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张旭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翻译学通讯

2024-09-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大外文学堂 Author 张旭春

拜伦的诗《黑暗》（“Darkness”）作于1816年，描绘了一个近乎黑色的冬天的情形：“我做了一个梦，或许那并不完全是梦：/璀璨的群星和明亮的太阳都消失了……”（I had a dream, which was not all a dream./ The bright sun was extinguish’d, and the stars/…）贝特问道：拜伦在1816年写这首诗的背景是什么？贝特注意到，拜伦的日记表明1816年气候特别异常：从4月到9月的183天中，瑞士（拜伦居住在日内瓦）有130个雨天；7月的平均气温比1807年低4.9摄氏度。1816年7月伦敦一连下了18天雨。欧洲和美国的气象历史资料表明1816年的夏天确实是异常糟糕的——是一个没有夏天的年份。结果是粮食歉收、粮价上涨、食品短缺、社会动荡。因此贝特认为，要解释拜伦这首诗就不能够仅仅将其与其他文学作品或文化现象相联系，而更应该将文学与自然相互联系起来，即用自然来解释文学。贝特提醒我们关注拜伦在1816年写给罗杰斯（Rogers）的信件和该诗之间的关系。《黑暗》一诗写于1816年7月21日至8月25日之间，而在1816年7月29日他写给罗杰斯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最近大气中持续弥漫着雾霾——烟雾——阴雨——浓雾持续不散……”所以贝特认为《黑暗》可能并不是拜伦的噩梦，而应该是对当时气候状况的忠实记录。

由拜伦的《黑暗》和日记入手，贝特对1816年前后英国的气象学资料进行深入考掘，并由此出发对从济慈的《秋颂》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从贝特对《秋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新兴的生态批评与浪漫主义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还从当代生态伦理出发，对麦克干、辛普森、列文森等人一味地进行政治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浪漫主义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不仅为当代浪漫主义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给生态批评理论提供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文学研究领域。

20世纪70年代之前，《秋颂》一直被英、美批评界视为济慈六大颂歌中最为成熟的作品，因为该作品是济慈著名的“消极能力”诗学论的典型体现：《秋颂》既无任何深刻的隐含意义，更没有诗人主体的在场，它所展现的仅仅是一幅由听觉（蚊蚋的悲鸣、蟋蟀的歌唱、燕子的呢喃和知更鸟的“百转千鸣”）、视觉（氤氲的秋雾、灿烂的秋日、压弯枝头的苹果、鼓胀的葫芦和榛子、黏稠的蜂巢、绞缠的野花、金黄的麦穗、层层的云霞）以及味觉（浓香的罂粟）所组成的纯粹客观的、非个人化的、宁静而丰饶的秋景静物画。例如C.H.赫福特（C. H. Herford）早就指出，济慈的前几首颂歌在不同程度上都被一个共同的主题所主宰，那就是：“美，尽管也有灿烂的绽放，但最后都归于凋零。”然而在写于几个月之后的《秋颂》中，这个主题让位于

一种专注于美本身的、平静而惬意的沉吟：“果实圆熟的季节”所唤醒的不是如夜莺的歌声那样的浪漫幻境（romantic vision）和浪漫神往（romantic longing）。《秋颂》满足了我们所有的感官（愉悦），但却不使任何感官耽于不能自拔的迷恋或沉醉；《秋颂》中的每一景物都给人一种餍足而不腻烦的、恰到好处的愉悦感，这是一种圆熟饱满的、瓜熟蒂落的美……在这里，济慈没有感到预言（prophecy）或追忆的必要。

甚至像哈特曼这样的大家在其《诗歌与意识形态：济慈〈秋颂〉研究》一文中也肯定地认为：“丰饶并非《秋颂》的主旨，（《秋颂》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真正的非个人化（true impersonality）。”这种观点在国外济慈研究界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定论，对此，约翰·威尔斯（John Whales）在2005年出版的《济慈》一书中总结说：

写于1819年9月的《秋颂》被批评家们一致认为是济慈对颂歌形式探索的最高体现。大多数批评家都认为，这首作品最为完美地体现了济慈所主张的自我投射（self-projecting）和自我否定（self-abnegating）诗歌创作理想，即，在这首作品中济慈成功地实现了他对非说教(non-didactic)、非灌输性（non-hectoring）诗歌的追求。这种诗歌能够以（独特的）想象来欣赏物的它性（the otherness of things），它通过感官意象而非（抽象）论辩方式来呈现物，（在这样的诗歌中）似乎是物在言说着一切。

