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ety这部著作对现代全球经济中不同地区的财政政策和金融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充满魅力和前景光明的研究路径。其中的中国部分一反晚清史的主流观点，值得今后的学者认真对待。Journal

编者按：本期公号发表崔之元教授应季卫东教授邀请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报告的PPT。该报告对昂格尔与布鲁门伯格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首先，昂格尔的“人为社会”的概念和布鲁门伯格的“人的自我肯定”概念有一定的可比性。崔之元1997年在缩编昂格尔的“政治”三卷本为一卷本（参见本公号“超自由主义”）时，曾指出布鲁门伯格的“重新占领”(reoccupying)的说法有助于理解昂格尔批评很多现代性理论没有把“人为社会”的理念贯彻到底。“重新占领”是布鲁门伯格从“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的“历史的假晶现象”那里延伸过来的概念，旨在说明现代的进步观念和历史规律观念是“重新占领”基督教终世论的“假晶现象”。接下来，崔之元以1995-1996年间和昂格尔讨论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的货币垄断以及美国破产法第11章所体现的“制度性的软预算约束”为例，说明把“人为社会”的理念贯彻到底意味着不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有唯一的制度表现形式，从而激发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现有形式的制度创新（相关议题参看212期

这个三角形的角不能用一、二、三来计数，因为它们全是互相同一的:正如圣子所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再者，一个真实的三角形必须具有三个角;那末，完全可以肯定，这里是有三个角，并且每一个角都是无

现代精神是灵知主义还是对它的第二次克服？——沃格林和布鲁门伯格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崔之元清华大学《“现代化”（modernization）研究包含或预设了“现代性”（modernity）研究，因为“化”是过程和手段，而“性”—“性质”或特征—则关乎目的。但对“后发国家”而言，“现代性”研究往往相对滞后于“现代化”研究和实践。几年前笔者参加过一个“现代性问题研讨会”，一位听会者说，他以为是现代“性问题”研讨会才来看看热闹。不过，我国学术界

寻找被遗忘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王炜《试论诗神》读后感崔之元清华大学自2014年5月1日发布第一期公号至今，实验主义治理公号已经出了500期，编辑团队感谢读者的大力支持《试论诗神》是诗人和批评家王炜先生2019-2020年间在中国美术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记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一版，下引只注明页数）

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简明日程表（之二）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编者按理解当前的国际危机，需要我们梳理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演变的机制，特别是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该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后冷战世界格局演变至今的结果出乎所有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主要当事人的预料。恩格斯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本期公号根据学术界已有的后冷战研究成果，将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整理为一个简明日程表，是一种“助研”性的工作，希望有助于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思考。公号曾刊发第一期第454期｜崔之元：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的简明日程表

特尔切克在日记里写到，“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惊喜：戈尔巴乔夫宣布，2+4会谈的最后文件将确定取消四大国责任而没有过渡阶段，但关于苏军在目前的民主德国版图上停留3-4年则必须有一项单独的条约”。（

“安全悖论”、建构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编者按本公号第439期发表写于2月初的“从元宇宙电视剧和地缘经济学看乌克兰危机”第439期｜崔之元：从元宇宙电视剧和地缘经济学看乌克兰危机一文，根据俄国战略学者Dmitri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nlargement-policy/glossary/association-agreement_en

年的定理：在有两名候选人（或备选政策方案）时，“简单多数决定规则”是唯一满足平等性（即匿名性），中立性，决断性和回应性4个公理的集体决策规则1。

anything”）一般只被理解为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少本科生经常去找自己的“学术指导”。森却真的这样做了，和比自己大35岁的斯拉法(Piero

比较起来，令人费解的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美联储前主席和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耶伦的丈夫）和席勒于2009年出版的“动物精神”一书也没有提及罗宾逊夫人关于“动物精神”的香蕉图示。

最后，我要对成福蕊博士表示敬意和感谢。她在严重患病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对中国“全民基本收入”事业的重大贡献。建议读者访问成福蕊博士主持建立的“中国全民基本收入网”：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双循环”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他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expectation），以别于短期预期；所谓短期预期，乃是生产者据以推测：设彼今日用现有设备生产商品，待此商品制成时，彼所能得之售价为何——那种预期。短期预期在第五章中已探究过了。

Fogel,1926-2013)教授于2000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一些基本思想在福格尔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任演说时已经有所表述。在他之前，以布朗大学麦克洛克林（William

在二十世纪的南方以外，美国的煽动家们也会出现在北方的美国城市里，欧洲裔美国移民被当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精英排挤出权力圈。代表低收入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詹姆斯·迈克尔·柯利(James

http://www.llnl.gov/IPandC/news/specialreports/FY2006AnnualReportonTTfinal.pdf.

forgiveness。但乔伊斯并不是“自我欺骗”式的“老好人”，他充分认识到这些美德的获得绝非轻而易举，即便获得了也可能再次失去。只有经过周而复始的反复磨炼，HCE

发表的退欧政策演说，明确了英国的同时退出关税同盟和统一市场规范的“硬退欧”立场。（见Kevin

下面我通过依次讨论计划的四种基本类型来提出这些基本的问题。我将这四种基本类型称之为：（1）未修正的社会分红计划，（2）负的所得税计划，（3）最低收入保证计划，（4）修正的社会分红计划[xiii]。

因此，如果决策过程中的扩大参与和利润分享机制结合在一起，便存在向任一既定市场情形引入收缩性动机的危险，从而增加实现充分就业的难度，甚至使得已就业的“局内人”和尚未就业的“局外人”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39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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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80年代在学术界提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两套丛书，一个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另外一个是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丛书里面有两本是我翻译或合译的，一本是Kenneth

