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栋等：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欧洲校园”的身份演进与运行机制

▲王小栋

作者简介：王小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苑大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教育学博士;瞿铮，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教务处教师;刘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东平小学教师。

文章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4,51(01),47-63

摘    要：“欧洲校园”是一个区位概念，也是上莱茵地区的三国五校自发形成的次区域联盟。从自组织的视角审视“欧洲校园”的发展脉络与运作机制，揭示了其身份是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并逐步实现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发展过程中，“欧洲校园”经历了从合作伙伴到欧洲理想、再到实体法人的三次身份演进，是一种从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的非线性过程。“欧洲校园”正式成立后，其运作方式表现为资源互补下的利益空间一体化、制度协同下的跨境流动一体化、经费统筹下的项目合作一体化。此外，“欧洲校园”的演进与发展，也得益于欧洲国家间的制度同构、边境地区间的非线性协同以及校园合作间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欧洲校园;高等教育;次区域一体化;教育国际化;跨境协作

基金：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欧盟研究生跨境合作培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YJC880074）。

一、研究背景

作为三国五校的合作机制，“欧洲校园”（Eucor-The European Campus）是由瑞士的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法国的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上阿尔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Haute-Alsace）、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以及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共同组成的跨境教育联盟。[1]五所大学联合自身潜力，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构建了集教学、研究、创新和管理一体化的次区域（Sub-region）大学网络，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次区域科学空间。[2]

“欧洲校园”的出现与转型，既实现了次区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也体现出次区域合作意愿的现实表达，实现了研发高地的生成与边境领土力量的整合，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理想案例。从行动的视角来看，这种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属于跨境合作的现实议题，但在跨境合作的研究领域，却缺乏对其合作机制的学理性探讨，更鲜少有人注意到“欧洲校园”作为一种自组织形态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形态本身包含着跨境合作主体间的现实诉求，更体现了国家主权让渡下的利益博弈。为此，审思“欧洲校园”出现与转型中的以何、为何，解构其一体化协作中的何以、何为，成为了厘清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脉络，探究高等教育跨境非线性合作机制的实质性考量。

（一）次区域：一种区位概念的“欧洲校园”

作为一个区位概念，次区域本身是命运共同体的生长点，也是民族文化理解的交流地带，其主要是指邻近国家的边境地区，为发展经济、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等，通过加强区域内产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相互协作，而开展的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内部市场。[3]高等教育合作便是次区域非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莱茵（Upper Rhine）地区是欧洲高等教育跨境合作的次区域之一，位于法国、德国、瑞士三国边境接壤地带，不仅有着相似的历史渊源，也有着比邻的顶尖大学。自17世纪开始，该地区大学间的交流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一体化的福利和风险使得三国政府意识到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潜质，也意识到科学研发对抵御区域环境危机的重要性。为此，上莱茵地区的大学开展跨境合作，加快了区域间资源的流动与协同，实现次区域创新聚力并形成了次区域联盟“欧洲校园”。换言之，“欧洲校园”本身是跨境空间意义的上区位概念，是上莱茵地区三国五校应对区域危机自发形成的联盟，也是次区域多主体协作下的一体化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欧洲校园”是“欧洲上莱茵大学联盟”（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Upper Rhine Universities，简称EUCOR）的身份制度转型。因此，在广义层面上，本研究也将EUCOR视为“欧洲校园”。

（二）自组织：一种系统概念的“欧洲校园”

次区域科学空间的出现是边境地区知识场域融合的结果，是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行为。作为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组织具有开放性，是系统通过自身力量，自发地增加自身活动组织性和结构有序度的进化过程，并由此形成了有序的、较为复杂的系统。[4]“欧洲校园”亦是在这种开放的边境合作中，经历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非线性协同演化，逐渐形成了规则有序的自组织结构，并促成了上莱茵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

“欧洲校园”本身是自组织系统进化的产物，也是次区域联盟的运作表征，其发展与形成既承受了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决策，也承担了次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同诉求。因此，若要探究“欧洲校园”的出现与转型，或者解释其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首先要从历史的维度回答，“欧洲校园”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变革的？若要解析其运作方式，或者解构其有序规则，则要从机制的维度回答，“欧洲校园”的协同要素有哪些？其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以自组织理论为视角，从历史发展和运行逻辑两个层面，剖析“欧洲校园”的身份演进与运行机制。需要说明的是，自组织是研究自组织现象与规律学说的一个理论群，其中包括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等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是解决自组织出现的条件环境问题，其开放的非线性特征能够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解释自组织系统的成长演化与非平衡相变；协同学是解决自组织的动力学问题，[5]能够从横向的机制维度探讨自组织系统要素间的协同运作逻辑。因此，本研究将从“非线性”和“协同”两个视角，厘清“欧洲校园”的身份演进，并分析其运行机制。

