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视觉文化与表演性》

曾住巴黎小石头路翻译学通讯

2024-09-03

当她出现在第五大道，人群看到她“会自动让出一条通道,会有无数男性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她的“容貌在人群中显得耀眼突出，她的同伴在身边快乐得像只驯服的小狗”。

——摘自《人间天堂》

何谓“飞女郎”？

Flapper一词的本意是指“刚学飞或刚会飞的小禽”，在19世纪初期，该词有了“雏妓”之意。到了20世纪初，该词已经被用来指行为、衣着不受传统拘束的少女。20世纪20年代，女孩子们把菲茨杰拉德畅销一时的“飞女郎”小说——《人间天堂》当作教科书来读，在菲茨杰拉德小说的影响下，该词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衣着新潮、反抗传统、行为举止轻浮叛逆的“爵士时代”新女性的代名词。“飞女郞”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韦伯斯特字典上的一个专有名词：“飞女郎，美国20世纪20年代行为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女郎。”

“飞女郎”老照片

“飞女郎”是20世纪初美国都市舞台上出现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女性群体。美国20年代画家小约翰·赫尔德曾用连环画的形式在《纽约人》杂志上描绘了“飞女郎”形象：她们通常穿着短而不打褶的裙子，头发剪短，身体瘦削，脸上搽着胭脂，嘴里叼着香烟。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也在《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这样描写那个时期的“飞女郎”们：她们都“把头发剪短，头发长了再剪短；她们经历了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她们一面从恋情结交谈到节育，一面在两道菜之间吸烟”。这些历史性的描述都说明了“飞女郎”是那个时期美国都市切实存在的都市新女性，而她们的行为举止、服饰装束都沾染了鲜明的视觉表演特征。

国外网站描述的“飞女郎”着装

最懂“飞女郎”的男人

菲茨杰拉德是公认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他的作品使“飞女郎”这一美国新女性形象广为流传。《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飞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1920）、《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等一系列菲茨杰拉德经典“飞女郎”作品，为我们理解“飞女郎”的表演性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这些小说以美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文化沸腾”时期为历史背景，反映了美国社会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以工业、消费主义和视觉为主导的文化，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大都市人群，尤其是“飞女郎”这一时期特有的新女性形象。大都市这种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个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理解，使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征模式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描述那个时期的人们“在现代历史加快的流速中，急切地对一切进行探索：新的行为举止、新的服装式样、新的品味和对人身份的新的认识”，这些探索在“飞女郎”形象上都得到充分的展现。

1920年3月出版的《人间天堂》是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献给哲学家们的描写飞女郎（Flapper）的书”，从而使“飞女郎”一词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常挂嘴边的时髦用语。紧接着他在1920年9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飞女郎与哲学家》更是聚焦“飞女郎”这一女性形象，刻画了她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1922年出版的《美丽与毁灭》继续了这一主题，通过女主人公葛罗丽亚的人物塑造对“飞女郎”这一女性形象进行了进一步探索。

《人间天堂》《飞女郎与哲学家》《美丽与毁灭》书影

批评“飞女郎”

菲茨杰拉德笔下“飞女郎”的种种标新立异、挑战传统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衣着都展现出了一种景观化的表演性。菲茨杰拉德在《爵士时代的回声》（Echos of the Jazz Age）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飞女郎”的戏剧性：“在这一代,女孩子将自己代入戏剧,成为‘飞女郎’。”