邵昱飞（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针对您所讲的“共决制”，中国以前有一种企业形式——股份合作企业，讲的是资合与劳合的结合，而现行的《公司法》并没有这种企业形态，可能地方上还存在实践，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美国宪法学重要的著作之一《迟到的封建主义》，对于美国自由主义宪政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新的解释，与那种流行的、认为美国没有封建传统、“生而自由”的理论相反，加州大学奥伦（Karen

在小说的另一个章节里，普鲁斯特还说：“每个曾使我们痛苦的人都有可能被我们奉若神明…生活的全部艺术在于把造成我们痛苦的人只当成能让我们进入他们的神明外形的台阶，从而愉快地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神性”。

在回应了对借鉴英国土地保有制来理解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两个质疑之后，我现在进入本文的核心问题：以土地保有制为基础的英国普通法在理解财产权上的贡献究竟何在？这里，我非常赞同当代著名比较法学家John

Unger）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罗斯科･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也是巴西的一位政治学家，曾两度出任巴西战略部部长。

此集体非彼集体为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探路杨团197编者按资产（所有制及经营形式）与组织（集体及合作路径）问题一直是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曲折反复探索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不太成功）。本期公号推送社科院杨团研究员的文章《此集体非彼集体——为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探路》即是在围绕30余年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历史框架下，并结合其亲身参与指导和长期观察的实践案例所形成的深入思考。作者在梳理了历史改革逻辑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人民公社、村庄自治、股份合作、社区合作等几种“集体”的表现类型，并重点探讨以蒲韩、金店为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探索。这种路径区别于公社集体制和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核心特征主要是尊重农民主体性，实现农民的自主性，即农民集体与合作经济更加具有内生性。理解这条路径的关键在于理解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在当前农村精英大量流入城市、脱贫攻坚十分依赖外力资源等背景下，并不十分容易理解。正如杨团研究员文中所言，“这条路，尽管目前走的人很少，但已经成了路”，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新路径十分值得重视和深入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包括“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视角来看，“农民”自身即是且理应是这支工作队伍的重要来源，这亦是本期公号文章的更深层次意蕴所在。摘要本文梳理了围绕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30余年历史，分辨了人民公社集体、股份合作制集体和社区合作集体；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与社区（社群）经济的不同，提出不宜将适合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推向全国。本文以蒲韩和金店两地的农民组织为例说明，借鉴东亚综合农协经验和本土经验的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是在公社集体制和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之外，能激发村庄活力和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第三条路。关键词社区合作组织

2004年12月，EMEAP又建立了更有意义的“亚洲债券基金2”（ABF2），其目的是在亚洲各国债券市场发行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和次主权债。“亚洲债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单位信托”(unit

他的设想并非是单一的国家计划，而是补充说：“这种性质的机制，可以以社会权威的名义组织，并成为其巨大的利益之一，也可以是私人协会的工作……”。他心里所想的是专业的、职业的或区域性协会，而不是商业提供。

因此，老年人经常被视为公益事业的被动接受者，老年工人也被认为具有错误的聪明才智和动机。近来，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声称，残疾养老金领取者上升是一种福利欺诈。但是正如理查德·伯特霍德（Richard

Blucher都认为她最好的书是1963年出版的《论革命》，尤其该书最后一章精彩论证了1905年至1921年间的“苏维埃”（俄语“委员会”之意）是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可行替代。（Elisabeth

有关供销社的问题，贺光辉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文件稿事先我没有看过。现文件已下发了，因此我提点建议，供参考。

对于宏观层次的“经济民主”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民主”将妨碍“经济自由”。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前霍菲尔德”时期（Pre-Hohfeld）的法学观点，它已被霍菲尔德以后的法学发展所有力驳斥。

一旦了解到卢梭关于“个人自由不可转让”的一贯论述，我们就不难看出，卢梭关于共同体成员将权利转让给主权者，无非是成员应平等地参与共同体的另一个说法，决不意味着把个人自由“转让”给不是主权者的政府。

威尔逊提出提案的时机是受这些事件影响的。但是，他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这些事件可以使得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们愿意支持这样一个“异端”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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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ick）在他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里重提“自愿为奴”这个问题，并且认为在“自由契约”的逻辑下，自愿当奴隶应是可允许的（见崔之元：《从自愿当奴隶说起》，《读书》1998年第6期）。

“本书断定，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中某些持久的模式，导致了认为共和政体的出现和公民对该政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历史中自我理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或明或暗地坚持主张的”。

为保证效率和分享，在土地的公有和私有制度中间，可以选择一种叫做“共有”的道路。这种“共有”是指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让农民共同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且让这种土地的使用权流动起来。

“本书断定，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中某些持久的模式，导致了认为共和政体的出现和公民对该政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历史中自我理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或明或暗地坚持主张的”。

凯恩斯明确表示他对“邮章货币”的支持：“通过设计出要求法定货币以规定的成本周期性地盖邮章来创造一种人为的货币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时弊的改革者已经摸着了门路，他们的方案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

Mill)对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下的劳动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专门给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加上新一章“：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主张公司的董事不应被视作仅为股东服务的代理人(agents)，而是对公司的资产和产出享有最终控制权并且承担着平衡不同团体间利益冲突任务的“协调科层”(mediating

在走锭纺纱工厂里，纺纱工(spinner)依照分包体系劳动。工人按件计酬（每磅或纱线长度）后，他从总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按照时间付给他的助手工资。助手是他自己招聘和监督的。在1830s，Andrew

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对股份制和证劵市场的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下面我就依次谈谈我的读后感。

但是，当涉及到改革的提议时，杜威却提出异议。“就民主的政治形式提出改进性建议”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交流和提升集体自我认知的问题已获得解决——而一旦如此，改革的提议就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