二、“欧洲校园”的非线性身份演进

非线性是多元化的产物，[6]也是“欧洲校园”身份演进的特征。作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欧洲校园”的生成与发展，并非是一种类似投入与产出的线性关系，而是不断与外界发生信息交换，回应次区域现实需求，实现其主体间相互协作的非线性过程。在其发展中，“欧洲校园”自身的系统失稳，导致其发生了三次非平衡变相，即由原来的混沌无序，转变为时间上、空间上、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一）作为合作伙伴的身份构建（1983-1989)

上莱茵地区大学间的跨境交流历史久远，但作为合作伙伴身份的出现，得益于其应对外界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有关新千年挑战的探讨和大学功能属性的再认识，加速了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在应然层面的发生。

1983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斯特拉斯堡组织了一场名为“大学2000”(University 2000）的会议，其中的核心议题便是“临近千禧年欧洲大学面临的挑战”。与会人员讨论了新千年大学结构的调整方向，以及如何通过经费投入让大学为欧洲社会作出贡献。但真正孕育“欧洲校园”理念的出现，是欧委会在该会议正式开始前所召开的题为“上莱茵河谷地区2000年高等教育与研究政策”（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olicies Approaching the Year 2000 in the Region of the Upper Rhine Val⁃ley）的圆桌会议。[7]

此次圆桌会议是欧洲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一次专项研讨，邀请了上莱茵地区行会组织的大学校长（Rectors）1和其他大学的校长（Presidents），也邀请了阿尔萨斯地区的主席、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和巴塞尔州管理委员会主席。他们讨论了地区政治与大学合作，特别是不同国家制度框架下的跨境合作。其核心旨趣是，“各政治力量重视大学跨境合作的功能，以找到适合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7]圆桌会议的召开，使得上莱茵地区长久以来的大学合作有了新方向，并计划建设用于次区域合作的组织平台，即“成立一个莱茵河流域的大学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该与政治家和社会经济部门的代表们一起工作，为大学的未来提出建议，并使上莱茵地区逐步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研发高地”。[7]

以此为契机，“斯特拉斯堡学园”（Académie de Strasbourg）时任校长皮埃尔·德永（Pierre Deyon）于1984年再次召集了上莱茵地区所有大学校长（Rectors和Presidents），发起了“上莱茵大学校长会议”（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et recteurs des universités du Rhin Supérieur）。基于大学的功能属性，他再次强调，“更紧密的跨境联系将有助于欧洲市场更好地运作”。[10]实际上，有关上莱茵地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倡议缺乏清晰的布局与规划，但在应然层面对其理念的倡导，却推动了跨境交流活动在实然层面的发生。

有两个极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跨境合作项目，回应了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基本形态与现实作用。一个是在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的组织性平台建设。自1978年起，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光子学专业与法国路易·巴斯德大学（Louis Pasteur Univer⁃sity）2的自动化专业就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特别是1986年两校联合召开的“第二届‘大学—地区’研讨会”（2nd University-Region Symposium）促成了跨境组织“自动化与机器人研究所”（Institute for Automatisation and Robotics）的成立。[11]该机构作为法人实体，得到了德国和法国地方当局的许可和支持，且在两国均设有分支机构。[7]这种模式在当时被视为跨境科学合作的创新案例，意味着高等教育合作跨越了学术层面，发生在了区域政治与科学之间。

另一个项目则是由于环境领域的突发事件，刺激了专业知识对于现实问题的回应，也助推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跨境结盟。1986年，山德士（Sandoz）制药公司仓库发生火灾和1989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放射云（Chernobyl cloud）扩散所导致的气候污染，促使欧洲“气候改造”（Climate Modification）项目的研究行动提速。[7]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展环境治理，跨境投资项目“区域气候项目”3（Regio-Klima-Projekt）也应运而生。1989年4月，该项目将上莱茵地区的公共当局和大学聚集在一起，共同分析了气候与大气问题，[14]并实现了大学参与次区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发生。

无论是在应然的理念层面，还是实然的行动层面，上莱茵地区公共当局和大学的合作，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共同回应，导致区域间的协作机制愈发有序且清晰。于此，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从一个开放性的理想概念，逐步发展成为有序的合作伙伴关系。1989年10月，上莱茵地区七所大学4（2009年，其中的三校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校长共同创建了“欧洲上莱茵地区大学联盟”，并于同年12月签署了《创始公约》（La Convention fondatrice）。这标志着EUCOR作为一个有序自组织系统开始全面运行。

（二）作为欧洲理想的身份构建（1989-2015)

EUCOR的出现是自组织系统发生的一次非平衡相变，反应了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从无序走向了有序。尽管这种有序的组织程度较低，但却回应了欧洲精英群体对欧洲统一的美好构想，并塑造了“欧洲理想”（European Idea）的内涵，5即相互交流、密切合作和消除障碍，通过交流不断加强区域间的科学合作。[15]

