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范劲《 “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演化》

范劲翻译学通讯

2024-09-04

（本文选自：《 “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演化》导言）

本书是对一个学科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情形的考察。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系统理论，一个学科即一个功能性的交流系统，它规定了所观察的对象和反观自身的基本程序，为知识的生产、更新、传播提供了路径。个人的观察只有进入了学科交流系统，才被称为科学知识；只有采纳了系统允许的化简程序，才成其为专业研究。知识和学科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早在研究主体接触对象之前就已存在，可以说，连研究主体这一位置也是由系统规定好的。这就意味着，系统之内没有不正常，但系统本身却是不可思议的，即超越了一切主体意志。

《“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演化》 范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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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人文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更应该理解为系统性。系统本身的自我维持和持续运行，才是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人文学者作为观察者的理想既是和其对象取得一致，也是和自身所处的系统相合一。在一个最大限度摒除了个人偏见的观察中，观察主体不再是情感性、欲求性、意识形态性的自我，而是系统本身，观察就表达了系统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能把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理解为一个个独立系统，即“他们的”中国文学，且隶属于“他们的”世界文学，则无论何种关于中国文学的域外观点——即便出自最严谨的学者——都显得怪异，但是对怪异徒然表示惊叹，从来是理性贫乏的表现。同样，如果不能从个体上升到系统的立场，也很难注意到，我们所默认的“标准”中国文学世界又是多么怪异——在以“我们”的个别为所有人的普遍的悖论意义上。而任由自身在正常世界中逐渐麻木，以致不能理解正常当中的神奇，同样是理性的悲哀。也许，我们的确如此怪异——正因为不知道自身的怪异，才能全力投入系统运作，参与“中国文学”的知识生产和交流。显然，怪异和系统运作的结构性要求相关，它既是系统运作的产物，也是系统运作的动力，怪异不过是自我更新的知识体褪下的蝉壳。中国文学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系统条件下人为建构出来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学研究也非天生，而是社会演化到特定阶段、应社会运作之需而分化出来的交流系统。一个人不是因为实施了写作行为、生产了读物，就成为作家。说作家是天才、万物的立法者，是空洞的赞誉和抽象化的定义。毋宁说，系统安排作家成为文学的意义载体和功能符码，每一作家符号身上都承负无数期待，“天才”只是无数意义中的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有进入“文学”世界，写作的人和写成的读物才成为作家和作品。系统外的读物只关乎感性或认知，或有趣或无聊，或有益或无用，系统内的作品才有意义区分（区分就是意义）。就因为区分已经存在，许多人“知道”歌德或托尔斯泰的“意义”，却不一定真读过他们的作品。同样，有了那个称为“中国文学”的交流系统，才有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精神，有了家喻户晓的文豪如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有了流传千古的作品如《诗经》《离骚》《红楼梦》，有了诗言志、性灵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中国文学概念，也有了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这一对理念。如果每一作家或作品符号都担负特定功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德国译介者和研究者不自觉地夸大其对象的优越性（库恩[Franz Kuhn]把他翻译的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都当成世界文学名著），他们实际上是强调该符号以及作为观察者的自身在本系统内的社会功能，而无暇顾及符号在原系统中的“本体论”地位。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履行一项系统使命，却不一定知道具体指令是什么。
“中国文学”既然是社会的产物，且关联于社会系统的自我维持和演化，则“中国文学”不止一个：有中国的“中国文学”，也有中国之外的种种“中国文学”；有过去的“中国文学”，也有当代的“中国文学”，还会有未来的“中国文学”。按一般人的想法，中西方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分享同一对象领域，方法论上也理应是一家人。众所周知，正是基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研究框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才得以诞生，换言之，中西方“中国文学”在最开始时几乎是同一系统。然而，一旦中国社会接纳了“文学”理念，在自身系统内塑造出一个“类似”的子系统，其独立性马上就显现出来，并以独立性为进一步操作的前提。