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位读者发来一条新闻。

说是他们省的一位乡镇干部，倒在了防疫一线。

他说，这条新闻把他看哭了。

看完新闻后，我回了五个字：本可不必死。

我整理了这位逝者的基本信息：

姓名：陈力群

年龄：54

职务：高安市灰埠镇党政办副主任

工作性质：信息排查、指令下达、资料汇总、物资发放

工作状态：“连续24天，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回过一次家”

死亡原因：过度劳累，心源性猝死

检索针对陈力群的报道，标题整齐划一。

“连续24天”几乎成为一致的题眼。

这样的“死亡通告”并不罕见。

以2月15日猝死的国家统计局安徽池州调查队队长张谦为例，

针对他的报道中，打头阵的标题字眼是“连续17天工作”。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新闻标题，有很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标题，

最让我心颤的是“殉职”，但最让我心痛的“连续24天”。

我们不能一方面开着“强制休息令”，一方面又在宣扬加班加点。

陈力群走后，他的同事说，“看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万万想不到……”

但人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

没有权力可以要求这些基层工作者拿命工作；

没有理由可以要求这些基层工作者无私奉献；

而我们，也不该提倡、宣扬这种超出生命体能的奉献。

这些天，大概有三类死亡名单。

一个是确诊病例的死亡；

一个是医护人员的牺牲；

一个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殉职。

前两类比较明确；第三类，往往难有集中的、精确的呈现。

在搜索引擎检索“疫情 殉职”：

出来的是一长串案例，好几页。

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处于不同的年龄段，但不少都属于第三类。

2月21日，民政部公布了一个消息：

33位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因公殉职。

我查了下社区工作者的定义：

经过一定的选拔或公开招考程序，被各街道（镇）或社区的两委一站（党委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站）选用的人员。

显然，这个33的数字，亦无法概括上述第三类。

而单是社区工作者死亡人数，比目前公布的牺牲的医务工作者还多！

而这些殉职，大多还不是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是过度劳累。

最大的遗憾，不是死于感染肺炎，而是死于工作劳累。

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这种工作状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陈一新早就要求，要重视“2+1”群体的关爱工作，各有关方面要千方百计安排好轮换调休。

“2”是指医务工作者和人民警察，“1”是指街道社区工作者。

我们不能一方面谴责互联网公司的996；一方面却在努力夸赞基层工作者“连续工作XX小时”“几天几夜没合眼”。

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扇耳光吗？

不能互联网企业的员工猝死了，我们就去骂企业；一些单位机构的工作人员猝死了，我们就去歌颂他们，而忘了一些本该就位的制度和责任。

新闻报道里有一张陈力群的简历：

这是一张可以让人潸然泪下的简历。

陈力群出生于1966年6月，这是一组很吉利的数字。

但陈力群的一生，却并未顺顺当当。

1985年，19岁的陈力群考上了大学。

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呀！

要知道，那时高考也才恢复几年光景。

1985年，全国报名报考的人数是100多万。

在高考恢复的头十几年，虽然1985年是录取比例最高的一年，但全国也只有60多万。

而2019年的大学毕业生高达800多万，是当年的十倍还多。

可以说，陈力群曾经算得上是天之骄子。

那么，陈力群考取的江西农业大学如何呢？

江西农业大学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是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是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早在1978年，这所学校的前身就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历很硬核的公务员，

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位四级主任科员。

四级主任科员是个什么级别？

这是我国最新的《公务员法》里的一个职级。

按照该法第三章第十九条：

四级主任科员仅高于一级科员和二级科员；

勉强相当于以前的副主任科员，副科级的非领导职务。

这是一个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54岁时的行政级别。

我找到了一份2008年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规定显示，一般硕士毕业生即可定为副主任科员。

而陈力群在江西省高安灰埠镇，原地不动做了17年的办事员！

那么，陈力群的工作能力如何呢？

不能单凭学历去猜，我们就看新闻报道是如何呈现的：

“在陈力群的办公桌上，一摞摞码放整齐的人员信息排查记录、一笔笔清晰的防疫物资采购发放台账、一份份返岗返工人员健康证明……见证了他为抗击疫情夜以继日地工作。”

工作态度没的说吧？

副镇长丁晖说，“陈力群负责全镇防疫物资的采购，5万多个口罩、1万支体温计、250公斤消毒液、230瓶酒精、8万多份宣传材料，由他安排分发到全镇各个村组，在高度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下，这些资金、物资无一笔差错、无一例失误。”

在不到两天里，他为返工工人开出了345张健康证明。

工作效率没得说吧？

不能等到人死了，我们才知道他是多么优秀。

陈力群可以无怨无悔，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在工作事迹之外，陈力群的生活境遇也被媒体拎了出来：

“家境非常贫困，父亲年迈，儿子年幼，妻子没有工作，加上两个早亡弟弟的儿子（一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都靠陈力群抚养，生活较为拮据。”

说实话，看到这些我的内心是复杂的。

多希望这些消息，是在他生前我们就看得到啊！

多希望这些生活困难，不是在他殉职后解决呀！

有些信息，我们看早一步，是帮助；看晚一步，就成了消费。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

不能等到人死了，我们才知道他是多么困难。

按理说，一个地方的基层工作者，

其工作忙碌程度应该和疫情严重程度成正比。

我们不妨来看看高安市的疫情形势。

高安市是江西省辖县级市，由宜春市代管。

据江西省卫健委通报：

2月21日0-24时，江西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5例。

截至2月21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934例，宜春市106例。

再具体到高安市，截至2月21日24时，确诊病例只有3例。

这个数字，在全国一众县级行政单位中并不起眼。

在2月22日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县（市、区）风险等级中，高安市是风险最低的县（市、区）之一。

饶是如此，陈力群还是被“累”死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真的需要陈力群连续24天不休息吗？

能否把关爱的关口前移？

能否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或许，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起我们浅薄的感动和廉价的同情，多思考一些本质问题，多采取一些实质措施。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当机器用。

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提倡燃烧生命的奉献，那是带有罪恶的。

与归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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