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怀银 王钰捷：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解析
作者简介：侯怀银，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学史。E-mail:huaiyin8@163.com
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6(02),1-10
DOI:10.20102/j.cnki.1008-0627.2024.0016
摘 要：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土壤中形成的，用中国的思维和方式对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等进行系统阐述的言语表达系统。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由话语立场、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五大要素组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其发展又呈现出内在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以历史为基、以时代为脉，促进教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变革的双向建构；抒人民之情、表人民之意，人民性贯穿于话语体系的始终；以中国为点、以世界为面，教育学话语体系向内生发的同时注重向外传播。
关键词：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教育学话语体系;概念;组成要素;内在逻辑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
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学界兴起元教育学研究之风，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教育学中国话语”这一主题。21世纪初，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着眼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力图打破西方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霸权地位，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自此，“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界重要的研究话题，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黑格尔提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1]
中国教育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要推动其更好地“走出去”，就需要提炼中国教育学独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如此才有可能与国际形成交流与对话，有机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我们要解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需要明晰其核心概念在学界已有的不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涵，分析其构成要素，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界定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由众多语词构成，其中需要把握的核心概念是“话语体系”，“教育学”明确话语的学科属性，而“现代”与“中国特色”是对此概念从时间和性质上的进一步限定。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界定，首先需要在学界对“教育学话语”“教育学话语体系”已有界定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定语限定后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涵。
国内学界对话语的研究受到福柯观点的影响较大。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福柯对话语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对权力的建构功能，给“话语”一词赋予了学术意蕴和政治意蕴。这就为“话语”一词在今后的使用和研究奠定了基调。
（一）已有研究对“教育学话语”的界定
已有研究主要从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教育学话语”形成以下认识：
其一，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研究者认为教育学的话语是教育主体言说、表达的结果。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是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学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3]；是主体通过一定结构的语言符号传达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情感、教育意图的言语[4]；是主体在教育学理论的思考与反思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话语的结果[5,6]。
其二，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教育学话语的界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教育学的学科属性。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以教育学的共性为基础，按照其内在的思想、实践等逻辑体系形成的具有个性的话语[7]。另一类侧重于教育学的理论属性。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是教育理论者对教育理论进行推演和表述，体现教育理论思维运行的载体和场域[8]。
其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是社会文化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9]。
（二）已有研究对“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界定
已有研究就“教育学话语体系”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言语表达”说。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对教育学概念、范畴和表述进行言说的言语表达系统[10]。
其二，“术语群”说。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体系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有关教育价值观、教育学术活动的术语的统称[11]。
其三，“价值性和权力性系统表达”说。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话语体系是语言表达体系、价值规范体系和权力建构体系三个层层递进的教育学的系统阐述”[12]。
此外，有研究者尝试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做出界定，提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话语系统[13]。“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是体现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与特点，联系和结合中国教育实践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总称[1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土壤中形成的，用中国的思维和方式对教育学概念、范畴、表述等进行系统阐述的言语表达系统。
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组成要素
为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组成要素，我们可以借助于梳理教育学界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而得出。教育学界针对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组成要素主要形成“三大要素说”[10]“四要素说”[15]和“五要素说”[16]三种观点。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由话语立场、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五大要素组成。
（一）话语立场
“话语立场”是话语的底色。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首先要明确话语的立场问题。
1. 要坚持教育学立场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在教育学的立场下，在开展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系列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教育学话语与其他学科话语、教育学话语和技术语言的关系。
一是教育学话语与其他学科话语的关系。教育学作为最初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学科，加之中国早期作为学科形态的教育学的缺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学科危机等问题在学界长期讨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两者关系处理不当则容易使教育学沦为其他学科的领地，这一问题延续至今。教育学以比它更带基础性质的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这是因为教育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表现为教育作为其研究对象是由一定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的实践活动，教育学是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制约的实践活动学科[17]。教育学话语建构过程中容易受到其他学科话语的渗透。教育学研究者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但要进行基于教育学的转化形成教育学话语，杜绝完全照搬其他学科话语。
二是教育学话语与技术语言的关系。当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它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渗透，人与人工智能之间交互形成新的话语。教育学作为教育之学，需要警惕技术语言对教育学话语的侵占，坚守教育学立场，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学话语建构的辅助作用而非主导、支配作用。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要坚持以教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
2. 要筑牢中国立场
