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三娟(1965—),女，山西临猗人，山西大学副教授，从事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4),126-133 DOI:10.16783/j.cnki.nwnus.2023.04.014摘 要：近代以来，我国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是高等教育史、社会教育史中十分显著的教育现象。在大学扩充教育思想的引导之下，近代大学积极投入社会教育运动。大夏大学创立的社会教育系，开创了依托大学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先河，其发展经历了初创、扩充、恢复与深化、调整四个阶段。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呈现出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形成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设置、教学与实习结合的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教育人才；设立社会教育研究部门、创办社会教育专门刊物，开展社会教育学术研究，丰富社会教育理论；开办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花溪农村改造区等社会教育实验区，直接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大夏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模式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对当今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不乏宝贵的启示意义。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教育系科发展研究”(20YJC880049)。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与社会关系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回顾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大学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是一个十分显著的教育现象，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个值得总结的课题”[1](P91)。1930年，大夏大学创立社会教育系，开创了依托大学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先河，充分展示了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色。本文对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既可填补关于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研究的空白，又可“见微知著”地透视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具体生动的历史细节。一、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思想与实践
(一)大学扩充教育：近代我国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理论依据
社会教育由谁来办理是发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议题。受国外大学在校外开展社会教育的影响，结合我国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近代教育家们主张“大学扩充教育”,提倡扩大大学的教育职能，通过大学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加强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蔡元培作为“大学扩充教育”的积极倡议者，十分赞赏美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做法，指出：“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工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2](P358)蔡元培主张设立大学区制，在全国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建立一所大学，“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2](P378)大学区制曾短暂实行后被取消，但是“大学扩充教育”受到普遍关注，促使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思想迅速蔓延。在近代各种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试验之中，试验者们充分认识到大学在开展社会教育中的作用。傅葆琛指出，“学生是推行平民教育的人才，也是实施平民教育的重要分子”,主张大学应该设置关于乡村教育的科目，直接为乡村教育培养人才。[3](P72)梁漱溟认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学校应为地方社会之中心，教员应以社会之指导者自任”[4](P407)。这些主张莫不强调大学应该处于开展社会教育的领先地位。马宗荣作为当时国内著名的社会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学校中心的社会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他看来，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存在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推广社会教育的阵线上，可增加不少生力军”;二是大学教职员的调研和研究、与当地人士的联系，有利于实现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三是“学术当求致用”,大学参与社会教育有利于理论的实践化。[5](P316)(二)大学扩充教育思想引导下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实践