独立性体现在若干方面：首先，中国文学找到了（或建构了）自身的悠久历史和发展脉络；其次，中国文学有自身的批评传统和艺术感受方式，和西方文学分析手段和概念体系不一定匹配；最后，中国文学研究也有其自身的现实政治语境和由此而生的独特的社会需要，尤其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西方意识形态的紧张对峙也导致了迥异的文学理解和世界文学导向。这意味着，并无一种普遍“精神”贯穿所有场域，中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终究是相互独立的功能系统。中国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从国学和汉学的意识形态之争就可见一斑。但正因为如此，考察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更显得必要，理由是：首先，要重构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谱系，其西方支流不可忽略；其次，要克服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西论中用”的通病，也必须从学科体制上弄清楚文学知识的生产原理。德国学者很早就开始系统地观察中国文学，顾路柏（Wilhelm Grube）1902年初版的《中国文学史》是西方汉学史上的名著，硕特（Wilhelm Schott）18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述稿》甚至可能是世界上首次中国文学史书写尝试。德国学者以其思辨传统而自豪，处理异域对象时颇为自信，主体性立场和方法论特点突出。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因而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交流模式，为我们观察一个现代学术系统的产生、演变、分化提供了方便。细读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等于是在一个熟悉的问题领域，对西方学术运作进行一次田野调查。显然，从西方知识系统内部来观察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才能了解其观点的内涵和价值，把握其学术的体制运作。
自19世纪初以来，文学成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精神特性的象征，这就意味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文学间横亘了一道无法消除的鸿沟，各民族文学自成一体；与此同时，对异民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就成为不同文化间最为深入的互动形式。要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上进行成功概率极低（unwahrscheinlich）的交流，须借助一种被称为“世界文学”的象征工具，从而进入一个高入云际的“世界文学”的先验层面。西方汉学家授予中国文学作品的最高荣誉，一向是尊称其为“世界文学”。自然，这一超越系统的层面还是在系统内部设定的，所谓超越不过是悖论性的“假装超越”。观察者进行这样一种跨越鸿沟的努力时，会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对系统外客体的观察本身。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夸夸其谈的说教，有意识的意识形态干预大大减少，但也使真正的、类似生命本能的意识形态对双方来说都首次凸现出来。真正的意识形态出自系统本身，观察者并不知道他在利用意识形态。故恰恰是“纯客观”的认知态度才能呈现这种意识形态，研究活动成为真实的欲望、冲动的相遇场所，潜意识般的系统意识形态反映在理论取向、概念范畴、修辞技巧上，体现于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姿态和选择标准。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研究史的再研究也就发挥了双重作用：首先，在多数直接的认识视角被意识形态先行模塑的情形下，提供一个间接的、因而相对中立的视角，借以深入跨文化交往的潜意识层面——一部中国文学研究史，就是一部治理中国符号世界的历史；其次，既然涉及符号秩序的治理，就不光有规约性的消极一面，也有建构性的积正极一面，每一汉学家都既是规训者又是新的世界秩序建设者，故这一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寻找新的、更好的、为双方都能接受的中西文化元素的组合形式，探讨新的世界文化的可能性和具体路径，以“致中和”方式修正当前由西方主导的文化秩序。

本文选自

“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

——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演化

范劲著

ISBN 9787301343333

定价：168.00

内容简介：

本书由卢曼的系统论出发，考察德国汉学家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演化情形。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相当于一个自主的功能系统，按照自身程序生产所需要的全部要素，也将“文学中国”建构成一个共同演化的意义世界。本书力图从德国内部视角去描述这一系统的总体运作，从元理论层面去观察它对中国文学材料的选择、加工程序，以及融入更大的西方知识系统的路径，以期揭示中国知识在西方的生成规律。

作者简介：

范劲，贵州遵义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德文学和文化关系、德国现代文学、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曾在德国波鸿大学、特里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留学和访学。著有《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从符号到系统：跨文化观察的方法》，译有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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