在事实层面，EUCOR的成立旨在建立一个欧洲广泛认可的跨境“大学区”（Univer⁃sity Area）并加强跨境交流活动。例如，EUCOR每年会召开“巴塞尔-弗莱堡-斯特拉斯堡”三校研讨会，讨论与跨境科学合作有关的“学习理论与实践”（Darstellungstheo⁃rie und ihre Anwendungen）议题。[7]但在EUCOR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间的合作并未达到应然层面的理想预期，仅停留在了学术合作方面，缺乏对次区域地缘政治需求的回应以及现实问题的回答。直至千禧年，有关“一体化”理念的讨论开始为“欧洲理想”背书，EUCOR的自组织系统发生了制度性改变。

“欧洲一体化”遵循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的“有机”一体化理念。他们认为，空间集中是社会一体化的结果，需要将不同的力量聚集在同一空间中。而“有机”一体化涉及流动行为，与EU⁃COR形成的次区域组织（网络化）结构更为相关，因为它能够衡量组织结构的韧性和强度。[17]这与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索恩（Christophe Sohn）提出的“跨境一体化”理论内涵相似，其本身是基于边界所引起的领土认知，强调边境资源的融合，是一种混合的创新过程。[18]

实际上，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讨论支持了“欧洲理想”的制度性思考，并为上莱茵地区跨境网络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愿景规划。一方面，上莱茵地区得到了三国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尝试将其领土力量整合到所谓的“三国都市圈”（Région Métropolitaine Trinationale）6；另一方面，欧洲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网络的形成，得益于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布局，其打通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制度路径，旨在解决跨境流动与领土项目合作壁垒。EUCOR的组织系统与制度结构也得益于此。

尽管“欧洲一体化”理念的嵌入使EUCOR的组织系统实现了有序，但其有序程度低且浮于表面。一种声音认为，EUCOR仅集结了参与者来讨论，结构缺乏强制性。若没有共同的合作意愿，该组织就无法产生希望的结果。时任巴塞尔大学校长的安东尼奥·洛普里诺（Antonio Loprieno）也指出，“上莱茵地区的大学仍然植根于国家领土，他们（大学）最关心的是国家竞争……瑞士的大学还没有准备好为跨境合作放弃一切”；[7]另一种声音强调，EUCOR本身没有自主权，对成员大学既无决策权也无经费预算，且管理职能缺位，仅能够鼓励召开跨境科学会议，无法使其合作具体化。

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内部的资源竞争激烈，大学难以获得国家经费补贴。但欧洲层面的制度性努力，使得欧盟通过“跨区域合作”（Interreg）项目设立了较多的经费项目，跨境地方当局也设立了用于开展跨境合作的区域经费。于是，上莱茵地区大学的专家们倾向以“边境”“一体化”为主题来申请研究项目。[20]与其意愿相悖的是，跨境项目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程度的提升，且形式大于内容。这导致上莱茵地区大学间的合作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跨境合作的反思下，2013年12月，EUCOR成员大学校长决议，采取“联合研究战略”，支持创建“欧洲校园”，[21]以期形成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完备机制。

创建“欧洲校园”的基本前提是，在保持成员大学自主权不变的情况下，以共同的信念为指引，通过上莱茵五校在各个层面的密切合作，推动欧洲理想的落地，即跨境流动，促进多语言、跨文化交流，并开展教学、研究与创新合作，[22]旨在加强公民对欧洲身份的认同，巩固欧洲社会的稳定。

（三）作为实体法人的身份构建（2015年至今）

“欧洲校园”的创建得到了上莱茵地区政要们的支持，并植入了结构化的制度身份，使其组织系统再一次发生非平衡相变。此次身份转型不仅解决了EUCOR治理手段的缺失和治理职能的缺位，也支持了成员大学间实质性合作。

2015年7月，在“法德跨境合作的梅斯宣言”（Metz Declaration on Franco-Germa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中，德国和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和哈莱姆·德西尔（Harlem Désir）宣布，全力支持创建“欧洲领土合作集团”（European Grouping Territorial Cooperation，简称EGTC）的“欧洲校园”建设。同年9月，成员大学校长们签署了EGTC创始文件。这也是欧洲地区第一个以大学合作为基础的EGTC。[21]获得EGTC身份的欧洲大学，其成员大学在跨境合作中不仅保留了自主权，也能通过“欧洲校园”这一实体法人实现共同的行动。那么EGTC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在欧洲，EGTC是国家间的跨境合作机构，也是跨境合作的制度化工具，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EGTC的法人人格主要基于欧盟法律，随后由其成员国各自的国家法律规定进行补充。作为唯一一个载入欧盟“委任立法”（Secondary Law）的超国家工具（Supranational Instrument），拥有独立法人人格的EGTC，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公共当局之间，实现其规范化、制度化合作。同时，无论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职能方面，EGTC不仅具有强效的（欧盟）法律支持，在执行层面也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使其成为一种潜在的创新工具，致力于构建具有凝聚力的综合跨界空间。[24]“欧洲校园”植入EGTC身份的意愿也得益于此。