在扩充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近代我国大学积极投入社会教育运动，开展了丰富的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实践。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鼓励师生在校外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他说：“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2](P257)1919年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通俗讲演的形式面向工农群体开展平民教育。北大开启了我国大学参与社会教育的先河，此后众多的大学参与到社会教育运动之中。例如，1928年金陵大学成立乌江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同年中山大学编制民众基本字汇，编成民众课本，开展民众识字运动；1936年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五所大学与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旨在通过“大学课程乡村化，训练高级技术人才，实地工作”[6]的途径，改进农村建设，等等。近代以来，我国大学从开办平民夜校开始，不断探索出组建演讲团队、编制民众读本、开设社会教育实验区、与社会教育团体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教育。在此过程之中，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1928年时任江苏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的余庆棠以“养成本大学区各县民众教育行政人材及师资训练人材为宗旨”[7](P9),创立江苏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1929年中央大学区劳农学院成立，民众教育家高阳担任院长。1930年两校合并，改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成为“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关”[8]。此后，我国训练社会教育从业人员的机构纷纷成立，大学也踊跃设立社会教育相关专业以培养社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教育人才作为大学参与社会教育的一种新的方式，使得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社会教育互动的历程
大夏大学是1924年在上海创建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初设文科、理科、商科、教育科、预科等五科，其中教育科下设教育心理系、教育行政系、中等教育系。1930年教育科改称教育学院，同年教育学院增设社会教育系，开展四年制本科教育。大夏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中建树不少，是国内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是较早实施通识教育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早设立社会教育系的大学。(一)初创阶段(1930-1935)
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教育科的马宗荣学成归国并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学，1930年受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之聘出任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鉴于当时国内“社会教育专才之缺乏”,并且“为扩充校务供应社会需要起见”[9](P28),马宗荣与大夏大学领导层决定于教育学院内增设社会教育系，“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造就社会教育专门人才”[10](P95)。经过前期的筹备，1930年秋社会教育系正式成立并且开始教学活动，马宗荣出任首届系主任。1.创新：依托大学设立的社会教育人才培养机构
我国培养社会教育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始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但是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模式不同。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11](P61)因此，学校性质方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独立教育学院，而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则是依托于大学设立的社会教育人才培养院系。而在办学层次方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实行两年制的专修教育，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则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对此，马宗荣指出：“我国大学开始四年制之社会教育系，实以大夏大学为创始。”[5](P378)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拟定“改进社会教育计划”,指出社会教育人才宜特别训练。1931年教育部正式通令各省市筹设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人才之训练机关，或就各省市原有之教育学院或师范学校内设立专系或专科，已设立者应力求充实[12](P234)。可见，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建立早于教育部相关指令的发布。大夏大学顺应社会教育发展的需求，设立社会教育系，培养社会教育本科人才，实为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一种模式创新。2.探索：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制与教学的展开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创立之初，国内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供参考，因此“课程及课程标准等均由本系创立”,“关于社会教育学之教材，坊间亦无课本可资应用，故悉由本系自行编制”。[5](P378)初创阶段，社会教育系只有马宗荣、许公鉴、张耀翔三位专任教师。其中，马宗荣、许公鉴担任社会教育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制定了社会教育原理、中国社会教育史、比较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行政等社会教育基础课程；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负责成人学习心理课程。该系教师依据课程编制的教学讲义，均由上海各大书局出版，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设置社会教育基础课程之外，该系创立了偏重实际的社会教育“分科专论课程”,这些课程偏重于民众学校教育、图书馆学等社会教育事业。为求理论与实际并重，同时配合知识教学的开展，该系为学生开辟了实习基地和实践社会教育理论的场所。虽然初创阶段该系专职教师不多、课程设置偏少，但对社会教育课程开发、教材编制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扩充阶段(1935-1937)