对于“爵士时代”“飞女郎”的这种表演性，不少评论家已有颇多评论。在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飞女郎”夸张的服饰和故作姿态的言行中，安吉拉·拉萨姆（Angela Latham）却看到了深层次的含义：“这种‘飞女郎’式的装扮远不仅仅意味着她们不够庄重，或是追求时髦和有服装品位，而是一种姿态，一个立场，一种精心设计的举止，也即，一种表演。”美国著名菲茨杰拉德评论家科克·科纳特（Kirk Curnutt）在《剑桥版菲茨杰拉德导引》中认为菲茨杰拉德“赞美了表演性身份”；“飞女郎”的这种表演是“对女性性属毫不遮掩的公开拥抱”，是女性身份认同中一种健康的表现。蕾娜·桑德森（Rena Sanderson）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女性》一文中也认为女性气质是“一种自我塑形的产物”，但她进一步指出这种“表演性”的复杂特性：这是一种“具有诱惑力而又有欺骗性的戏剧性姿态”，而菲茨杰拉德对这一点“非常着迷”。

上述这些批评家对于“飞女郎”的表演性的评论隐含着这样一个共识，即现代女性气质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自我形塑，并且是公开展示的一场“表演”，这与巴特勒著名的性别表演论不谋而合。巴特勒认为表演性是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纯粹天然的女性身体并不存在。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她写道：

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稳定的身份……性别宁可被看作是在时间中缓慢构成的身份，是通过一系列风格化的、重复的行为于外在空间里生成的。性别的效果是通过身体的风格化产生的，因而必须被理解为身体的姿势、动作和各种风格以平常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持久的、性别化的自我的幻觉。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飞女郎”女性形象

“飞女郎”的影响力

事实上，“飞女郎”的女性气质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在社会强制下反复书写和表演自己的结果。正如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美德是那个时期的清教主义自我克制、节俭等社会规范的结果，“飞女郎”的种种特性也有其相适应的社会准则。

维多利亚时期优雅而禁欲的清教徒式女性着装

对此，桑德森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女性》一文中对“飞女郎”特性出现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列举了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是“爵士时代”女性主义新潮流，这是“飞女郎”出现的大环境。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和“主体”，而女性则是处于附属地位的“他者”，是“家里的天使”。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被划分为由男性主导的经济和公共领域，和由女性支配的家庭内的、私人的领域。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女性已不再满足于处理家庭内部事务，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从而引起了美国教育、公共健康、社会服务行业、艺术、种族关系、家庭关系和女性角色的整体变革。简而言之，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女性公众权利的兴起使“美国文化出现了一种女性化倾向”（a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这些改变使女性打破了传统的道德文化观念的束缚，不再满足于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积极争取男女平等、个性解放、自我的实现。

其次是弗洛伊德的性解放思想。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飞女郎”们都努力打破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观念的束缚，认为女性也具有性欲或性活力，而自由表现女性魅力、满足自己的性本能，是有益于女性的身体及精神健康的。据布鲁克林（Bruccolli）和布莱亚（Bryer）在《他自己的时代》（In His Own Time）中考证，20世纪初，弗洛伊德思想的广泛流传让“那些富裕的年轻女性”相信“她们都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受害者”，都应该“摆脱约束”，释放自己。

最后是美国中西部新富阶层的兴起。这些人“没有背景，没有传统，也没有礼仪”。对于这些毫无根基的新富人群而言，外表展示自然是最为便捷的身份形塑途径。

而以上所有的一切又都与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交织在一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以及电影、电话等新科技的出现，史无前例的阶级流动性、城市化、消费主义、广告和大众文化等融合在一起，对美国社会的价值观的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在大众传媒广告、电影和选美比赛的影响下，“大规模生产的衣物和化妆品盛销不衰，这也促使了一种新的、表面上更为自由的理想女性的出现”，从而形成了一种信奉个人自我创造的价值观。而这其实是现代性在美国新女性身上的体现。

电视剧《唐顿庄园》女性人物也出现过类似“飞女郎”的着装形象，显然是受到“爵士时代”女性主义新潮流的影响

尽管“飞女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于1929年就退出了社会舞台，但美国女性这种对“个性”和“风格”的表象的热衷,已随着都市文化波及世界各地，成为我们在面对都市视觉文化时必须警醒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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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视觉文化与表演性》

出版信息

书名：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视觉文化与表演性

作者：曹蓉蓉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页数：180

定价：48元

装帧：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