为了优化具有法人人格的“欧洲校园”内部结构，2016年元旦，在“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下设的“跨区域合作”第五期项目（Inter⁃reg VA）项目7的资助下，“Eucor-欧洲校园：跨境结构”（Eucor-The European Campus:cross-border structures）项目正式启动。[21]该项目的任务之一是，在“欧洲校园”中，通过实施结构化措施，为研究和教学的跨境合作创造理想的框架条件。而这种调整的底层理念是“（大学）要简化跨境合作流程，可持续地创造附加值”，[22]以此来优化五校长期的协同结构。

此后，“欧洲校园”内部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跨境管理与行政结构，实现了次区域合作所必备且稳定的合作机制。该结构具有层次性，不仅能自上而下地将其决策传递给各个大学，也能够自下而上地促进项目的创建和开发。更为重要的是，该结构平衡了“欧洲校园”的中央机构、委员会、成员大学及其部门之间的关系，维护着成员大学的自主权。实际上，结构分层是自组织在系统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秩序，既有足够的中央控制，以协调整体目标的实现，各个子系统又要有足够的自主权，以维持子系统的活力、功能和自组织。

获得法人身份的“欧洲校园”，其系统更加复杂有序，生成了精简且灵活的层次结构，即决策层和行政层。决策层包括：（1）“欧洲校园”的“大会”（Assembly），它是由成员大学校长组成的决策机构，旨在设定年度预算，制定战略，并全面规划该机构的工作；（2）“副校长委员会”（Commission of Vice-Presidents），该委员会由每所大学领导层的一名成员组成，[22]并在校长的领导下审议与EGTC有关的实质性问题。行政层包括：（1）秘书处（Secretariat）和协调办公室（Coordination Office），二者向大会、校长及副校长委会提供支持，管理“欧洲校园”的人事事务、预算和项目，也制定计划并监督“欧洲校园”的项目和任务实施；（2）“基层协调办公室”（Decentralised Coordination Offic⁃es），该办公室设立在成员大学中，是“欧洲校园”信息上传下达的对接单位；（3）“学生理事会”（Student Council），该理事会成员是各成员大学学生会的代表。[28]

要强调的是，作为EGTC的“欧洲校园”，其活动项目不得与欧盟资助直接绑定。[24]没有了此项限制使得“欧洲校园”的组织设置及其职能更加灵活，更好地适应次区域合作的特定需求与条件。

三、“欧洲校园”的一体化协同机制

“协同导致有序”[30]是自组织演进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自组织动力学方法论的基础，其主要关注系统要素间的协同互动作用。2015年“欧洲校园”实体法人的身份获得，本身是多主体共同意愿下的自发结盟，各成员大学在人格上相互独立，且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而在协作中表现出了资源互补、制度协同与经费统筹三大协同机制，实现了次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一体化发展。

（一）资源互补下的利益空间一体化

“欧洲校园”自组织形态的生成与发展，始终与上莱茵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紧密相关，不断回应着外界环境的现实诉求。而跨境地区资源的差异性、互补性，空间协同构想的可行性、共识性，也成为三国跨境公共当局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

在地缘政治上，上莱茵地区位于三个国家交界区域，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在“欧洲校园”成立之前，瑞士的巴塞尔正在寻找其单一结构产业基地（主要是化工和制药）的替代方案，并致力于促进服务业机会增长。弗莱堡虽位于德国发展最快的巴登-符腾堡州，也拥有众多的学术和研究设施，但由于该市缺乏工业，失业率非常高，因此，该地区致力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同巴塞尔一样，阿尔萨斯地区的化学工业和采掘业（例如，化学工业所依赖的钾盐开采）占主导地位，其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基础多元化策略，从而吸引新的就业机会。[31]

面对三国边境地区各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传统国家利益保护主义的标准，已经不能解决上莱茵地区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经济多元化等方面出现的挑战。而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有专业科学胜任力的合作网络，需要人才跨境流动带来的市场活力与产业创新。因此，“欧洲校园”的出现，与其说是上莱茵地区五校合作的共同意愿，不如说是该地区三国公共当局的集体利益诉求。