1935年马宗荣经蔡元培推荐到教育部任职，辞去社会教育系主任职务。同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的陈友松继任系主任。1936年陈友松去职之后，系主任由留学归国的吴学信代理。值得注意的是，吴学信为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最早的毕业生之一，直接师承马宗荣。陈友松和吴学信主持社会教育系时间虽短，却在社会教育系增设电化教育学科，设立电影教育、播音教育课程，并且通过电化教育的方式面向社会大众开展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做了有力的扩充。1.教学：开设中国最早的电化教育课程
陈友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电化教育课程，接触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电化教育理念与实践。“鉴于电化教育为实施社会教育之最新工具”[13],陈友松便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开设了教育电影课程，课程目标定为“造就电影教育实施人才，以应社会需要”。社会教育系开设的教育电影课程包括电影导演术、电影检查与统制、社会教育电影讲映法、电影编剧法、电影摄影术、电影录音等应用型课程，以及电影发达史、电影企业论、电影教育、教育电影概论、电影教育行政等理论性课程。[14]据考证，这是近代中国大学最早开设的教育电影课程。[15]与此同时，大夏大学聘请了洪深、罗刚、徐公美、姚苏凤、孙瑜、戴策、蒋楚生、刘呐欧等“许多电影专门人才”担任电影教育课程的兼职教授。为了给师生开展电化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创造更好的条件，社会教育系一方面成立了电化教育实习室、教育电影放映室；另一方面，又与中央电影机关、上海各个电影公司取得合作，提供学生参观实习的基地。吴学信代理系主任期间，再次增设播音教育课程，全面开展电化教育教学。2.服务：拍摄教育影片，举办播音演讲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开设电化教育课程，更加重视电化教育的实施。电影教育方面，社会教育系创立了专门的拍摄机构——中国教育电影社，拍摄了大量教育影片。中国教育电影社先后拍摄教育电影15种29卷13600尺，拍摄教育影片按照内容分为三类：灌输民众常识的影片，指导社会教育事业实施、经营的影片，抗战影片。其中13种被教育部采购，翻印分发各地放映。播音教育方面，社会教育系与上海多家电台合作，通过播音演讲的方式开展社会教育。例如，1936年吴学信为“培养该系同学演讲能力起见，特与上海电报局附设广播电台合作，举办广播演讲”[16]。播音分为两种，一种为学术讲座，讲师多为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每周举行一次；一种为通俗演讲，均由社会教育系学生分别参加实习，每周举行四次。该系与上海电报局合作的播音演讲持续三个月，“颇得社会人士之欢迎”,于是1937年3月开始，吴学信又与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合作，继续举办学术、通俗演讲。[17](三) 恢复和深化阶段(1937-1945)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大夏大学被迫西迁，社会教育系也随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喻任声为系主任。由于许多学生未能随学校一起西迁而滞留上海，诸多教授申请留沪教学，并于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开学复校。[18]留在上海的社会教育系聘请著名社会教育专家古楳任系主任。[19]这样便形成了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一分为二的局面。1.整合专业课程，完善学科体系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素来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初创阶段马宗荣确定了社会教育基本课程和偏重民众学校教育、图书馆学的分科专论课程；扩充时期，陈友松、吴学信大力发展电化教育，增设电化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分科专论课程。喻任声主持贵州的社会教育系，再将课程加以彻底整合。社会教育基本学术课程之外，分科专论课程正式划分为三组：图书馆学组、电化教育组、民众教育组，以供学生选择学习。这样，原有的社会教育系实际上下辖了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有利于专业人才培养的进一步优化。2.恢复社教设备，开展社会服务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在上海时，具有相对完备的社会教育教学、研究、实习的设备。由于仓促而长途跋涉的西迁，社会教育系绝大多数图书、仪器等设备或是被毁、或是没有迁出，因此位于贵州的社会教育系不得不重新开展恢复工作。落户贵阳之后，社会教育系重新成立了社会教育研究室，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添置社会教育图书，加强民众训练教材的搜集与编制，开展战时社会教育问题的实验研究；又遵教育部指令，代教育部训练云贵地区的社会教育人才，将社会教育推广至云贵地区。(四) 调整阶段(1945-1951)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原址，遵照教育部令在文学院中设教育学系。1947 年9 月，恢复教育学院，同时恢复了社会教育系。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三、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培养社会教育人才、开展社会教育研究、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充分发挥了大学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于一身的职能。(一)培养社会教育人才
