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
作者简介：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太原030006）。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24,45(04),52-61
摘 要：新时代发展和创新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要前提是理解三者的内涵及其关系。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由教育学分支学科，以及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教育学中的特殊知识内容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是中国研究者在教育学学科中，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中，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形成的言语表达系统。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呈现“三位一体”的建设格局，丰富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架构，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实现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建构基础和关键路径。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编号：VAA210003）的研究成果。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是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与重要路径。建设和发展中国教育学需要加强“三大体系”建设。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发展与创新，为增强中国教育学的传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提供内在动力和外在保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依托。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发展与创新的首要前提在于，系统认识和全面把握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本文着重明晰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厘清其关系，揭示其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
一、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内涵
为准确把握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我们需要分别对其要素、特征和建设内容等进行认识。
（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涵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由教育学分支学科，以及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教育学中的特殊知识内容所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基于教育学和学科体系内涵的广义和狭义理解，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理解。
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在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内部，各有其特殊性的同一类别的教育学知识集合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各有其特殊性的同一类别的教育学知识集合，即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以教育学知识为基础，教育学知识源于教育学研究。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进展，教育学研究者已开展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乡村教育、城市教育、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研究；聚焦教育活动本身，教育学研究者已开展了课程、教学、教师、学生等要素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者开展了历史、比较、评价、测量等类型研究；运用有关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教育学研究者开展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对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教育学研究者进行了元教育学、教育学史、教育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学知识，各类教育学知识之间既存在一定的边界，又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由各类教育学知识汇总、据学科分类原则形成的各教育学分支学科，有着各自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畴。
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在中国教育学内部形成的，通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教育学中特殊知识内容的整合形成的系统。内容是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学科是科学知识生产的产物，其内容是科学知识的总和。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的学科知识，教育学研究者在中国本土背景下基于自身的理解进行不同分类，建构多样的教育学知识结构系统，形成了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
广义与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贯通。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既以自身知识内容体系形成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又作为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而存在。换言之，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形成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又参与其上位的作为母学科的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两者相互贯通的中介为知识，这是由于学科作为知识的集合存在，知识在学科创建与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发展好中国教育学，建设好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传承、创新知识是其重要路径。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包括诸多内容，如优化教育学学科建制，巩固教育学学科基础，提升教育学学科质量，加强教育学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以及加强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等等。
（二）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内涵
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是中国研究者在教育学学科中、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
第一，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由中国研究者所建构。一定意义上讲，具备中国视野的研究者，都可以称为中国研究者。中国视野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晶和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基础形成的视野。中国研究者是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是教育学能够生发出中国意蕴的重要前提。中国研究者要运用中国视野，自觉吸纳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形成创新意识；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同频共振的基础上，促进教育学理论的生成、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和学术成果的表达。
第二，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导向。中国教育问题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教育学学术研究内容，由此成为教育学中国特色的重要来源和标志。中国教育问题产生于中国教育现实无法满足人民对“好教育”需要的矛盾。这既意味着研究者应着眼教育现实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又强调了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问题域在中国。同时应注意，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需要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导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只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或只关注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进而形成只属于中国、只适用于中国的地方性理论知识。实际上，这一导向意味着中国教育学研究要立足对人类教育的思考，以中国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直接目标，以中国视野看待世界教育之问，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开放性地运用人类智慧，形成既蕴含普遍性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既能阐释中国本土教育发展逻辑又能进行国际跨文化语境交流的教育学理论知识。[1]
第三，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基于学术研究活动而形成。教育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过程本身，包括教育学学术观点论证、学术理论构建、学术传统传承与创新等；二是学术研究活动的整体系统，涵盖教育学学术合作交流、学术资源与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氛围营造和研究方法创新等。
第四，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的核心是学术成果系统。教育学学术成果涵盖学术命题、观点、思想和理论等。从静态的角度看，教育学的学术命题是构成教育学学术观点的基础，教育学学术观点又是形成教育学学术思想的基础，教育学学术思想则是提炼概括教育学学术理论的前提。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教育学之中，某一个体、群体或组织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学术命题、观点、思想、理论融合在一起发展的，尤其是某一群体、组织能够因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差异而促成不同类型学术成果动态交流，使得教育学学术命题、观点、思想、理论得以交叉互鉴式发展。
第五，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建设内容丰富。具体包括了创新教育学学术理论体系，发展教育学学术研究组织体系，巩固教育学学术平台支持体系，以及完善教育学学术评价考核体系，等等。
（三）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涵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中，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形成的言语表达系统。