“话语的背后是立场，立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话语与权力背后不断言说的基本主线。”[18]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首先要打破西方话语中心论的垄断地位，形成基于中国立场的话语。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一定是基于中国立场而言，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区别于西方教育学话语，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中国特有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达系统。该话语体系明显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话语与权力相交织，因此基于中国立场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可以为中国赢得话语权奠定基础。
（二）话语主体
话语主体指向“由谁说”，包括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和传播者，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要借助一定主体创造、生成和提炼话语内容，并要依靠主体搭建、拓宽平台将话语内容推广、传播出去。话语主体的能力水平是决定话语体系发挥何种功能效度的重要因素，话语主体在整个话语体系中发挥着根本性和全局性作用[19]。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包含诸多环节，需要多元主体在各个环节发挥其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给予方向指引的领导主体，教育学人是在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发挥主心骨作用的核心主体，教育实践者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此外，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参与主体之一。
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指引着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确保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独具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得以存在和向外传播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主要承担决策主体的角色，这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政策话语的支撑，但我们也要注意决策主体往往习惯于价值判断，因而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往往会被其自身的政治偏好和国家的功利价值追求所左右，而非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逻辑，这就会导致教育政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缺失[20]。多主体的存在为平衡中国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容成为必需。
二是教育学者在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反映着中国教育影响力，教育学人作为该领域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代表，自然成为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力。“现代化的建构乃是一种东西文化的建构重组，乃是将中西在空间上的差异、区别与时间上的进步、落后的编码溶合为一。”[3]教育学者肩负着发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紧跟现代化发展，从中挖掘自主建构的资源，从而参与并推动全球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发展，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责任。
三是话语主体是处于某一语境中的具有一定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扎根教育一线的教育者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教育学话语来源于并深深扎根于教育生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立足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最新前沿，这就离不开一线教育者对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参与和反馈。教育理论者虽也有一定的教育实践经验，但难免受到理论惯性的影响陷入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论窠臼。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实践者可以提供某些教育理论者所缺失的教育经验与知识，教育理论者和教育实践者两者之间相互补充，促进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除此之外，教育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能围绕教育展开自己的论述，形成自己的认识，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参与主体之一。
（三）话语客体
话语客体指向“向谁说”，是话语传播交流过程中话语的接受者和受传者。话语体系建构旨在促进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互动。话语客体也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面对话语内容他们或采取接纳的方式，或采取拒绝的方式。话语客体作为检验话语体系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必须也要考虑话语客体这一要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话语客体包括两个向度，既包括中国本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又包括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话语主体需要时刻关注话语客体，了解话语客体的特征和需要。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仅从中国自身立场出发，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不同教育文化背景下话语客体的差异与诉求，变成中国单方面的自说自话；也不能一味迎合国外受众，丧失本国教育话语的特色，变成从西方人的“东方视角”看中国。话语主体要在坚定自身政治立场、学科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建构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教育学话语体系。一方面，对内而言，要从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探寻出育人的规律与旨趣，凸显出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特色之道。在语言使用上体现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语言认同方式、汉语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就向外传播而言，要用使身处异域文化的民众易于接受、易于理解的表述方式，旨在世界教育学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指向“说什么”，是话语主体的教育知识、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现实载体，也是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实践都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内容的重要来源。教育学的话语内容表现为对教育学概念、范畴和表述的言说，其中，教育学中国概念与概念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而教育学范畴是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10]，我们要在明确这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学表述。
1. 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对教育学概念、范畴和表述的言说
第一，以语词为存在形式的概念是话语体系的最小单位，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石。概念体系的形成应注意对已经存在的原始概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挖掘、衍生出新的概念。中国教育学概念体系的生成路径包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中国传统教育概念体系，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生成的中国教育学概念体系，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提炼出中国教育学概念体系以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中国教育学概念体系[21]。尤其要注重标识性概念的打造，这是富含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被认同、接受和延续的重要一环。
第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容要随着教育学研究范畴的拓展而不断更新。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教育学产生以来，其主要的研究范畴基本限制在学校教育之内。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建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要立足于对大教育学的建构，就要突破传统教育学的边界，面向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突破教育学学科界限，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来研究问题，关注社会治理与教育治理走向融合、教育主体走向学习主体的趋向等来构筑大教育学视野[22]，重新确立现代教育学的范畴，在广阔的教育领域形成独特的教育学中国话语。
第三，话语表述指向“如何说”的问题，“有效的话语阐释，表现为话语主体在认知对象基础上的有效话语表达力”[23]。话语表述包括国内和国际、学术和大众四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体上讲，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包含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普世性话语[24]。因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都是规范性较强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最终要走向大众、走出国门，那就要在教育学话语表述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在教育实践与改革过程中不断凝练出学理性的教育学话语，反映中国特有的价值观、语言认同方式、汉语思维方式，又要将学理性的话语转化成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表述，这是话语内容能够向外传播的必要条件。
2. 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普世性话语分别具有独特的内涵