在“欧洲校园”中，五所大学地理位置比邻，教学资源与科研潜力各具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并逐渐形成了包括教学、研究、创新和管理的区域大学网络。为了实现跨区域教学资源共享，学生在任意一所大学注册，就可以享受到其他四所大学提供的所有课程，且无需缴纳合作院校的注册费。若注册院校与合作院校老师同意，学生们也可以在其他大学中接受跨学科教育，并享有资源使用权。例如，网络服务、学生食堂和大学宿舍、交通优惠、图书借阅等。[32]而在科研层面，“欧洲校园”考虑到了高校间的科研潜力，打破了单一校园的研究局限，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知识和研究领域，通过捆绑式的科研项目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旨在创造出更为优质的研究成果。[22]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欧洲校园”作为一项制度措施，本身不会影响成员国的战略抉择。成员国利用欧洲制度结构（或创建的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自身利益的考量。例如，“欧洲校园”的重点项目之一“个性化健康——精准医学”（Person⁃alised Health–Precision Medicine）旨在为医学诊断与治疗、疾病预防和药物开发作出贡献。但这一共同的优先发展项目也分属三国的国家战略任务，即法国的“国家研究战略”（Stratégie Nationale de Recherche）与“2025年法国基因组医学计划”（Médecine France Génomique 2025）；德国的“联邦政府健康研究框架方案”（Rahmenprogramm Ge⁃sundheitsforschung der Bundesregierung）；瑞士的“个性化医疗”（Personalisierte Medizin）国家基金倡议。更为有意义的是，在该项目的努力下，“欧洲校园”串联了三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网络，形成了如“神经科学领域的三国网络”（Neuroscience Upper Rhine Net⁃work）、“上莱茵地区三国综合生物信号网络”（Trinational Integrated Biological Signal⁃ling Network of the Upper Rhine Area）、“上莱茵免疫学团体”（Upper Rhine Immunology Group）等跨境合作系统。

除了开展“个性化健康——精准医学”项目，“欧洲校园”还设立了另外三大重点项目，即“量子科学与技术”（Quantum Sciences and Technology）、“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与“欧洲身份认同”（European Identities），战略性地利用其协同效应扩大五校学科间与跨学科的合作。[22]如今，在多中心、无边界的协同运行机制下，上莱茵地区已成为欧洲的知识与科研高地。

（二）制度协同下的跨境流动一体化

上莱茵地区的跨境流动一体化，得益于欧洲层面以及次区域层面制度协同的努力。制度协同是自组织系统的内在属性。在次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制度协同的过程。[35]实际上，制度协同本身能够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优化的制度结构，为政府间的协同合作提供保障。

“欧洲校园”的制度成就，受到了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建设的影响。特别是“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设置的学位结构，在整个欧洲层面规划了具有可识别性和可比性的系统。法国、德国和瑞士受益于该框架的制度协同，将国家的学制体系划定为本、硕、博三个阶段。[36]而高校所颁发的学位证书也根据学生在学校的工作量、技能水平、专业能力等来界定其互认标准。这种欧洲制度层面的努力，构建了三国五校跨境流动的标准框架，实现了学术能力和专业水平的跨境互认。

另一种欧洲层面的制度协同来自“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简称ECTS）的建立。在“欧洲校园”的合作项目中，ECTS不仅维护了三国五校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也为其学分转换与质量保障提供了参考点。更为重要的是，ECTS为“欧洲校园”的创新学位建制提供了政策依据，提升了跨国校际间学习成果的认可度。为此，“欧洲校园”的学生可以根据ECTS学分系统，开展跨境课程或联合课程（Joint Courses）学习，并在毕业后，获得双学位、三学位、联合学位等证书，也有可能是某一大学的文凭（Diploma）。[37]

在欧洲制度层面的支持下，“欧洲校园”已形成了两种学生流动类型。一是“临时性流动”（Temporary Mobility），即学生有机会在其他成员大学学习课程或整个课程模块（Modules）；二是“学期性流动”（Semester Mobility），即学生们有可能在其中一所成员大学中，学习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无论是临时性还是学期性流动，学生首先要在合作大学中确定所学的课程，并按学期交替开展。[32]需要说明的是，学生可根据教师推荐，学习相应的课程和模块。这些推荐的课程可以代替并算作学生所在学校的课程。

对于教师来说，“欧洲校园”基于“联合任命顶尖科学人才”模式，创新了一项教授聘任制度，设立了跨境“桥梁教授职位”（bridge professorships）。该职位的设立主要围绕“欧洲校园”的四大重点发展领域招聘国际顶尖科学人员。所聘人员需要得到“欧洲校园”的跨境任命，实现人才与科研的跨境、跨校捆绑，以此来优化“欧洲校园”内的科研能力和胜任力分配。[22]目前，桥梁教授职位得到了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Ministry of Science,Research and Arts）的支持，计划在弗莱堡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设立4个桥梁教授职位，旨在测试这种跨国创新模式的可行性。

随着实体法人身份的确立，“欧洲校园”正试图简化跨境流动的制度程序。一方面，不受阻碍的制度认可是实现跨境流动的必要前提。“欧洲校园”简化了对学术成果的互认程序，不仅开发了用以联接五所学校的管理系统，实现对学术成就的在线认证，也开发了用以协调学期轮换的解决方案，减少了跨校行政协同的工作量。另一方面，统一的流动程序是加快学生和教师流动的必要条件。为此，“欧洲校园”各成员大学优化了注册、结算和认可的制度程序，以期提升跨境协同的流畅性。此外，成员大学也通过政治影响力，改善区域联通路径及公共交通频率，并倡导引入“三国学期票”（trinational semester ticket),[22]方便学生在三国边境的出行。