总之，威尔斯总结道，在许多济慈研究学者眼里，在《秋颂》中“作为言说者/诗人的‘我’被彻底封闭了起来”，因为与前几首颂歌相比，《秋颂》将“不安”和“焦虑”降到了最低限度。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批评家们大都引用济慈本人1819年9月21日写给雷诺兹的信（以下简称“雷诺兹通信”）作为强有力的佐证，在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济慈为我们明确提供了《秋颂》的写作背景和起因：

现在这个季节多么美好！空气清新，温和中带着一丝沁人的凉意。真的，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一种素净的天气，天空一尘不染，贞洁如狄安娜。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喜欢收割后的茬田——是的，它比春天里（农田给人的）冷绿感要好很多。不知怎的空旷的茬田看起来很温暖——同样的道理某些绘画看上去也很温暖——星期天散步时这种感觉强烈地触动了我，从而有感而发写下了一些诗句（即《秋颂》——译者注）。我希望你现在的生活十分充实，从而无暇考虑天气的问题。我自己就曾经多次享受过快乐的时光以至于忘记了那些时候的天气是怎样的……不知何故我总把秋天与查特顿联系起来。

持“消极能力”和“非个人化”论的批评家们一致认为，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秋颂》是济慈在享受1819年9月温切斯特乡间美好天气和美丽秋色时，以闲适而惬意的心态对眼前景物进行静物写生的产物，因而具有无我的、冷静的形式。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认同这个观点。在《济慈与历史方法》一文中，著名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麦克干就坚决否认《秋颂》实现了“消极能力”和“非个人化”理论。他说：“《秋颂》的词语似乎想营造出一种静物写生的画面（pictorial silence）……在该作品中，诗人——如同许多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似乎真的快要获得某种程度的消极能力，即将自己从诗中抽身出来并泯灭诗人的自我意识。如同那尊希腊古瓮一样，《秋颂》中的意象也（似乎）具有能够‘将我们从思想中的泥沼’抽出来的‘冷静的形式’（silent forms）。”然而，麦克干指出，当这些批评家坚持在《秋颂》的修辞和意象中来寻找如希腊古瓮一样“冷静的形式”时，他们都避而不谈该诗第三节一开始诗人突然发出的叹息：“春歌在哪里？/哎，春歌在哪方？/别想念春歌，——你有你自己的音乐……”麦克干认为，这几行诗句就显然不是“消极能力”和“非个人化”所能够解释的，因为它打破了无我的宁静，传达出的是一种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忧伤感。因此，麦克干肯定地认为：“这几行诗句表明，《秋颂》是某种欲望的产物……是一个心灵的梦想，这个心灵试图去追忆那个业已破灭的春天的承诺（the lost promise of the spring）。济慈幻想着那样一个秋天——他写下了这首颂歌——因为他需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平息那个令人伤感的问题——‘春歌在哪里？’”因此，《秋颂》根本就“不是非个人化的”，而是有其“具体的倾向和意图”的。那么，济慈写作《秋颂》的具体意图（“欲望”）和“倾向”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麦克干采用了新历史主义的语境还原法，先考证了《秋颂》的出版史。

根据麦克干的考证，《秋颂》首次出版于1820年7月1 日的《拉米亚、伊萨贝拉、圣亚尼节前夕和其他诗歌》（以下简称《1820年集》）中。这个集子的出版人是泰勒（Taylor）和赫西（Hessey），他们也是1818年《恩底弥翁》的出版商。众所周知，这个版本的《恩底弥翁》一出版就遭到了J.C.洛克哈特和J.W.克罗克等人的恶意苛评。但是济慈本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出版商的利益显然也受到打击。所以当1819年济慈再次与泰勒和赫西接触，商讨出版他的新作品的时候，泰勒和赫西虽然兴趣浓厚但也显得相当谨慎小心——他们担心的是这个新集子会遭遇《恩底弥翁》同样的命运。于是，在《1820年集》的出版问题上济慈与出版商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初，这个集子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出版的希望，直到后来德鲁里·雷恩在剧院上演《奥托大帝》的决定才改变了泰勒对济慈新作品的态度。但出版商的条件是新作品中不能包含任何所谓不体面的内容和政治激进主义思想，以免使这些作品成为那些本来就对济慈心怀恶意的评论家再次攻击的靶子。济慈最初虽然强烈反对，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做出让步，结果，“发表在雷·亨特《指示者》（Indicator）杂志上的两首诗最后没有能够入选《1820年集》，因为济慈本人以及出版商都担心由于与雷·亨特这个在当时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名字相联系而（再次）给予评论家任何（攻讦的）口实”。这清楚地表明，《1820年集》的最终出版是济慈在政治问题上向出版商做出妥协让步的结果。

