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 张裕然：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逻辑
作者简介： 张哲，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张裕然，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4,(02),86-92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2.014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与空间须臾不可分离。相比以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镶嵌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之中。人工智能不仅创设并呈现出更为丰富而复杂的空间，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形塑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刻。人工智能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实践空间。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是借助于先进的智能技术手段，把道理学理哲理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生产得更好、运输得更好，以更好满足受教育者的“思想消费”与 “精神需求”。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需要做好转变空间思维、优化空间设计、深化空间交往等工作。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空间
基金：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甘肃文化能力建设与提升研究”（项目批准号：20YB003）。
空间，以其先验性、普遍性、基础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情感体验。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对空间逻辑的探寻，说到底也即思考我们自身的空间存在以及空间秩序、空间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变迁更加迅速，空间内涵更加丰富，空间关系更加复杂，空间的生产性、社会性意义更加凸显，相应地，曾经被遮蔽的空间如今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被隐喻、被表征。今天，人类已站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之巅，人工智能已经深远地影响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从空间的视域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了新的空间生产，形塑着新的空间样态，也带来了新的空间问题，需要给出新的空间应对。作为与“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紧密关联的空间，作为一处充满思想理论信仰的精神空间，亦是盛放道理学理哲理的意义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在已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人工智能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现代性意义？又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空间异化？如何把握虚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当下与未来之间的空间缠结？又如何推动人工智能背景下诸空间之间的融合与建构？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关于空间研究的深层命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以“思想政治”这一特定意义构成物为核心，是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中，在遵循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条理、有组织地安排协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各空间要素，进而构成相对稳定的教育空间形态、空间系统。[1]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有序生产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价值。
1.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自身特有的空间属性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空间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根源性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总是在特定的空间内进行，它与空间须臾不可离。与此同时，“每一种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的专门空间”。[3]区别于其他教育生产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自身特有的空间属性。其一，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它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存在，是一定阶级或政党将自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进而引导人们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过程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亦必然伴随着空间交织与空间交换、空间流动与空间传播、空间竞争与空间争夺。其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来看，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生活于现实空间之中。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不仅仅是教育的空间，更是“情感的纽带”与“生活的场域”。其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场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场域”不同于其他的一般的阵地，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在更高的程度上引导并巩固着社会发展的思想精神基础，甚至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的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导性构成。其四，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越发展，它借以扩充的空间就越广阔。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时间压缩来实现空间扩张，使空间流动速度更快。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属性既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空间秩序，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界。
2.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精神的构筑物
“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理性的方面。”[4]培养“精神的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所在和价值所在。与此直接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既不是自然的空间，也不是空间的自然，而是人类精神的构筑物。人类总是追求思想精神的东西，总是追求价值意义的实现。由此，便有了人的精神世界之建构。如何从思想上引导人的政治行为合理有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得以形成的精神之“源头”。人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之路漫长，但总是往上登攀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伴随着人的精神空间的丰富和深刻而拓展而广阔。马克思反复思考人的本质问题并得出深刻认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认识人的本质、把握人的本质、遵循人的本质、实现人的本质，其指向都在“社会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生产，葆有人类精神深处所赢获的“社会关系”之普遍性，并巩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思想”与“政治”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中的两大构筑物。“思想”事关价值追求、关联方向指引，“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安全紧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在构筑这两大空间及其合理性、有序性中也建造起自己的空间大厦。作为精神构筑物，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封闭，是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精神的构筑物，主流意识形态是这一构筑物的精神内核。
