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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AGFEP院长樊胜根阐述了生物多样性与食物系统多样性的关系。他表示，不可持续的食物系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推手。研究院予以转载，以下是文章全文。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其背后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关乎生物多样性。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樊胜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生物多样性每年价值33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和中国的GDP总和。”樊胜根介绍说，1992年至2014年间，全球人均生产资本翻了一番，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约13%，但人均自然资本存量却下降了近40%。

这其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膳食结构不合理。以更低成本生产更多粮食的目标驱使我们采用集约化生产模式，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使土壤和生态系统退化，降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从而需要更加密集的粮食生产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形成恶性循环给环境保护和水土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第二是粮食生产严重依赖投入型物料，如化肥、农药、土地、水等。单一种植和重度耕作减少了生物栖息地多样性，威胁破坏了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的繁殖和生存，并排挤了本地植物物种。　　

第三是食物系统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食物系统也在推动着气候变化，更加恶化了栖息地环境，并导致物种分散到新的地点。反过来，这又使新物种相互接触和竞争，并为传染病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机会。　　

基于此，樊胜根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路径。“全球饮食模式需要更多地转向以植物为基础。”樊胜根进一步解释，因为畜牧业生产对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环境的影响巨大，所以转向植物基础饮食将有利于世界各地人口的饮食健康，并有助于降低流行病的风险。　　

此外，“减少”是关键词之一。一方面要减少全球食物浪费，通过减少需求来减轻包括土地、水等资源压力。另一方面，应减少土地转换和开发。“因为保护土地不被转换或开发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在闲置的农田上恢复原生生态系统为增加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多机会。”樊胜根说。　　

全球治理过程中，还应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生态效益评估等举措，不仅为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优质和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樊胜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