培养高级人才是大学最基本的一项职能，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创立正是这一职能的发挥。为培养社会教育的专门人才，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通过不断探索，形成了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教学模式，以及教学与实习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1.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设置
为培养合格的社会教育专门人才，马宗荣在创系之初指出该系的课程要“理论与实际并重”[5](P379)。据黄裳1935年《全国民众教育人员训练机关的调查》所示，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所设专业除各系公共必修课16门之外，专业必修课程为27门。[8]这27门专业课程很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教育原理、社会教育事业概论、教育行政、社会教育行政、比较社会教育、民众学校教育、图书馆通论、图书馆教育论、社会事业概论、社会教育问题研究、社会教育学、农村社会学、职业教育理论等理论性课程；另一类是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民众娱乐教育、公民教育、简易技能、民众文艺与教育、戏剧与教育、映画与教育、音乐与教育、艺术与教育、演讲与教育、健康与教育、观览设施与教育、社会教育问题设计、社会教育问题研究、职业教育、职业指导、社会教育学等实践性课程。增设教育电影课程以后，该系同样按照“研究电化教育之基本与实用之知识”[20]的原则进行课程建设，既包括教育电影概论、电影发达史等理论性课程，又包括剧本作法、美术装置等实用性课程。2.教学与实习结合的培养模式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重视社会教育的课程教学，同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实习实践。初创阶段，该系一方面让学生亲自参与本校图书馆的事务，实践图书馆学若干课程所学理论，另一方面又与上海聋哑学校合作，作为民众学校教育等课程的实习基地。扩充阶段，“为增进该系学生见识计”[21],吴学信还亲自带领学生去上海市区实习，参观上海市立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市政府各机构，以及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园艺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开设电化教育课程以后，该系与中央电影机关以及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参观实习的基地；又与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国际电台合作开展播音演讲，其中由学生主持通俗演讲部分。最为值得关注的是，该系先后设立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贵州花溪农村改造区等多个实验区，一方面实验各种社会教育方式的应用，另一方面，作为该系学生的专门实习基地。这些实验区的具体工作，大多是在教师指导之下由学生主持完成。以1932年成立的大夏公社为例，公社下设的民众学校面向大学周边农村实施补救学龄儿童失学和成年补习教育，具体课程由大夏大学20余名学生负责教学[22],在此基础上学生需要完成实习报告。(二) 研究社会教育理论
大夏大学十分重视科研对于大学发展的作用。副校长欧元怀曾指出：“一个大学虽有赖于物质，亦当添醴饱学专家领导研究，并拟出版各种学术上的刊物。”[23]“以提高教学效率、裨益国计民生为宗旨”[24]。1935年大夏大学制定了《教员专题研究章程草案》,鼓励大夏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同时，大夏大学十分重视出版刊物的建设。吕绍虞1936年《大夏大学出版刊物调查》所示，当时大夏大学共有出版刊物45种之多，因此吕绍虞称：“大夏师生对于学术上之努力研究，亦颇有足述者。”[25]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社会教育系不仅是社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关，也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研究机关，成为当时国内社会教育研究的一个重镇。1.推进学术研究的举措
为了推进社会教育的学术研究，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创系不久即于1931年成立了社会教育研究会。欧元怀、马宗荣、陈选善、江问渔等社会教育专家暨大夏大学教授任研究会顾问，社会教育系全体学生任干事，进行学术讨论、开展学术讲座。为了方便本系师生的科研工作，马宗荣将学校图书馆内部关于社会教育的书籍全部转移到社会教育系，1934年社会教育系已有中文类图书1230册和外文类图书432册。陈友松在此基础上成立社会教育研究室，继续订购大批图书，并且“征求各种社教杂志，俱从创刊号起至最新一期止，全部购置”[26]。此外，社会教育系创立了专门刊物——《社会教育季刊》,吴学信担任主编，刊登各种社会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1937年1月《社会教育季刊》创刊号问世，所载文章包括马宗荣的《社会式的民众教育与学校式的民众教育分立的弊害》、邰爽秋的《巡回教育导论》、徐公美的《研究电影理论的必要及其方法》、方金镛的《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等研究社会教育的最新学术论文，并载多篇社会教育系学生的研究成果。[27]2.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由于大夏教育学科的教师往往是“专职少，兼职多，而且一位教授兼授多门课程、兼任多种职务”[28](P218),因此考察社会教育系教师的研究成果只能从专职教师入手。1940年，马宗荣指出：“现在国内出版之社教专著，出之本系教授之手者甚多。”[5](P378)马宗荣的说法并无言过其实。据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社会教育”栏目所载书目，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理论研究的书目共26种，其中出自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教师的书目达10种，占总数的38.46%,包括马宗荣的《社会教育概说》《现代社会教育泛论》《社会教育事业十讲》《社会教育纲要》《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社会教育入门》《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的设施及理论》等8部，吴学信的《社会教育论丛》以及古楳的《社会教育指南》。