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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直以来，企业在社区多元治理中被忽略了。当我们谈社区治理时，企业处于怎样的境地？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企业在社区中被看作是社区之外的东西？不同主体对社区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当下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抓手是什么，如何参与？且听南开大学朱健刚教授在“全民社造论坛上海城市峰会：企业参与社区公益的挑战与路径”的主题演讲。如果您想看朱健刚教授现场生动的演讲，戳下方二维码回到直播页面吧！（请您将播放进度条拉到17:15开始观看）正文如下全文共计6,360字爆炸君阅读体验：本文偏理论研究，信息量大阅读难度为★★★★☆社区营造，非常多人在关注，也有非常多人在实践。那么企业怎么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关于企业，我的研究比较少，着重分享这些年在做社区治理研究的一些感受和发现。我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党领共治与企业价值》。“党领共治”，是我自己做的概念。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多元治理，而且是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格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这意味着从“公”到“共”的过程，多方都来参与治理，但是由党建来引领。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理解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签约给一笔钱，然后企业就在社区治理中消失呢？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课题。事实上，企业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不仅仅只是给钱，它应该把企业的价值观、方法、工具运用到社区治理中来。它应该成为主动参与到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之一。这是在过去的社区营造中被忽略的。最近我们发现，尤其是在社区基金会中，由企业发起的社区基金会反而有更大的活力。新冠疫情是特别重大的事件。它甚至带来千年没有的剧变。历史学家还为此做新的重大历史划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新冠前”、“新冠后”。大家现在出门都戴口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饰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未来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信任，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社区、地区、全国、还是在全球，疫情都是对治理的大考。在这个大考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情况。中国展现出奇迹般的转折。本来我们是比较早期发现新冠的地方，现在相对轻松。尤其是在上海，各地的健康码都被承认。这非常有意思，展现出上海的治理，确实在全球面对新冠疫情中有它独特的经验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疫情对社区的治理是非常大的考验。从去年2月份开始，我们开始做武汉抗疫的研究。我们发现，抗疫过程一共有两个半场。在第一个半场，地方政府失灵，带来社区失灵。也就是说社区的治理系统突然没有办法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面对社区的各种反应，它无力应对。这种社区失灵在高风险的社会中非常危险。它带来非常重要的后果，其一就是风险迅速家庭化。而家庭很难承担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第二是它导致中产人群的脆弱化。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特别明显，他们反而无力承担这样一个过程。第三是导致弱势群体处于更加脆弱、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们看到，当社区处于失灵的状态下，会产生很多消极后果。而后半场进入新型举国体制——党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全国性动员体制。举国体制为什么在中国是有效的？国外很多地方也想尝试举国体制抗疫，但挺难的。是因为我们这里有积极的配合。各种社会力量在举国体制下的动员下都积极参与抗疫斗争，而且互联网发挥巨大的作用。经过互联网的汇聚，涌现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自发秩序。很多秩序开始形成。我们看到，从外卖小哥到各个公益组织，到企业和基金会组织组成慈善资源的链接，形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其中就有社区防疫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一公里就落到“社区”。由于社区韧性的出现，他们及时发现问题，修复问题，然后重建秩序，组建各种各样的组织来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应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社区的价值。所以，我的观点是举国体制能不能成功，很重要是需要普通民众的配合，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基层社会的积极应对，这样的抗疫才可能落地。在这次疫情中，你会看到，习总书记，还有民政部都非常肯定社区的作用，也特别感谢社区工作者、基层社区干部和社区志愿者。他们在抗疫中形成一种社区共同体的状态。这里我用了两个词，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共同体”。我们把“社区”简单理解为一个地理区域。人们在这个地理区域内居住在一起。而“共同体”是说在这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好象有一种情感的联结，有很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天然地跟社区连在一起的概念。“共同体”这个词最近在中央政策里面也出现特别多，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学领域，“共同体”是跟“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词。像在上海这样一个分工非常细化的庞大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其实是疏远，相互间不太认识。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到，社会当中的人们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因而人们希望除了社会之外，还会有一种群体或团体。在这种团体里大家之间互相有认同，是私人的，有边界的。人们之间有非常强的情感联结和分享。人们愿意有这样团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家庭，家族，或者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形成的团体。但是在城市社会、现代性大社会底下，共同体很难形成。如果要形成，就需要有人刻意去建设。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治共同体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连结是弱的，所以人们才会感觉到，在一个大风险社会中生活，需要有一个社会共同体。在这个社会共同体里面，他能感到有依靠、互相能够支持、依赖。我想这就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能自然形成，必须由包括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一起来建设，需要组建一套治理机制，才能产生这样的共同体，以使得我们在风险社会中感觉到安全、安定，人与人之间能感到信任、分享和联结。