（三）经费统筹下项目合作一体化

“欧洲校园”中跨境项目的有序合作，得益于独立法人身份的确立以及经费统筹的限度。实际上，经费统筹是自组织系统中重要的控制参量，也是系统结构的外在表现。作为次区域协同方式之一，经费在“欧洲校园”的有效统筹，反映了跨境项目合作的一体化属性，也为“欧洲校园”项目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前提。

自EUCOR成立以来，其运营经费主要来自成员大学的共同资助，与欧盟的定向资助无关。但是有限经费总额仅服务于大学校长的非正式会议，科研支持与人才培养缺少支持。尽管EUCOR的成员大学也会向欧盟申请额外研究经费，[41]但一是由于身份的原因，获得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上莱茵地区跨境科研的规模性合作；二是以“跨境合作”为主题的课题经费具有单边性，EUCOR无干涉权，经费使用权限难以真正跨境，导致跨境科研也缺乏实质性的合作。直至实体法人身份的获得，“欧洲校园”才开始以独立的身份获得经费并实现其跨校统筹。

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欧洲校园”极大地简化了经费申请和统筹的路径，且能够以“欧洲校园”的名义申请欧盟的项目经费并在五校间统筹规划。目前，支持“欧洲校园”运行的经费项目有三类。

第一类是促进“欧洲校园”结构优化的“跨区域合作”项目。该项目支持边境区域空间协同，旨在通过经费支持解决因地缘政治壁垒所引发的多重困境，平衡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42]2016年，“欧洲校园”获得了“跨区域合作”第五期项目资助，共计200万欧元。该项目实施了次区域一系列结构化措施，为研究和教学的跨境合作创造了框架条件。其中包括从科学和研究角度分析区域概况；联合规划次区域结构和发展；改善联合聘用高级科研人员的框架条件；开展国际课程；开发新教学和服务支持；帮助（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促进跨境的流动性和跨文化性；打造一个共同的外部代表（形象）。[43]

第二类是加强科研育人的博士生培养项目。该项目涉及了四大重点领域。例如，在“个性化健康——精准医学”领域，2021年，“欧洲校园”获得了高达300万欧元的“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行动”（Marie Skłodowska-Curie Actions）共同基金项目，用于支持“Eucor上莱茵免疫学博士项目”8（Eucor Upper Rhine Immunology Doctor⁃al Programme）。该项目也将获得合作机构的共同资助，预计五年内总预算达到680万欧元，[43]且由“欧洲校园”全面负责统筹和协调。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联合培养项目涉及到了上莱茵地区跨校、跨学科、跨领域方面的合作，实现了高水平人才培养与次区域经济建设的有效融合。

第三类是支持跨境创新研发的“种子基金”（Seed Money）项目9。获得实体法人身份的“欧洲校园”，经费的统筹协作更为灵活。无论是否获得欧盟预算的资助，上莱茵地区的公共当局在经费统筹的过程中，都可以在其领土上建立单一的联合结构去加强投资、实施项目、落实政策。[45]因此，凭借其实体法人这一身份，“欧洲校园”大会于2017年发起了联合资助工具“种子基金”，允许成员大学将投资经费集中，为“欧洲校园”内的创新跨境项目（至少有两个国家参与其中），提供启动经费支持。[21]

也正是在其独立法人人格的加持下，“欧洲校园”在《2023战略：2019-2023年欧洲校园战略目标》（Strategy 2023: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EUCOR-The European Campus for the Years 2019 to 2023）中提到，通过评估、会议等方式，为成员大学提供有关获得第三方基金的建议，以进一步促进跨境研究。与此同时，“欧洲校园”也将升级现有的研究服务网络，旨在加强行政层面的信息交流，为研究资助领域的联合发展奠定基础。[22]

四、“欧洲校园”的运行逻辑与反思

“欧洲校园”的多主体协同实现了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这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使其成员国形成了制度同构的形态，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非线性协作，使其成员大学形成了优势互补的机制。但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欧洲校园”都只是欧洲一体化战略下的“小我”，其真正要实现的核心价值，却是基于欧洲身份认同下各国无障碍合作的共享信念。

（一）欧洲层面：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同构

在自上而下的欧洲政策发展过程中，欧洲实现了政治、经济、交通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设。而在教育方面，1987年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me）的建立，将学生的个人流动确立为欧洲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随后博洛尼亚进程的启动，实现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其成员国遵循相同的学习阶段（学士、硕士和博士）和学分转换系统，[48]开始改造本国的学制体系。这一系列的制度性举措，成为欧洲高等教育次区域协调的前提条件，欧洲各大学也逐步实现制度同构，其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变得更加相似。[49]而这些制度结构性的变化和高等教育“欧洲化”的加剧，为上莱茵地区三国五校的跨境合作，创造了接洽的轨道。