[29](PP.632-635)此外，民国时期研究世界各国社会教育的著作共4种，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便占3种，即马宗荣的《比较社会教育》、陈友松的《各国社会教育事业》和吴学信的《比较社会教育》。除了综合性的社会教育研究之外，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在民众教育、图书馆学、电化教育等具体领域的研究也很显著。民众教育方面，许公鉴著有《民众教育实施法》《民众教育视导》《民众教育论丛》等多部著作。图书馆学方面，马宗荣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包括《现代图书馆叙说》《图书馆通论》《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等多部专著。电化教育传入中国以后，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电化教育学主要以大学为生存、发展的平台，其中大夏大学在电化教育研究方面尤为突出。[30]马宗荣认为：“教育播音是用无线电设备实施教育的最新社会教育设施。”[31](P2)他的电化教育研究蕴含在社会教育研究著作之中，从社会教育的理论框架中阐述教育播音问题，把教育播音作为社会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进行研究。陈友松担任社会教育系主任之后，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教育电影的专著《有声的教育电影》,全书分为12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教育电影的定义、分类、作用、制作、推广等许多重要问题[32],开启了我国研究教育电影的先河。(三)开展社会教育实验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是社会教育人才的培养机构，也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研究机构，同时在“大学扩充教育”“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思潮的影响之下，更是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单位和实验机关。大夏大学以社会教育系为核心先后创立了多个社会教育实验区。1.大夏公社
1932年大夏大学在校门对面中山路旁设立大夏公社，用以实验民众教育的办理方法，同时作为学生实习的专门基地。大夏公社的设立以实施成年补习的教育、补救学龄儿童的失学、增进民众生活的智能、充实社会进化的动力、实验民众教育的理法、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搜集教育研究的资料、供应热心志士的服务为目的[33],在服务教学、实习、科研的同时，直接面向周边社区民众开展教育活动。大夏公社由马宗荣等五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学生担任干事。公社下设两个部门，其中学校教育部具体实验“民众学校”的办理方法，社会教育部具体实验“民众书报室”“通俗演讲处”“民众问讯代笔处”三种社会教育方式。大夏公社比较侧重办理民众学校，针对失学儿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成人分设白天儿童班和晚上成人班，开设国语、算数等基础课程，对于提高大学周边社区民众的知识水平有着直接影响。1933年，大夏公社所设民众学校已有学员281人，包括儿童190人和成人91人。[22]2.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
1934年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社会教育系主任马宗荣等成立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以校北附近九村为实验区范围。实验区设立的宗旨“其一为‘实验’,即实验各种方式的教育，以谋增进民众知能，充实人民生活；辅导地方自治，助成训政工作；培植国民力量，复兴中华民族。其二为‘实习’,即供本校学生实习办理民众教育之方法”[34]。实验区下设民众教育馆、合作教育社、农村念二社、乡民自治会等四个实验部门，实验四种不同的社会教育方式。同时，实验区举办了植树运动、筑路运动、农产品展览会、儿童幸福展览会等多项活动，直接参与到关系民生的乡村改造之中，“民众们因这些活动而所受影响，亦复不浅”[35]。实验区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对上海农村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农村念二社”,这种“从经济的立场由提倡土货以复兴民族改造社会的一种具有教育性质的服务团体”[36](P55),完全撇开学校形式，而从经济活动入手，采用“经济分组团”的教育形式，以土货运动为核心对农村经济生活进行改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3.花溪农村改造区
大夏大学迁往贵州之后，与贵阳县政府联合创办了“花溪农村改进区”,仍以社会教育系为主体，改造区“以教育、经济、健康为出发点，期对区内民众教育生活，作切实之改进，以增进抗战建国力量”[37],先后建立阅览室、诊疗室、苗夷生活教育处、合作社等多项社会教育设施，举行教育展览会、演说竞赛会、合作讲习会等多项社会教育活动。大夏大学在花溪农村改造区延续以往的传统，一方面重视民众学校教育，创设民众学校、花溪中心小学，巡视指导区内各地小学，举办通俗演讲；另一方面注重指导农村经济改造，设立农场负责农事改良，指导农村组建经济合作社、乡村改进会等农村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夏大学将抗战教育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不仅举行抗战话剧公演、将士寒衣募捐运动等民众动员活动，而且联合当地政府组建花溪农村抗敌青年团。通过这些活动，大夏大学将社会教育推广至西南地区。四、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社会教育互动的启示
民国时期南开大学教授郭屏藩曾说：“一个大学，亦如同一个人一样，大都不免有些特性。这些特性，发展到相当显著的时候……在学校就成了所谓校风”。[38](P730)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著称，赢得了“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其最显著的特性便是突出大学的社会性和应用性。这种特性体现在社会教育系中，便是始终坚持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已成历史，但是它的特性对于当前我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不乏宝贵的价值和启示。(一)人才培养工作旨在服务社会