这是我理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它是通过治理来实现建立一个社会的共同体。而社区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在社区中经常面临着“公地悲剧”的现象，就是说公共生活大家不怎么关心。第一是社会矛盾的渗透效应：落到社区。实际上大量的社会矛盾是落到社区的。所以社区为什么那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好，而更重要的是问题都落到社区。将来我们会看到“隔离”变成一种普遍的状态，这会成为世界全球治理面对的瓶颈。大家都处于隔离之中，怎么还能有联结、信任呢？当然还有互联网，另一个是邻里之间形成共享。第二个是社区缺乏社会支持。在庞大的社会里，大多数年轻人都要上班，社区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在社区里活跃的人，很多是不在社会上拼命打拼的群体落到社区中来。所以社区缺乏足够的社会力量支持。这个我们称之为社区的空心化过程。在农村，这个问题更加明显，但城市也存在这个过程。第三是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在一个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中，基层政府负担太重。他要听从上级安排指令，但做事情又都在基层，需要对事情担责。所以要改变这个治理困境，不仅仅是权力下移的过程，也是权力分散的过程。要共建共治共享，我认为目标就是要在复杂的宏观社会中建设这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得人们可以找到安定和归属，增长社区福利。那么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我认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新冠后的时代。当下，政府就在社区里建设这样共同体。最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民政部基于广东、湖南在街镇建社工站的经验，要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把专业力量下到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由此看出，社工的价值在很多年的被怀疑中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第二个政策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我们认为这是去年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把社区社会组织看作特别重要的社区治理力量。但坦率地讲，在我阅读的大部分政策中，都很少谈到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大家认为企业就是赚钱的。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很少只是赚钱，很多企业家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在政策中，他们是被忽略的。而在实践中，企业在社区中无处不在，尤其是物业和地产。由于中国很早实现房屋的商品化，使得物业很早就深度地嵌入到社区实际的治理实践中来。所以我认为政策和实践之间有一个鸿沟，政策上没有太明确说明企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但是实践中企业又不得不参与各类社区实践活动，而且他往往成为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去指向。这是企业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社区治理格局的设计里，企业是缺位的。这值得我们来理解，企业为什么会缺位，为什么不看重企业呢？事实上，中国的社区治理经过两次大的转变，主要是在上海。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90年代末期，上海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过渡。这个转变中，行政权力开始往街道和居委会转移。那个时候我做上海卢湾区的研究，跟着做文件，主要讲权力怎么下放给下面。当然，这使得下面要配合做很多事。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第二次转变是十八大以来提出“社区治理”概念，其中很重要的方向是把权力从政府往社会组织转移，尤其是往社工机构的转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由“公”到“共”的过程。中国是由国家政府主导的“公”的空间。中国人说起“公”的时候，好像是政府干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把这个词改成“共”。“共”是我要去参与的，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国家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在“共”的政策思维里面有三方，政府在治理，社会在调节（社会协作），居民在自治，要自己动起来。这是一个符合我们国家国体和政治意志的一个设计格局。按照这样一个格局，社区治理实际上有三重机制。第一个是行政科层代理制，这个最关键。而且有代理人像居委会来帮助实现一些政策。第二个是有一个居民参与自治的机制，有居委会，居民议事会、居民自组织。第三是社会组织调节机制，就是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上海非常活跃。这是新的三架马车，替代原来老的三架马车。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里面，党建引领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党已经把社区建设看作是整个政治性建设的一个基础来强化党的领导，完成党建引领机制。在党建引领机制下，社区党委就变得非常重要和凸显，这在全国是普遍的。但在这个格局中，企业在哪里？没有看到。也许我们只能把它放到社会的部分去思考。实际上，企业在这样的社区治理格局中，往往被看作资源，忽视了企业本身的主体性，也割裂了企业与社区更深刻的联系。而且很多企业也这样自我定位的。很多时候，企业在社区中做事情是为了应对社区，建立关系，没有想过自己在社区中是有重要的主体作用。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主要是给点资源支持一下社区，做简单慈善。企业并没有很强的主动性，说我要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一点角色。我觉得这跟他们对社区的想象的差异有关。以下分享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研究。居民不把社区看成是“公”，而是看作家的延伸。这个家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地方，最重要是强调生活感，即我是在这里生活。然后强调邻里的守望，互相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如果是好朋友，那就是模拟的血亲、兄弟姐妹。这个社区是家庭的延伸，表面上是公的，但实际上我认为那就是我的。例如居民会在楼道里占位置放东西，因为这是我家的自然延伸。如果社区里跟他有关系的人，那都是朋友、亲戚，那他就把他的家庭自然地延伸到这个社区里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社区是我家”，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但是在政府层面不是。社区是跟政区极其相关的一个“公”的概念。在西方，社区是围绕教堂修起来的，所以社区和教区离得很近。而在中国，社区跟政区连在一起，是国家的细胞。中国的社区最重要是稳定。维护基层的稳定、安全、平安，这是它重要的关键词。所以它有一套权威机制，一套社会福利机制，是一个“国家政府部门主导的一个“公”的空间”。而企业认为社区是商品，并且有相关的商业服务。实际上，社区的概念能够发展起来，是商业带来的。九十年代末期，我们看到很多地产广告，把社区抬出来。企业和社区居民是一种契约关系，谈合同，不是谈情感。企业与居民经常围绕公共用地的产权会有竞争和冲突。但企业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企业的同时，在社区已经产生了外部性的效果。比如说它可能会带来污染。在厂区的矛盾就有企业排污导致社区居民群起。或者地产企业修房子，挡住原来房子的阳光。或者是社区的公共用地产权归谁，等等。所以，在很多社区，很长一段时间内，业主与物业之间存在“抗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