3.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始终处于演进之中
黑格尔指出：“空间的真理就是其各个环节的自我扬弃”；“空间的真理性是时间”。[6]事实上，空间和时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不存在空间与时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事物，存在的事物都是“时空”中的事物。正因为如此，空间从来都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具有必然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物质基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现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追求，每个时代由此而叠加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图景便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演进。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大致经历了从“灌输—控制”空间到“科学—参与”空间、从“导向—保障”空间到“育人—创新”空间、从“实体—现实”空间到“虚拟—流动”空间等的发展历程。而从整体上看，从“灌输”到“贯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的总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其一，“生成来源于历史的积聚和自身不断重复努力”。[7]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样态的生成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但这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的背后有推动力。“没有任何一种空间，而且也没有空间的任何一部分，是没有引力势的。”[8]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的背后，也同样隐藏着“引力势”。从宏观的空间视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演进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空间发展规划；二是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基础（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三是未来可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规划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的方向，可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演进的趋势，而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既受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空间规划的影响，又影响着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可发展的空间，并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可发展的空间奠定一定的空间基础。
二、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变化
作为一种新的基础结构、社交节点、交互主体，人工智能以特有的技术“座架”的生产模式正形塑着新的空间样态，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分配和运行方式。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还是实践空间，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都是深远的，也都是双重的。
1. 人工智能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的物质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空间与其他教育形式的物理空间多有叠加重合。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学校环境、城市建筑等的空间实体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的范畴。这些物理空间既作为场地提供而存在，也作为符号象征而存在。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版图在不断扩大，既有物理空间也发生着形态上的变迁与功能上的延伸。一方面，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多媒体教室、虚拟仿真实验室、数字教材、云端笔记、电子学习智慧库等相继诞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空间从传统的“黑板+粉笔”向着“人工智能+数字空间”转变。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隔万里，亦可实现即时、实时而不延时之交流互动。人工智能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更多“在地性”与“共时性”，大大突破了既有物理空间的限制，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空间注入了新的功能因子、动能因素。另一方面，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智能设备的嵌入和融入，为思想政治教育交互式教学、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全新的空间体验、空间可能，而围绕着人工智能设备的使用，传统黑板桌椅在方向、位置与距离上也悄然发生着空间位移、空间变化，它们不再是原有的“秧田式”单一排列，而是显现出“自由式”、“花样式”组合，这在无形中重塑并建构起师生间新的空间互动与互动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助于打破一些既有物理空间的阻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中存在一些空间阻隔现象。例如，在“老师的黑板”与“学生的桌椅”间，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距离间隔，在“成册的教材”与“手写的笔记”间，思想理论的丰富性、辩证性、整体性、生命力并未有完全的融合通道。在此情景下，受教育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系统的课程知识认知，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教育源自生活世界的真相，遮蔽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进而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空间阻隔不再存在，而是一些物理性的空间阻隔有了被打破的可能。借助于人工智能，空间与空间的联结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等物理空间要素，而相应通过VR等智能化技术的支持，可以实现场景复现、场景建模，从而越过银河万里的荒原，跨越时代与世代的阻隔。无论对于教育者而言，还是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思想理论的呈现都多了一种虚拟现实的“空间场域”，有了一种身体触摸的“空间直观”。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创建新的教育空间、切换新的教育场所、体验新的教育场景等，都不再受既有物理空间的束缚，只那一瞬间，或者点击鼠标键盘，或者换个“入场头盔”即可实现。当然，相比原有物理空间的稳固性和具体性，人工智能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更具变化性和复杂性。
2. 人工智能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
精神空间是对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抽象之寓，也是个体心灵、情感的归属之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承载、文化表征，是唤醒思想记忆、构建思想认同的空间积聚，在此基础上，受教育者才能形成一定的行动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内含优秀的传统、绵延的精神、深刻的哲理，它由教育者引导构筑，但构筑的进程始终离不开受教育者的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间的构筑实效直接关联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间的建构有了新方式、新载体，教育者通过将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理念和政治观点从物质空间中临摹出来，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其填充到自身之中，在延伸与再造物理空间的同时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间的内涵。