近代以来，受到“大学扩充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大夏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大学将服务社会作为大学发展的主要理念，强调培养社会所需专门人才。基于这种服务社会的理念，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始终坚持为社会服务，无论是率先布局社会教育学科，还是大力发展电化教育学科，都以满足当时社会所需紧缺人才为出发点，并以学科建设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教育运动之中。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指示，“教育学院今后需要确定目标，就目前中国社会需要，注重培养切合实用之人才”[39],将服务社会的理念渗透到培养人才的实践中。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大多继续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比如，周振韶毕业后开办了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开创了全国妇女补习教育的先河；汤彩霞、吴学信毕业后出国留学，回国后回到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任教，吴学信代理系主任时，积极推进社会教育系的改革；黄雪章、张宗瀛等长期从事社会教育研究；等等。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迁往贵州以后，又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社会教育人才。贵州时期的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曾说：“教育学院之贡献……至于社教机关，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负责人，亦多为社教系毕业生充当。”[40](P29)(二)课程教学内容适应社会需求
回顾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课程教学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适应社会需求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当时大力倡导社会教育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教育专门人才极度缺乏，“每年至少需要培养毕业生7万余人”[41](P102)方可满足社会教育的需求。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大夏大学率先创立社会教育人才的培养机构，通过自主探索，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教育课程体系。创系之初，民众教育已为当时国内社会教育主流方向，结合这一社会背景，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即以民众教育和图书馆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实验区的建设与学生实习都以民众教育为主。特别是民众娱乐教育、简易技能、民众文艺与教育、映画与教育、演讲与教育、健康与教育、观览设施与教育等大量实践性课程，都与当时国内展开的民众教育设施紧密相关。电化教育传入中国以后，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再次率先开设了教育电影课程，课程目标明确定位“造就电影教育实施人才，以应社会需要”。社会教育系教师的课程讲义出版之后，多为其他院校采纳，客观上适应了国内对社会教育教材的需求。从创系之初编制课程到后来课程不断扩充，都体现了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紧扣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的需要，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应用性和及时性的特征。(三)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学术研究没有走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而是在社会现实中寻找契合点，进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为此，社会教育系一再强调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力图使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鉴于国内社会教育教材缺乏的现实，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自行创立了课程，既满足该系教学的需要，也为当时的社会教育人才训练机关提供了参考，“国内各处之设立社教专材训练机关者，其课程及课程标准，多以本系所拟为依据”[5](P378)。大夏大学《教员专题研究章程草案》明确提出，学术研究要以“裨益国计民生为宗旨”,整个大学都在倡导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学术研究风气。从社会教育系教师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宗荣《社会教育事业十讲》、陈友松《有声的教育电影》、许公鉴《社会教育实施法》等都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研究著作。此外，马宗荣提出“如何使社会教育中国化”的命题，主张结合抗战背景，探索社会教育理论的“民族国家化”。陈友松的电化教育研究也是基于当时国内现实，在他看来，“国难如此严重”之时，运用电化教育这种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可使绝大多数民众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必备的知识与技能。[42](P8)再以1936年陈友松指导的学生的研究成果来看，《儿童游乐园之研究》《博物馆之研究》《民众茶园研究》等都以当时正在探索的社会教育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43]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历史是一部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历史，充分展示了大学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于一身的职能发挥。在当今我国大学倡导培养应用型人才、社会服务之际，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典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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