需要强调的是，欧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的一体化，为成员国提供一种格式塔式的象征、仪式、信念或者世界观，成员国以此来理解或解释他们所处的背景。或者说，欧盟规划的制度结构是成员国认识世界的参照系，其制度让成员国理解其他行为体的行动，了解自身的最优选择或最适宜的战略。然而，欧洲层面的制度本身不会影响成员国的战略抉择，成员国之所以选择接受欧洲制度结构或创建新的协作制度，主要目的是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成员国选择接受欧盟构建的制度结构时，本身会对国家战略目标有所限制，但只要参与后的制度收益大于单独行动的收益，成员国就会选择加入该制度。[50]较为明显的是，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它在采用欧洲政策制度方面不受欧盟的约束，更具自主性。但在参与“欧洲校园”项目时，瑞士的态度和行为却是积极的。这也是“欧洲校园”得以存在和成长的底层逻辑。

除了上莱茵地区五校内部的合作意愿外，“欧洲校园”的有效运行，也得益于欧洲层面高等教育制度同构，为那些自主权高，且积极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大学创造了规范的制度环境。因此，鉴于欧洲制度环境下相似的学段和共同的欧洲学分转换系统，在进行跨境合作时，各大学无需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协同与结构调整。[48]而在“欧洲校园”的课堂层面，成员大学也无需遵守法国、德国或瑞士大学那些会阻碍跨境综合课程开设的要求，通过学分的转换和彼此的认证，保障了各大学教学合作的自主性与延续性。

（二）边境层面：一种非线性的协同合作

通过开放边境地区来改善跨界合作，是将“边缘”地理局势的障碍转化为经济和政治优势。但作为发展议题，“开放边境”却是国家战略中“现实障碍”与“理想优势”的博弈。欧洲的边境地区会被描述为“不完整的增长极”（incomplete growth poles），10其关税壁垒、相互竞争的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的未充分利用，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的扩张。[52]但作为国家间的接触区，边境地区却是进入邻国的经济口岸，为邻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投资机会。因此，在讨论有关国际政治和经济决策问题上，边境地区具有独特的国际化“理想”优势。

“欧洲校园”在维护这种“理想”优势时，并非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线性关系，而源自上莱茵地区大学间自下而上的非线性协同。这种去中心化的协同机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维护大学自主权，加强校际合作的两全之策。但在“欧洲校园”成立之前，资源和利益的竞争一直是上莱茵地区公共当局的主要顾虑之一，影响了多方利益主体的协作发展。为此，欧洲边境地区协会（Association of European Border Re⁃gions）开始倡导跨界资源共享。[53]其假设前提是，利用边境地区的教育、信息和研究综合潜力，加强技术转让与创新，培育区域企业发展，以此来抵消因国界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面对全球化加剧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功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要服务国家利益并培养国家精英之外，还倡导要建立深度合作的跨国机构。[54]这些也是支持“欧洲校园”非线性协同合作的思想基础。

实际上，上莱茵地区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地区，经常被置于国家利益冲突的中心，这造成了在环境和基础设施规划方面长期缺乏合作。但在跨境学术交流方面，高度自治的大学却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1985年，三国共同提出了“上莱茵创新计划“（Upper Rhine Program of Innovation），该计划汇集了上莱茵地区可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从表面上看，这一行为似乎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密切合作的结果，实则是国家主权、高校自主权与跨境利益三者关系的平衡。这被认为是上莱茵地区跨界合作的必然产物，[7]也是边境开放的一次协同合作。此后，“欧洲校园”的成立与转型始终着遵循该机制，并逐步成为上莱茵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基地。

（三）校园层面：一种区域性的身份认同

在次区域合作中，次区域组织内部成员间趋向于形成一定的区域性身份认同，以加强在不同领域的协同能力。[56]欧洲的次区域身份认同源自于“欧洲理想”的身份构建，通过跨境人员流动，语言文化交流等互动形式，加强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欧洲校园”的身份认同也源于此，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选择。

历史中的上莱茵地区是一个同质性较高的次区域。该地区人民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但边境地区也是国际利益冲突的政治空间，领土纷争在所难免。[7]然而，次区域合作的功能是政治上的，其促成的区域身份认同在克服历史分歧与减轻新分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欧洲校园”十分重视“身份认同”，并将其设立为四大重点项目之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论述中，将身份认同分为团体身份认同（corporate identity）和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欧洲校园”属于前者，强调其非社会性，并具有构成行为体（个体）内在的、自组织的性质。对于组织来说，团体身份指的是构成组织的个人、物质资源以及个体得以“我们”来行事的共享信念和制度。[58]这是“欧洲校园”，也是上莱茵地区跨境合作的初衷。