第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始终且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这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的显著标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影响着对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规定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体现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以人民为引领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推动教育与社会的双向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生成与建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有其独特且重要的话语内容来源，即中国共产党教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教育学思想既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过程凝练而成的教育学思想，又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研究教育学问题形成的教育学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学思想百年史对中国教育学尤其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2]
第二，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中国古代丰富的教育典籍和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容来源。我们秉持中国教育学“接着讲”的立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话语创生的资源优势，更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特性，传递中华民族的生命关怀意识和价值倾向。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一方面，要靠已有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梳理发掘先辈们的教育思想进行符合时代的转化，激活其生命力；另一方面，要创造新的话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形成新的话语系统。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独特优势在于对中国古代优秀教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3]反映在话语体系中，中国教育学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贯彻落实“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和思想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第三，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交互生发形成的。教育学作为关于教育问题的理论形态，其生命离不开鲜活教育实践的滋养。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立足中国的教育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最终也指向中国教育的具体实践，体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中国教育学研究者深入中国教育现实，把握和回应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融通转化中，提出中国的教育概念、命题，形成原创性的中国教育理论，实现精准反映实践的教育学话语的生成和体系化。
第四，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形成的言语表达系统。话语能体现意识形态立场，与权力密不可分。[4]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必须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从政治意蕴角度建构基于中国立场的言说方式。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的表达系统。它具有明显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思维方式，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话语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话语与权力相交织，基于中国立场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为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虽具有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容和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封闭性、对抗性和不可通约性。[5]
第五，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等。其一，教育学概念。教育学的话语言说是从一个个基本概念出发的，概念内涵不同，形成的认识和理解亦不同。故我们应重视教育学标识性概念的打造。例如，言说“教育”这一教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教育传统中，“教”、“育”各有其独特内涵，“教育”本身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蕴。随着社会历史变迁，对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性质等的理解不断变化，体现了中国教育学研究者思想立场、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一概念在传承教育传统的同时，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如何将其面向不同阶段的受教育者、面向国际大众进行科学阐释和知识普及，需要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下一番功夫。其二，教育学范畴。教育学范畴是进行话语言说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既有稳定性，又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新时代，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与学习体系，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加强劳动教育，已纳入教育学范畴。教育学话语言说应在明确并发展教育学范畴基础上，既继承传统，又开放创新。其三，教育学表述。明晰教育学概念和范畴后所进行的教育学表述，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聚焦基于教育改革实践所形成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应对其进行准确且清晰的表述，使之易于理解和接受。我国正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正确言说二者关系，阐释清楚二者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力量和智慧。
第六，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建设内容广泛，具体包括推进中国教育学话语学理化，推进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大众化，推进中国教育学话语国际化，完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工作机制，等等。我们亟待构建起定位清晰、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传播网络。
二、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学的有机构成。在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中，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呈现“三位一体”的建设格局。为发挥好“三大体系”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的重要抓手作用，需要辩证地认识和看待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
（一）目标上相互统一，功能上相互区别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目标整体统一，但功能各有不同。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涵盖中国教育学学科内在和外在一切内容的载体，作为中国教育学体系的构成部分，其内容、性质和产生意图都规定了三者的统一建设目标和服务对象，即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目标上是统一的，统一于更高水平的中国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三者实现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教育学建设格局。但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地位和功能各有不同，这是由三者在内容和性质上的区别决定的。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性质上，分别是范围、内容和形式；在地位上，分别是基础、重点和关键；在目标上，都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二级目标。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挥各自独特功能，共同作用于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促进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为中国教育学建设提供了发展框架。从中国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经过20世纪的发生、初建、重建、挫折和再建，以及21世纪的持续发展，中国教育学已形成一个包含四个层次、多个分支学科、具有自身组织结构的学科体系，基本确立了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整体框架。[6]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即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体系，为中国教育学的实质内容划分了基本稳定的领域，使各教育学分支学科有各自的独特性和相对稳定的边界，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各教育学分支学科间的关系，以不同的逻辑对教育学分支学科进行组织，形成了构成要素即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门类基本确定，以及组织逻辑即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分类相对可变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状态。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即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组织逻辑的启迪，是中国教育学学科核心领域和学科内容基本组织线索的重要体现。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为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既明确了实施和评估的基本单位，又提供了反思和展望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点，为中国教育学建设提供了内容和动力。在学科体系基本完善的基础上，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自然要求学术成果不断丰富和创新，以使学科理论知识走向成熟，更好地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教育学学术成果的丰富，是建设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必然要求与逻辑旨归。