 必须走进各个学科专业, 为学科发展出谋划策, 以促进大学总体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 如此才能证明高等教育学的价值。
显而易见, 如果高等教育学科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体制保护, 就会面临多学科的壁垒。所以, 打破学科壁垒不仅是高等教育学者自身努力的方向, 也应当是大学管理者的自觉意识, 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大学的真正存在价值在于促进多学科共存共荣时, 才会去转变传统的学科思维模式, 才会主动为高等教育学者进驻各个学科大开方便之门。正如皮埃尔·德拜所言, “代表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在一个机构中致力于同一个课题的研究比这些专家孤身独处或处于各个单学科的机构时, 有利于交换和综合更多的研究成果”, 但“学院、研究所、系科构成体制上的障碍”。[60]为打破学科壁垒, 2012年我国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简称“2011计划”) , 目的就在于尝试构建多学科之间对话和整合平台。[61]然而, 建立新机制体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只有对准传统机制体制的弊端, 采取适切的行动路线, 新的机制体制构建才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为此, 建设一个多学科沟通和协调的机制体制需要一个艰苦的探索期。
综上所述, 渐入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走向肩负学科整合使命的新学科, 这种角色定位并非外生的, 而是内源性的[62], 是高等教育本质所赋予的, 因此, 展现整合品性是高等教育学本质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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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就是关于高等教育如何发展问题的专门思考。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更是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专门研究。
2 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是最有用的”命题, 他的结论是科学知识是最有用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赫胥黎的支持。参见斯宾塞著《教育论》, 胡毅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赫胥黎著《科学与教育》, 单中惠, 平波,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而纽曼坚持古典教育立场, 主张大学传播最普遍的知识, 相信人文经典知识具有这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