随着欧洲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边境管制消失，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交流，理论上也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共同身份。[59]身份认同是减少国际合作干扰性因素，实现“收益—责任”平衡，解决国际合作分配问题的关键性变量。当身份认同度高时，国家间实现合作的意愿提升、合力增强、实现程度高，反之亦然。上莱茵地区本身就被视为跨境交流的重要实验室。该地区的跨境流动为三国五校的学生、教师、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不同文化的机会，让成员彼此间发现其他欧洲文化并与之互动。这种跨文化交流成为“欧洲校园”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对于个体来说，跨文化交流却是一种横向技能，以期在合作中解决共同的问题，提高个体的适应能力、创造力等。[22]因此，“欧洲身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其包含着有关跨文化理解、文化多样等内涵。

与此同时，欧洲身份认同又被理解为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经验的社会建构的归属感。一方面，“欧洲校园”的成员大学在多年的合作中，表面上看是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维护了国家利益，实则却印证了“科学是推动欧洲理想的动力”，加速了欧洲理想下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个人身份的形成取决于他人可以利用的选择机会。例如，获得优质教育、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宗教以及其他资源，这些都有可能改变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身份。[61]而这些个体身份的改变却发生在了“欧洲校园”多元化的氛围中，实现了多维建构的归属。因此，“欧洲校园”在加强次区域大学间的研究、教学和创新合作中，促进了人员的跨境流动，推动多语言发展与跨文化交流，维护了欧洲理想下次区域身份认同从经验向理念的转化。

五、小结

在国际政治环境中，自组织形态的结盟与合作是超国家意识形态的最佳实体选择，也是解决边境政治壁垒的最优解。“欧洲校园”的出现与发展，是跨国家、跨地域、跨文化的知识生产与共享过程去“中心化”的空间表现，也是新结构不断产生、复杂性逐渐增加的过程，自发地形成了差异化、层次化、非线性的系统结构。特别是“欧洲校园”在获得法人人格后，巩固了共建、共享、共治、共发展的行为决策，强化了多边跨境教学科研的最佳实践与密集性合作，实现了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独特结构。

同时，“欧洲校园”的成功演进，也验证了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提及的，自组织是系统具有最高适应力的表现形式，一个能够自我进化的系统，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各种变化，以维持生存。[62]如今，以自组织为特征的跨境政策综合（Policy Synthesis）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欧洲校园”在深度整合的大学联盟方面，已成为边境合作以及国际联盟建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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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Rector”在古罗马时期意指文官系统的地方总督。12世纪后意大利北部城市用来泛指行会（guild）会长。学生与教师行会组织的首领叫“Rector”，作为行会组织的大学（universitas）其首领也叫“Rector”，后来欧洲大陆各地（特别是德国）的大学校长都叫“Rector”。在早期的大学里“Rector”一职有时由两三人同时担任，因为最初的大学里来自欧洲各地的青年学生按其出身地组织起各自的同乡会。大学校长往往是从这些同乡会会长中挑选出来的。

2(1)路易·巴斯德大学也称为“斯特拉斯堡第一大学”，之后与马克·布洛赫大学（Marc Bloch University，也称为“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和罗伯特·舒曼大学（Robert Schuman University，也称“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

3(2)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得到了欧盟（European Union）“跨区域合作”第一期（Interreg I）项目的资助，但该项资助仅服务于区域气候治理，而非用于大学合作。

4(1)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法国的上阿尔萨斯大学、路易·巴斯德大学、马克·布洛赫大学、罗伯特·舒曼大学。

5(2)“欧洲理想”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点的概念表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已经在某些精英圈子中流行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传播开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梦想着一个统一的欧洲，有时甚至梦想着一个统一与和平的世界。

6(3)“三国都市圈”位于上莱茵河地区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边境地区，也是“欧洲校园”的所在地。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不再构成障碍，而是奠定了欧洲中心地区独特的丰富性。

7(1)Interreg VA(V代表该项目为第五期，A代表“跨境合作计划”)是整个欧盟60个类似的资助计划之一，这些计划旨在帮助克服因边界存在而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交通保障、健康和社会保健服务、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自1991年以来，Interreg项目已在该地区投入约11.3亿欧元，用于资助数千个支持战略性跨境合作的项目，以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

8(1)“欧洲校园”的五所成员大学中设立了28个免疫学博士名额，又提供给了该项目配套经费，共计680万欧元总预算，旨在加强免疫学的研发创新。

9(2)该基金由成员大学创建，向“欧洲校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开放，用于教学、研究和创新领域的项目（且所申报的项目不能获得其他国家或国际的赠款），以促进校际间的人员交流及其流动网络的形成。基金资助项目的最长时间为18个月，最高资助金额为6万欧元。

10(1)1891年，斯特拉斯堡大学、巴塞尔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之间的交流就存在了。在1919年之前，上莱茵地区的大学间合作首先在德国领土发生，因为阿尔萨斯当时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44年，法国重新获得阿尔萨斯的控制权）。1919-1962年，德国弗莱堡大学和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在德国黑森林举行“巴登维勒年度会议”，后来在巴塞尔大学的努力下，回归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于1962年开始参加“巴登维勒跨境会议”（Badenweiler Cross-border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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