中国教育学学术成果丰富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容，而中国教育学学术研究活动是中国教育学学术成果的生产活动。可见，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最为核心的内容，即思想、理论等各类教育学知识；同时，也为中国教育学内容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活动机制，既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动力来源，又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引擎。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建设，能够完善中国教育学内容生产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教育学输送持续发展的内容，使中国教育学能够获得可持续的实质性发展。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既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核心，又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基础工程。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为中国教育学建设提供了形式和工具。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不仅要使自身内部规范和外部制度不断完善并生产学术成果，而且要形成话语体系，传承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表达学术成果，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争取国际话语权。这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建设的重要使命。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为中国教育学学科内容提供了呈现形式，发挥对中国教育认识的载体功能，为中国教育学学科内容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媒介，是中国教育学学术活动开展和中国教育学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工具。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不仅是教育学学科内容的载体，也是中国特色在教育学中的重要表现途径；既是中国立场、中国文化、中国思维等在教育学中的中国语言式体现，亦是教育学研究者个性的体现途径。具有以上载体功能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载体，其本身的建设也是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的路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国教育学发展和建设无法离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作用的发挥。
（二）内容上彼此区分，发展上相互支撑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内容彼此区分，发展相互支撑。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各自的独特性充分体现在各自的内容构成上，三者作为中国教育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将中国教育学学科内部建设和外部建制的一切内容分而纳之，使三者在内容上彼此区分。由于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构成中国教育学体系，且作为中国教育学发展到一定水平阶段的学科反思产物，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相对分开和独立，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学而策略性地提出的分析框架，客观上成为中国教育学建设的重要抓手。在中国教育学的建设过程，三者彼此融合、无法分开，在发展上相互支撑。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另外两个而单独存在，也无法脱离另外两个而单独发展，三者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支撑，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统筹作用。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作为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既作为基础为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着重要支撑，又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就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来说，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各门教育学分支学科为教育学学术研究活动指明了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各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内部理论知识的发展程度为相应的教育学学术研究活动提供知识生长点，是教育学学术成果产生的基础和土壤；各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对各教育学分支学科学术体系的交流、融合和有序发展发挥引领和促进作用，最终促进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整体的建设。就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而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表达空间。[7]狭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既能够体现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最为核心和最为基础的话语，又能够体现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发展的时代精华和历史沉淀。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言说范围。其中的各教育学分支学科，既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言说主题，又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一种分类维度。
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对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由于其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的动力角色，其建设和创新是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其发展水平决定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水平。就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而言，学科内容的充实需要将学术研究放在核心位置，通过学术研究深化自身理论知识、丰富学理内涵，使学科走向成熟完善；否则，教育学学科体系将徒具形式而无内容，只是一个空有逻辑和学科名称的想象体。各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内容体系，随着学科内容的不断补充而发生调整。新兴教育学分支学科随着新的学术研究问题的出现、相应的学术研究活动的展开、学术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而成立。就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而言，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在生成更加科学规范的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基础上建设教育学话语体系。不同的教育学学术研究人员和体系会支撑不同价值取向、不同风格的教育学话语的出现。教育学话语须经学术活动开展过程和学术成果的呈现，才能开展与外界的对话和交流，并经自身的逻辑运动和有机结合发挥影响力，实现创造性的演进和更新。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发展，能够体现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权力，影响教育学话语体系权力的变化。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纽带，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具有表达作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既是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呈现方式，又是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成效标准。就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来说，其发展状况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言说的对象和内容。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是展现中国智慧、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话语是学科内容和形式得以显现的载体，又是学科体系建设成就的表达工具。没有话语，各门教育学分支学科就没有了基本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命题，就失去了以学科逻辑进行推理的内容性工具；没有话语体系，学科逻辑就没有呈现的方式和载体，学科知识就没有整合性和系统性。就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来说，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使中国教育学学术成果通过言语表达系统得以呈现，使学术理论得以传播推广，进一步推动教育学理论知识的探索。没有教育学话语体系，教育学学术成果就缺失了表达路径；没有了标志性的、富有内涵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教育学学术成果将失去其科学性、概括性和系统性，也就无法通过传播发挥自身的效益。若教育学话语体系缺失，开展学术活动的载体性工具就无从谈起，教育学研究者的教育学知识生产活动就无法进行。
三、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互构共生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中国教育学引进和吸收西方教育学知识，在合理借鉴与教育学相关的其他学科成果基础上，通过传承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从知识层面概括和提炼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教育领域观念、概念、命题等进行诠释和解答而生成的，能够被与教育相关的人所理解和掌握的具有结构化、层次化的知识系统。中国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的关系，“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中国知识体系是‘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用’。体立则用明，无其体则无其用”[8]。从教育学知识视角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密切相关，呈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紧密协作，使得各种情境、不同场域的教育研究成果都能被有效整合，融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丰富知识体系的架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维度和关键目标，“三大体系”则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实现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建构基础和关键路径。