人工智能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但这种拓展本身也代表着未知领域、不确定领域的扩大。从本源上说，自我精神空间的产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间形成的原初。其中，“我者”精神空间的生产先于“他者”精神空间的生产。当“我者”站在“他者”之前并在精神层面意识到“主体”与“客体”的存在，这时，“我者”与“他者”精神空间的分离之鸿沟恰恰说明“我”已走出原初关系，而“一旦‘我’走出原初关系，自成一体，它即刻也参与躯体脱离周围世界之自然实在的过程，由此激活了在其间‘我’自由驰骋的天地”。[9]显然，“我者”精神空间的生产是对自我的本质认同。人工智能时代，更多的青年群体热衷于“人机交流”、“人机对话”，其精神空间的满足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工智能时间的陪伴。如果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间更多涉及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我者”与“他者”之交流交换，人工智能时代，“我”与“我者”没变，而“他”与“他者”则有了新的载体寄托，人工智能俨然已成为“我”与“我者”对面的“他”与“他者”。概言之，人工智能改变并扩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因为，现在和受教育者进行精神对话的有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他者”，很大程度上，两者的对话是在密闭空间中进行的空间实践，具体对话内容，教育者并不可控，甚或一无所知。
人工智能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空间，与此同时，关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思想认识也留有很大空间。我们虽然具备了创造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技能和资本资源，但尚未具备理解人工智能更广泛内涵的哲学视域，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和运用的相应的指导性的哲学理念至今仍暂付阙如。深刻解释人工智能诸问题领域现实需要人工智能现象学、人工智能存在哲学、人工智能技术哲学、人工智能分析哲学、人工智能批判哲学、人工智能语言哲学等给予人工智能实践以思想认知上的支撑支持。
3. 人工智能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空间
任何教育形式都无法脱离社会实践空间而孤立存在。社会实践空间广袤、辽远、深邃、无涯，其中有现实的改变、改造、改革的劳动行动，也留存有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和社会历史记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空间既建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上，又成为社会实践空间的重要构成，并影响社会实践空间的建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空间，作为对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联结与超越，是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融入日常行为实践的空间样态。没有融入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及其真实显现，一切价值寄托无异于抽象，一切价值实现无异于虚幻。
如果说日常生活就是现实的人在其中的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世界，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路径更加丰富，方法更加高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目的的实现，正是通过基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从思想上归化，从行为上归于所化”。
人工智能技术越强大，依照人工智能技术而构建的各式体系也越脆弱。在社会实践中，如果摧毁由人工智能构成的各式体系，对整个社会实践的影响将不可估量。由此，人工智能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一定的风险，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越深，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依赖人工智能越深，一旦出现人工智能的系统性风险，如被滥用、错用或被别有用心地使用，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或者以技术左右公众舆论、大众舆情，或者以虚假信息含沙射影式推波助澜，其造成的后果及其负面影响都难以避免。人工智能助力个体欲望实现的个性化、分众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空间的影响不容小觑。
三、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社会转型与巨变，推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并未雨绸缪地生产一个合时宜的空间，需要着力做好强化空间意识、优化空间设计、深化空间交往等方面的工作。
1. 强化空间意识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意识不仅能反映事物外部现象，而且人借此意识能进一步以抽象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0]如同不同的时间意识带来不同的时间利用，不同的空间意识也带来不同的空间实践。只有具备一定的空间意识，才能揭示空间意义的广阔性，才能推动空间生产的科学性。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生产，首先要强化空间意识，这一空间意识是人的空间思维意图与空间实践意图相结合的产物，在清醒认识人工智能所带给社会的深刻影响的同时，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融合考虑，在理解和接受人工智能所蕴含的“理想的意图”基础上，增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实践的“理想的力量”。
强化空间意识需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变化性。空间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在人的社会实践作用下，空间发生着从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向人文空间、从物质空间向网络空间、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换。当然，这些空间的变化并不是完全换了空间，而是叠加、迭代，空间变化与时间流逝、事件发生一样，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连贯性。人工智能时代，空间的形态、内涵与功能等都得到了极大延展，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数字赋能”、“互联网+”、“信息革命”等适应性探索与创新，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生产从静态化转向动态化、平面化转向立体化。与此同时，人的思想政治素养的形成是一个伴随多要素发展的过程，这相应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要积极与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等进行空间开放式交互，以适应整体空间之变以及空间整体之变。
强化空间意识需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多层性。人们的需要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跃升。人工智能背景下，一方面，人们的需要在走向“高层次”；另一方面，人们需要的满足也在实现“高层级”。人工智能无疑提供着新的服务通道，带来新的感官体验，刺激着新的空间消费。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是要把道理学理哲理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生产好、运输好，并到达作为“思想消费”的受教育者那里，以满足受教育者的现实“精神需求”，那么，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则是借助于先进的智能技术手段更好地完成“思想之产品”与“精神之世界”的生产、运输、消费以及再生产等环节。由此，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必然体现为一种与人们的消费、时尚及品位等相关联的高级生产。与此同时，“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11]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无疑都不是孤立沉寂在自己所构建的世界图式中的个体，而是始终处于现实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行动人。由此，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需要统筹考虑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实用的空间”、“知觉的空间”、“存在性的空间”、“认知的空间”、“逻辑的空间”等多层空间之间的关系逻辑。这些空间都不是相互之间界限分明的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持下，这些空间的交融、融通成为可能。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既是一种由技术参与的“大生产”，也是一种更加系统的“社会大生产”。