第一，在我国，政治及意识形态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学政策话语的产生。中国教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所形成的教育学话语，如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教育方针以及出台的教育政策文本等都是政策话语，构成了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二，学术话语是由一定学理支撑的概念、范畴、语言等构成的话语，它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人类教育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学理性和科学性[13]。学术话语由于自身的抽象性和专业性为教育学话语体系筑起了壁垒，使话语受众范围受限，因此就有第三种话语的产生。
第三，大众话语是一种描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蕴涵大众情感、极具亲和力的言语表达。大众话语主要源于现实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25]。但教育学的大众话语并不是随意而言，一定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话语，因此对于教育学的大众话语要予以一定的引导和规范。
第四，普世性话语是为了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更好地“走出去”而提出的，这也就是要提升话语的可通约性。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坚守中国立场、中国特色的原则基础上，提炼面向国际受众的普世性话语，以提升话语体系的国际化表达，进而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五）话语传播
话语传播指向“怎样传播”的问题，话语传播为话语主体与客体之间搭建了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飞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可资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教育发展经验。我们必须注重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多维度传播。当下，话语传播的媒体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传统媒介主要包括书籍、报刊、广播等；新兴媒介主要包括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等。话语传播媒介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传播范围、传播声音以及传播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话语传播提供新的技术支持，既促成了新兴媒介的兴起与应用，又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教育学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为了使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更好地传播，一方面，我们要提升传统媒介的质量和水平，这是使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内容顺利地“言说出去”、扩大对外传播范围的主渠道，尤其在当下书籍、学术期刊依然是发挥着主要的传播作用的媒介形式。因此，要充分发挥出版机构的职能，组建学术团队使成员们承担起各自的职业责任，生产并筛选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教育学话语；另一方面，我们要借助新兴媒介不断挖掘多维度、多领域、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借助当下热门的网络平台，通过学术会议、讲座、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教学手段等传播方式提升话语传播效果。
三、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不是语词的简单表达或概念的机械堆砌，而是根据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搭建起来的组织系统，是充满意义的体系。话语体系必须以逻辑及逻辑关系强化其内在的联系，并形成逻辑架构来支撑整个体系运行[26]。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可以分别体现在它的形成逻辑以及内在发展规律上。
（一）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逻辑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文化逻辑。在理论逻辑上源于马克思主义与国外优秀的学术理论成果；在历史逻辑上遵循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历史；在实践逻辑上遵循从教育实践中来，并最终指向具体的教育实践；文化逻辑上由中国文化意蕴为话语体系的建构作填充与铺垫。
1. 理论逻辑
“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标识，反映着学科存在价值和发展状态；是学术体系的外化，体现着和决定着学术的创新性、科学性与合理性”[27]。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可以直观体现在教育学教材的话语体系中。有研究者统计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二百本余本教育学教材，这些教材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它既是对中国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理论成果的提炼，还是对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的客观反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28]。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要区别于一般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日常话语，具有丰富的理论来源。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指导思想。同样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根本指导。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重在“中国特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融入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当中，成为本土话语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既反映了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共同特征，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两大支柱支撑着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生成。
第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还主动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的学术理论成果。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绝不是闭门造车，完全拒斥西方的理论，而是要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积极主动地汲取其中的精华，做到为我所用，凝练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话语。
2. 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遵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历史发展进程。话语体系随着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从移植西方教育学话语的滞后状态走向自主建构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平等互动状态，从传统话语到现代话语的转变过程，并且话语内容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
中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曲折，从最初的完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以解决燃眉之急，随之出现水土不服的境况；到追求完全自主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使其成为政策汇编化了的教育学；再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教育学人的学科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开始探寻教育学话语的本土建构，随着中国在历史和世界格局中地位的不断变化，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学人在“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中展开的话语实践[16]，反映了教育学话语与历史实践的融通，今后如何在已有的话语基础上“接着讲”是十分重要的。对历史话语体系的继承是文化继承的显著表现[29]。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演进形成的，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又是我国实践历史性演化、循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必将引领世界历史发展。
3. 实践逻辑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与教育经验是教育学话语体系话语内容的重要来源，最终也指向中国教育的具体实践，体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思维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依托中国鲜活的教育现实，通过对中国本土教育实践问题的深入把脉，主动回应原发问题，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教育实践，寻找话语和实践的良性耦合[28]。在过去的教育发展历程中，陶行知先生创生中国教育学话语与理论的典型代表，他所创生出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等中国本土话语影响并激励了数代的教育学者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领域的探索，如与生活教育理论直接相关的“生活·实践”教育理论，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叶澜先生首创并持续领导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一直致力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双螺旋”式交互生成。
4. 文化逻辑