（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核心维度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维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对应了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证成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以及面向知识使用者、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知识体系。”[9]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都是先在自主性上提出较高要求，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根本上源自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核心是学科主体性、学术生产力和话语影响力。[10]
学科是由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及人才培养体系共同构成的综合体，而知识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要素。教育学学科体系是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制度化、结构化存在方式。知识既是学科设置的重要依据，又是专业划分的核心标准，更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要素。中国教育学学科自建立伊始，就面临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及本土性等问题。究其根本，这些问题源于教育学内在的自主知识体系尚未成熟和完善。知识体系是学科合法性的内在依据，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独立和创新的根本前提。不同时代为知识生产创造了时代语境，为知识本体提供价值引领。教育学知识生产，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变化决定了新的学科形成和变化。它不仅要敏锐地洞察社会的变迁，识别教育领域的新趋势和新挑战；而且要灵活应对，不断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范式。同时，教育学知识生产还须通过聚变效应，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和创新，形成具有独特价值的教育学理论。最终，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追求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实现教育学的深层次变革。这些不仅是教育学知识生产的重要任务，而且也是推动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的关键所在。
学术体系是关于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与知识的呈现方式。学术体系实质是对研究论域、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深入剖析与整合，进而形成一套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体系。[7]这一体系不仅是知识的汇聚，更是观念、理论、方法等多元素的融合与贯通。学术体系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是学术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教育学学术研究以揭示教育学学科的本质内容与发展规律，解答教育学学科核心问题为首要任务，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后续教育学知识生产尤为关键。学术体系包括相应的学术制度、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方法。学术制度和规范的建立、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形成，必然不是简单的移植和借鉴可以实现的。其中，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的形成正是权力在知识中的映射，某种程度上是不自主的体现。因此，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反思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重塑研究范式，重建国际学术秩序。立足本土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教育学知识生产，是教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是突破西方教育学学术垄断、展现中国教育学特色和风格的重要途径。
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教育学知识通过语言符号所建立的进行表达、解释、理解、认同与评价的多重认知体系，其影响力最终是由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科学性、系统性决定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孕育、生长与形成，深深扎根现实实践与话语转换的丰沃土壤。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国教育学人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与话语创新，将实践经验上升至理性认识，再经过话语转换，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础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目标。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三大体系”为建设维度，依托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协同发展，是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逻辑化的统一结果。[12]通过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具体表达，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不仅能够对教育学知识进行逻辑划分，而且能够开拓新的知识领域。[7]借助数字技术革命的浪潮，积极革新学科体系，促进学科交叉；基于大教育学的学科视野，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交叉是寻找教育学知识生长点、提供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空间、提高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速度的重要方式。学科交叉借助跨学科研究，通过打破知识壁垒，促进学科知识间的交流与融合、丰富学科体系，为知识生产提供动力。同时，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对教育学学科边界的清晰性、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和谐性、教育学分支学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通过人才培养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学术支持，推动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创新和知识更新。
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知识成果、知识生产动力和知识生产保障。学术理论作为系统化、高层次的知识，是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学术体系的建设与知识的系统化、自主化相辅相成。学术活动的开展是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性载体，学术成果的形成是教育学知识的结果性载体。其中尤以经典著作为代表的学术成果，作为知识生产的范本，引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学术体系的构建过程，科学评价体系的形成可以优化学术生态，为知识生产提供保障。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不仅依赖外部学术制度的保障，而且依靠研究人员特别是学术共同体的智力活动和研究方法的运用。有组织科研应成为发展学术体系的主要形态，通过团队协作和科研创新，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以学术自主为核心基础。[14]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重在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范式，利用本国研究范式为教育实践赋能，促进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生产。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命题，既是话语体系的基本元素，又是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过程，我们着重强调对中国教育传统经典的挖掘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中国古代虽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理论体系，但却拥有丰厚的蕴含本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符合中国思维表达习惯的教育概念，对其进行梳理提炼并在此基础上生发新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话语作为知识的外在表征，融通中外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在普及、传播和推广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其可发挥重要作用。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呈现内容与表述的紧密关系，话语是知识向外传播的媒介。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不仅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符号代码和语言工具，而且展现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软实力。[7]我们应以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为基础，不断改进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教育学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影响，提升中国教育学国际话语权。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在建设路径上，二者具有高度一致性。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并非封闭性的自主，而是嵌入性自主。[10]这就涉及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对中西关系、全球与本土关系问题的处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目标并不是否认德国教育学、美国教育学、苏联教育学等国外教育学对我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所起的借鉴作用；也不意味着，当前和未来中国教育学建设对国外教育学的排斥。以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为抓手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一方面，要实现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从以引进和移植为主要特征和方式的“照着讲”，转向以自主和原创为主要特征和方式的“接着讲”；另一方面，要形成基于全球化背景的本土话语，即在世界教育学知识网络中建设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构兼具自主性和嵌入性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与西方在全球知识社群中的平等分工和对话，[10]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创设良好的国际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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