2. 优化空间设计
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既提供着先进的硬件设备，也创设了现实的智能环境。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生产的整体设计逻辑，应充分考虑技术的异化问题，应始终关照人、关联人、关注人、关心人、关爱人。毫无疑问，智能算法、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存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空间设计在内的工作提供了更加科学、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技术依附”与“技术异化”等不良现象也在滋生蔓延。完全依靠数据信息来进行判断与决策会造成“只见数据不见人”，无视受教育者真实的“体验感受”、“喜怒哀乐”和“困惑挣扎”，把有血有肉的人抽绎为抽象的“数据符号”并贴上冰冷的“数字标签”；片面追求技术的智能性与设备的先进性，追求“唯技术论”的工具思维的同时，也遗忘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可变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和教育过程的突变性。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设计中对这些问题都要加以分析并避免。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要有基于“感受性”与“人格性”的空间设计考虑。“感受性越是得到多方面的培育，它越是灵活，给现象提供的面越多，人也就越能把握世界，越能在他自身内发展天禀；人格性越是有力和深沉，理性获得的自由越多，人也就越能理解世界，越能在他自身之外创造形式。”[12]借助于人工智能，要为受教育者提供同现实、同实践、同世界最多样化的接触，把受教育者的“感受性”借助“虚拟的真实”，经历“真实的虚拟”，而达至“真实的真实”，以最大限度地培育受教育者“感受性”的真实性、丰富性；借助于人工智能，推动受教育者“人格性”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发展，在理性层面上促进受教育者主动且正确协调自身与他者、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生产中，很难协调“感受性”空间与“人格性”空间的统一，因为要么忽视了受教育者个体的“感受性”而加以灌输，要么以抽象的“人格性”替代具象的“人格性”。人工智能为这两种特性相统一创造了条件与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细节个性化、精准分众化就是思想精神成长之独立性与自由性的土壤，人工智能的现实的丰富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教育者丰富性的现实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要有基于发生认识论科学的空间设计考虑。发生认识论从“生物—心理”的双层维度揭示了作为主体的人其认识发生的普遍规律。其中，“生物维度”主要指向认识发生的“阶段性特征”，“心理维度”主要指向认识发生的“一般性机制”。人工智能时代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设计需要充分观照这两个维度。作为受教育者而言，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学习、认知和接受都受到生理和心理双重因素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段的受教育者的生理和心理样态、状态是有显著差异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设计必须考虑这种差异性。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即是符合认识发生的规律的体现。与此同时，即使是同一年龄段、同一学段的受教育者，也会因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家庭环境等的不同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因此，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设计，不仅要关注学段性特征，也要关注学段内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在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学段性特征与现实性需求，相应要求对人工智能机器或产品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适合高学段的人工智能不一定适合低学段，相反亦如此。由低到高应是“具体形象”到“形象—抽象”再到“适度抽象”的空间阶梯，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设计考虑时间因素后的逻辑结果。而在“具体形象”、“形象—抽象”、“适度抽象”不同阶段之舞台上，人工智能正好可以突出自己的特长而充分表演和表现。
3. 深化空间交往
人工智能时代，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服务器等高科技设备以及即时通信技术、文件传输技术、移动网络技术等的嵌入与普及，一个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数字空间”正在形成，交往的地域性正在被打破，交往的普遍性舞台正在被建构。人工智能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脱域性”扩容的同时，其间的空间交往之广度与深度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数字空间”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依托借助的网络平台是平等的，获取信息的权利机会也是平等的，传统的权威观念与单向的信息传播被打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空间交往愈发彰显出平等性与交互性。与传统课堂上“一对一”的交互关系相比，在自由而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学生的互动对象不再局限于授课教师，而包含了任何一位借助网络从事教学活动的教师，教师的教学对象也从教室里的学生延伸到任何一名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交往既可以是“一对一”的互动，也可以是“一对多”、“多对多”的多向交互。
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挑战。对线下的课堂教学来说，不少受教育者同步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学习终端，或是借助其社交聊天、娱乐消遣，对教育者的教学话语和教育内容充耳不闻；或是借助其查找资料、搜索问题，面对海量复杂的信息感到眼花缭乱，多元化社会思潮则加剧了受教育者思想的波动性。总而言之，受教育者的专注度与教育活动的实效性都面临冲击。对线上的虚拟交互而言，“腾讯会议”、“慕课”等客户端使师生间的交往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却也丧失了面对面的即时体验、耳濡目染和情绪共享，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显然，同技术在其他领域的运用一样，在辅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技术也增加了异化生发的可能性，但究竟是辅助还是异化，决定者并不是技术，也不是机器，而是使用者本身。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并进行相应的引导和管理。
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时代虚拟空间的出现打破了师生间信息传递与思想交流的时空限制，但这并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空间中的在场感与现场感。以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授课为例，师生间的教学与交往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得到基本保障，而且通过后台可以获取教育大数据信息。但是，对教师来说，面对的不是有血有肉的学生，而是冰冷固化的课件和摄像头，由于无法获知学生实时的感受与困惑而无法作出及时的回应与解答；对学生而言，面对机器开展的学习完全依靠自觉与自律，自己从交往交流活动身临其境的参与者变成了可以随时离场的旁观者。纯粹虚拟空间中的“单向度交往”遮蔽了师生间的涉身交互，一同丧失的还有师生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共享、耳濡目染的“切身体悟”、身临其境的“情感代入”。这就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深化空间交往并提升交往的流动性、生动性，通过多重技术的融合叠加保障多维空间的灵活转换，使师生在虚拟与现实、课堂与社会相结合的空间环境中进行更加深入的交往及其思想精神交流，以更好实现深度交往基础上的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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