然而，济慈之所以最后做出妥协，也并非完全出于出版商的压力。在麦克干看来，济慈本人对《1820年集》的出版也有着非政治化的考虑。1818年洛克哈特和克罗克从政治和诗艺两方面——尤其是后者——对济慈的奚落在济慈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是巨大的。所以，在麦克干看来，济慈本人出版《1820年集》的目的主要是想显示：（1）其真正的诗歌技巧和功力；（2）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或“羸弱”的诗人。麦克干指出，济慈的努力是成功的，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这本集子的出版反响很好，甚至在各地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在《1820年集》中，济慈所写的投合了当时大多数读者所喜欢听到的。”麦克干的这些观点——尤其是洛克哈特和克罗克的恶评对济慈的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值得关注。根据济慈1818年10月8日写给出版商赫西的那封信，国内外许多偏爱济慈的学者都声称济慈其实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因为从那封信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心胸豁达、严于自我剖析的济慈。然而，约翰·巴纳德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于2009年12月2日发表的文章《谁杀死了约翰·济慈？》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巴纳德认为洛克哈特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攻讦对济慈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济慈“当时以及后来的崇拜者们所愿意承认”。巴纳德的证据来自一条长期以来不被济慈研究的学者们所注意的材料：刊载于1821年7月27日《晨报》上一封署名“Y”（据考证此人就是济慈的同窗好友C.克拉克）的来信。在该信中，作者Y强烈谴责了《评论季刊》和《布莱克伍德》杂志给予济慈的“粗暴和野蛮的对待”（rough and brutal usage）。作者描述了1818年9月或10月的某个晚上，“济慈躺在床上整夜未眠，激动而痛苦地（with sensitive-bitterness）诉说着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作者虽然也赞美济慈的“高贵、骄傲和无畏”，但他指出，济慈毕竟“还很年轻，只有23岁”，而且对诗歌创作充满激情，然而他纯真的激情却遇到“一帮野蛮暴徒”的“鱼雷”“长矛”“刺刀”和“恶魔般的嘲笑”。因此，作者认为，照顾身患肺结核的弟弟可能是致使济慈去世的原因，但他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这条材料强有力地佐证了麦克干14年前的推断。

总之，在麦克干看来，出版商以及济慈本人对于《1820年集》的期待决定了这个集子中所有作品的非政治化倾向，即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疏离和回避。麦克干尖锐地指出，与同时期拜伦的《唐璜》和雪莱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等作品相比，济慈《1820年集》中的那些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如《拉米亚》）呈现给读者的是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艺术、神话和浪漫想象。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济慈所考虑的不是像拜伦和雪莱那样用诗歌来为社会和政治事业服务，“而是用艺术和美的调节（mediations of art and beauty）来消解社会政治冲突”。作为《1820年集》中最受欢迎的作品，《秋颂》的“欲望”和“倾向”就不仅是展示其诗艺以回击评论界的奚落，更重要的是用艺术和美来调节并消解政治冲突。

本文选自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张旭春著

ISBN：978-7-301-32476-9

定价：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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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批判性清理。本书的基本观点：（1）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经典的二十世纪重构问题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提供了生长的丰富土壤，另一方面，二十世纪文论又在理论探索中进一步拓展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学经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2）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充分体现出西方文学批评的重大问题：批评范式之间的强烈排他性、内在研究（语言–形式研究）和外在研究（历史–社会–政治研究）的互斥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过度诠释”问题；（3）本书试图以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为指导，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才能够在文学批评中将审美沉思与历史考证结合起来从而构筑起文学诠释的界限等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之于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性问题。

作者简介

张旭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导师为乐黛云教授），剑桥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已出版个人专著2部（《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04年；《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著2部，发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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