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说什么样的话，体现着言说者的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和民族观念[30]。教育学又具有其特定的文化性格，这就反映出教育学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必然带有文化的烙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并非西方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移植或本土化，它虽并非完全排斥西方教育学话语，但主体上反映中国文化的独特底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早已融为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影响着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有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学的核心概念释义的研究发现，民族文化决定教育概念的底色，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辞源不同，因此其内涵也不尽相同，这是教育学核心概念的文化逻辑[31]。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的基础上，它们构成中国教育话语的母体。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背后是有中国文化意蕴作填充与铺垫，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一是靠对已有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即挖掘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梳理并发掘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给予符合时代的转化，焕发其新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心性之学”“道德文章”“训诂考据”等带有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的话语与研究范式，依然有其极为丰富的当代价值[30]。二是创造出新的话语，即在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彰显教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
（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反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发展的共同本质特点，并指向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表现为：以历史为基、以时代为脉，促进教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变革的双向建构；抒人民之情、表人民之意，人民性贯穿于话语体系的始终；以中国为点、以世界为面，教育学话语体系向内生发的同时注重向外传播。
1. 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变革的双向建构
话语自身具有实践性，蕴含着价值意向和行动指向。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真理性。“话语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特殊表述，既不是一种符号系统，也不是一种语言或逻辑结构，而是一种深度嵌入社会并与之展开内在构成性互动的实践活动。”[32]教育研究愈来愈强调扎根田野，聚焦教育场域内具体的人，体察不同的教育情景，展开教育研究从而建构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能存在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定是能符合社会实践需要或是反映时代发展特点的话语。
时代的齿轮在滚滚向前，教育现代化话语深受国家对社会整体现代化建设的影响[33]，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随之形成相应的“问题域”。中国教育的问题域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扩充，新的教育问题逐渐凸显，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何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如何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等，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直面大变革时代的新要求，正确回答教育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的概念和命题的内涵有待被丰富与挖掘。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领域发生巨大变革，PBL式教学、游戏在教育领域的运用、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等，Chat GPT的问世更是将教育数字化推向高潮，有学者预测未来教育内容与方式将发生巨大变革，届时大量新的教育学话语随之诞生。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源于教育实践并最终指向具体教育实践的，并不仅仅在教育理论圈使用，还要面向不同身份的群体。教育学话语体系就不能仅在抽象理论上做文章生成学术话语，同时也要多使用贴近广大人民生活实际的话语，夯实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生活与实践基础。教育学话语也就因主体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话语，如教育学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所形成的学术话语，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广大人民群众们所形成的大众话语等。
2.“人民性”贯穿于话语体系的始终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色。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始终以人民性为指引，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和执政理念的核心话语[34]。
一方面，“人民性”体现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教育初心之中，具体表现为中国教育学的政策话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观点。另一方面，“人民性”体现于以育人为核心的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中。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培养人的现代化，旨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在此之下相关概念和研究范畴随之生成。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并在此之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立德树人的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百年来，党基于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基本问题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构建形成了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为核心目标、以发展素质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政策部署、以育人为本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为实践机制的教育话语体系[35]。
以人民为引领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推动教育与社会的双向促进。
一方面以人民为指引的教育学话语具有镜像社会的价值，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事关人民和社会生活的议题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国家政策的实施意图、充分了解广大民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话语才能具备更深远的社会价值、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36]。教育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与社会学有相似的境况和同样的道理。
此外，我们要妥善处理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关系，使学术话语成为沟通政策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桥梁。
3. 教育学话语体系向内生发的同时注重向外传播
中国教育学是后发外生型学科，起初在中国本土的发展面临天生不足的问题，教育学中国话语一度陷入“失语”的境地。教育学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中国教育学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逐渐被唤醒，开始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从一开始的运用西方的概念、范畴、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到逐渐强调在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中建构教育学的话语体系。
话语的背后是权力，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增强我国教育学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既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发展，又关系到学科介入社会实践、表达中国经验、参与国际交流的能力[30]。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不能固步自封，要在与人的交往和互动中不断丰富自身话语，保持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内在张力。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在强调自身民族性的同时还要注重话语的共通性。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方面，我们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力量源泉，努力摆脱言必称西方的学术惯习，不断深入挖掘、筛选并继承中华优秀文化和教育先辈创造的历史遗存。着眼于世界并致力于在世界学术地图上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不断增强学科主体性和独立性，用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建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提升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形式上的共通性，以便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向外传播与交流。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顺利传播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统筹规划。
第一，教育以铸魂育人为价值归宿，因其自身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具有的独特性，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话语体系必须彰显人文色彩。
第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提升话语的科学性，从而使话语具有说服力，延续话语的生命力。
第三，话语体系向外传播、交流的第一步是要打破语言壁垒实现话语形式上的共通。培养高质量的各种语言的翻译人才，积极搭建交流互动平台，不断拓展媒介，打通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辐射世界教育，与世界互联共通平等对话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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